邓家村村民在管护青菜头（资料图）

华龙网9月16日6时30分讯（通讯员 蒋莹）1978年12月，重庆涪陵大规模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的改革发轫于农村，周文发是亿万亲历者之一。40年沧海桑田，唯有脸上的皱纹映出岁月的痕迹，谈起包产到户的那段往事，74岁的周文发如数家珍。“从吃着‘大锅饭’到包产到户，那些年的事情忘不了啊！”周文发打开了话匣子。

困境

“大锅饭”里的共同贫穷

周文发是原世忠乡（现合并为江北街道）邓家村人。从1976年至1999年，周文发连续担任了23年的邓家村7组的生产队队长。在这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他既是见证者也是经历者。

“那时候，村里穷得叮当响，不少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周文发说，在没改革之前，村里实行“大集体”“工分制”，吃着“大锅饭”，大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全部上交给集体，集体再按照村民所积的工分，把粮食分发下来，在缺油少肉的那个年代，根本不够吃。

周文发说，那个时代，科技水平落后，种植技术也很原始，粮食产量很低，一年种早稻、晚稻两季，1亩两季总产量还不到800斤，能分到的口粮也就更少了，吃不饱是常事。

“‘大集体’的时候，什么都是平均分配，反正干多干少都一样，谁都没有干劲儿，上工也不好好干活儿，‘磨洋工’耗时间。”周文发说，那时候，真的是共同贫穷，吃饱穿暖成了大家共同的愿望。

周文发向本报笔者讲述包产到户的往事 通讯员 李辉 摄

转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谈起生活在“大集体”的滋味，周文发频频摇头。当问及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周文发没有丝毫的犹豫，脱口而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周文发回忆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邓家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包产到户，但这个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全面铺开，而是分步骤实施的。

周文发介绍，最开始是实行“水统旱包”，就是水田以小组为单位，由每组小组长负责集体耕种，当时生产队共分3个小组，旱地则是分配下户；到了次年，水田才由集体耕种改为分配下户。

村民有了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每家每户都精耕细作。周文发说，实行包产到户后，村民们种地积极性普遍提高，出现了比着干活的现象，都希望自家的责任地获得高产。大家交够国家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收成好不仅不会饿肚子还能有余粮，日子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好了起来，再加上喂猪喂鸡，虽不能顿顿吃肉，但肚子里油水多了。

难题

丈量分配田地引发矛盾重重

实行包产下户，如何丈量、分配田地，成了最大的难题。周文发想到当时丈量、分配田地时所引发的矛盾，不禁皱起了眉头。

“当时，村民们听说实行包产下户，个个都积极拥护，高兴得很。”周文发说，但到了如何丈量、分配田地时，就引发了很多矛盾，每个人都想分到肥沃且灌溉条件好的田地。

周文发说，邓家村7组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在1964年“社教”运动时，把两个生产队合为了一个生产队，所以人口多、地域广，在丈量、分配田地这个问题上更是难上加难。

周文发已经记不清为了更好更公平地丈量、分配田地开了多少次群众大会，也记不清为了调解纠纷串了多少次村民的家门。

最终大家确认了按照田地肥瘦及产量的多少来搭配进行分配，分配顺序由村民自行抓阄决定，最大程度地确保分配田地的公平公正。“当时生产队约300人，田地共300余亩，每人大致分1亩的田地。”周文发说，分配好了田地，才是真正地实行包产下户。

实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农民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向发展多种门路的商品生产转变，大家手里有了钱，修房造屋、购置生活用品，日子一天一个样儿。

憧憬

今后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家村也不例外。公路通了、生活生产用电通了、农业税取消了、“村村通”有线电视进农家……一系列的巨变带给村民的是生活水平实实在在的大幅提升。

谈及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发展变化，周文发感慨地说，包产到户的实行，农村改革的不断推进，使得40年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推崇的不再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老三件’，现在流行的是洗衣机、彩电、冰箱、手机‘新四件’，顿顿有肉，晚上可以看电视，还能随时打电话，这些在改革开放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周文发说，现在国家政策好，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如今的好日子，都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坚信今后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周文发满脸欣喜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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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最初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由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户最先开始实行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度。由于是以农户为单位负责完成整个农业生产周期内的全部生产任务，劳动的最终成果和承包户的经济利益联系比较直接，因此有利于改进技术，提高产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1978年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同时，发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于是涪陵地区大规模地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实践中创出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组（户）、包干到户等，强调统分结合，基本方式是分户经营。但都是坚持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公有制长期不变、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坚持“三者”（国家、集体、个人）兼顾为前提的。这一重大变革，使农村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水平，主要是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克服了管理上的高度集中、平均分配的种种弊端，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转变，社会主义农业显示了强大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