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方言“土”，江津方言“怪”。

“每次有人听说我是江津人，都要让我表演说‘六’，说‘不’。”“他们都说我的江津口音土，土到掉渣渣。”……对于在其他地区生活工作的江津人来说，一口流利的江津方言或者带有江津口音的普通话都让他们受尽“委屈”。

江津方言的“土”究竟有何来源？现代江津方言究竟如何形成？此刻，让我们以书为筏，以笔为篙，沿着江津的历史长河，从五千年前的“先巴文明”向今而溯，寻一寻江津话的“根”，溯一溯江津人的“源”。

事实上，江津方言不是“土”，而是较为完好地保留了“古入声”。《吴越春秋》中的《弹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篇出现时间比《诗经》还要早的上古歌谣，描写了古代先民制作工具到进行狩猎的全过程。歌谣中的“宍”同“肉”，用普通话读并不押韵，而江津方言中的“肉”音同“如”，一个读音改变，整首歌谣瞬间押韵。而今，这样特殊的发音还大量存在于江津人的生产生活中，骨头、吃饭、桌子、特别、没得、日月、杀熟、热烈、激动、日气、十恶不赦等词句，读起来依旧古声古韵。若你还觉得不过瘾，大可用江津方言朗诵岳飞的《满江红》，每句最后一字“歇、烈、月、切、雪、灭、缺、血、阙”，用江津方言一读，不仅合仄押韵，还更平添了一份遒劲苍凉的磅礴气势。

现代江津方言的形成还与江津的移民历史有关。中古汉语有平上去入四声，至元代，平分阴阳，浊上归去，入派四声。如今，通过现代汉语声调早已无法轻易分辨出古入声字。但江津方言特立独行，大部分保留了古入声。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江津有入声是因为四川方言入声区方言由中原汉语直接发展而来，无入声方言由明清时迁入四川的移民带来的明清官话发展而来。

能够对方言、文化等产生影响的大规模移民，在江津历史上就有三次之多。第一次大移民发生在商武丁年间，巴人驱逐僰（bó）人建立了周的属国巴国，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巴文化由此诞生；第二次大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元末明初、清顺治年间出现了两次移民高潮，来自两湖两广、福建、江西、中原等客家移民大量涌入，形成了江津土著文化与客家文化的大交融；第三次大移民发生在近现代，包括抗战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三峡库区建设等多次内迁移民。

而要论影响最深刻的移民，自然要数“湖广填四川”，现代四川话就是在这次大移民中形成的，江津方言也深受其影响。元末明初，红巾军大起义，明玉珍率军入川（今重庆地区）建立大夏国，带来了20万农民军和随之而来的大批缺地少田的农民，拉开了“湖广填四川”的序幕。至明朱元璋打下天下后，“两湖两广”大量移民入川开荒种地，为当时的江津大地带来了生机。明末清初，前后经历了80年战乱、灾荒和瘟疫，四川、重庆、江津域内，出现了“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的境况。清顺治十年，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清政府用强行与奖励相结合的手段，让两湖两广、福建、江西数百万移民来到重庆、江津等地插笘为业。

众多移民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更带来了绚丽缤纷的各地文化，在生产生活中，这些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相互碰撞、交融，最终形成了江津特有的丰富文化内涵。漫步在真武场客家会馆群，你可以尽览江津本土建筑与客家建筑的和谐交融，福建会馆天上宫妈祖庙、广东会馆南华宫、江西会馆万寿宫、湖广会馆禹王宫、陕西会馆三元庙，这些建筑或多或少保留了移民发源地的特色，又十分“接地气”地融入当时江津本地的建筑风格，成为了亮丽的移民景观。除了建筑文化，信仰文化与民俗文化也随着移民的迁入而有所丰益和改变。塘河廷重祠、慈云刁家祠、白沙邓家祠、川主庙、五显庙、桓侯宫等信仰遗迹，闹元宵、石蟆百戏、白沙杂耍等民俗活动，都是发源于全国各地，融合于江津地域，是多元文化汇聚的结果。

言有古韵，行有遗风，数千年的迁徙融合，成就了江津多元璀璨的文化，也培育了江津数不尽的风流人物。2003年，重庆市评选的100名文化名人中，江津入选的就有共和国开国元勋聂荣臻、天下第一长联作者钟云舫、著名白屋诗人吴芳吉等10人。除此之外，人杰地灵、开放包容的江津，更吸引了不少名人志士前来求学寓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邓稼先、周光召等就曾在江津求学，而伟大的革命家、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更是将晚年生活寄情于江津的山水之间。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