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8月31日16时讯（通讯员 王永威）在重庆市开州新城区往北5公里处有座山脉，顶部轮廓状似凤凰凌飞，是开州人熟知的盛山，当地百姓又称其为凤凰山。其山势巍峨，风景秀丽，“突兀高耸”，直入云天，背依九岭，环抱双江，极目远眺：群峰列屏，平湖似镜。

因《盛山十二诗》而闻名天下的盛山，自唐以来就是开州文明的象征。汉唐时期创建的宿云亭、隐月岫、流杯池、琵琶台、盘石蹬、葫芦沼、绣衣石、梅溪、桃坞、瓶泉井、茶岭、竹崖等盛山十二景，以及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次形成的盛山堂、芙蕖书院、大觉寺、藏经楼、白骨塔、东岳庙、岩观音、艺术长廊、刘伯承同志纪念馆等远近闻名的景观景点，不仅仅是开州历史文化符号，更是开州人的一种精神寄托。

沧海桑田，岁月更迭，时至今日，尽管诸多景点都在浩瀚的时光中被淹没，但他们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却重来没有远去。

盛山，千百年积淀下来的文化犹如一杯醇酒历酒弥香，承载着开州人永远抹不去的缕缕情韵。

一

《寰宇记》：“盛山在州西北三里，突兀高耸。”《夔州府志》：“盛山在县北三里，突兀高峰，为县主山。山如盛字，故名。”《咸丰·开县志》：“唐韦处厚知开州，有盛山十二景诗，韩愈为之序。杜甫诗‘拄笏看山寻盛字’，盖以状言也。上有宿云亭、隐月岫、流杯池、琵琶台、磐石磴、葫芦沼、绣衣石、瓶泉井、梅溪、桃坞、茶岭、竹崖为十二景，今圮无存。”清代开县知县胡帮盛《盛山积翠》诗中云：“象形寻盛字，疑是钟王造。”种种文献都告诉人们：盛山因形如“盛”字而得名。

“‘柱芴看山寻盛字’，盖以状言也。”这句话中杜甫的诗缘何而来，已无从考证，从何种角度看盛山形如“盛”字亦难以寻觅。但有资料记载：盛山在开州故城北面，故城曾有城门曰“寻盛门”，站在城门中细看此山形如“盛”字，一笔一画言之凿凿，可今人大多未能目睹到盛山如“盛”字的真实面目。

其实，盛山的来历不管人们怎么诠释，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去审视盛山，说它是开州“吏治文化之始、农耕文化之源、科举文化之本、宗教文化之根、旅游文化之魂。”一点也不过分。近2000年的文化交融、积淀、传承，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盛山文化。在今人的眼中：盛山是开州文化的辉煌名片；开州人文精神的象征；开州邑人心灵栖息之地。

钟灵毓秀的盛山，是开州历史人文聚集地，是开州山水文化的代表地。盛山文化是开州历史文化长卷中最灿烂、最瑰丽的缩影，在历史的进程中，不难发现盛山文化起于对自然山水亲近的诗赋文化，兴于“学而优则仕”的举子文化，盛于制度文明发展。自唐代形成以来，对后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二

唐代以前，关于开州的文字记载甚少，有关盛山的记载更是寥寥无几，仅在《华阳国志》、《水经注》、《宋书》、《南齐书》中有只言片语关于山水地理的记载。然而历史的印迹是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泯灭的，随着三峡工程的上马，以开州故城为中心的三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相继展开，众多的考古资料和遗存表明，远在商周时期，开州农作物耕种就已经形成，相比巴人较为先进的渔猎技术，耕作技术也仅仅是刚刚萌芽。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遗迹遗物的进一步呈现表明，开州到了秦汉时期，耕作技术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发达的时期，与此同时，这个时期开州先民在盐业生产技艺、茶叶制作技艺上都有了长促的发展。

尽管如此，由于地处巴峡之间，汉夷交错之地，在空间距离上，秦汉时期的开州，无论是相对于洛阳还是长安，都属于偏僻之地、荒蛮之地，政治经济凋敝、社会文化落后。

时至唐代，开州还是被唐人称为烟瘴荒蛮之乡，被列为“蕞尔下州”，也因此成为唐朝权利中心贬官逐臣的流放之地。唐代先后就有杜易简、唐次、王伾、柳公绰、宋申锡、韦处厚、杨汝士、温造、窦群、催泰之等一大批显宦重臣贬谪到开州，或为刺史或为司马。对于这些重臣名宦个人来讲，是件很悲惨、很失意的事情，但对于开州来说却是一次良机，这些名宦重臣给封闭偏远的开州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为这片贫瘠的土地留下至今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宝贵遗产。

唐代这一大批著名的政治、文化名人因不同的原因接踵而至被贬开州，或深或浅地与盛山发生着关系。对盛山文化乃至开州文化地位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些政治、文化名人无论因何缘由贬谪于此，都没有沉沦，相反却能励精图治，关注民疾，改善民生,移风易俗，传播文化。在艰难忧患中体现了士大夫们可贵的、富于儒家政治使命感的政治节操和卓越风范。逐渐构建起了以吏治文化、诗赋文化和儒学文化为核心的“盛山文化”，为开州历史、开州文化书写了一篇又一篇浓墨重彩的华章，使得开州声名远播，并在渝东北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盛山文化的形成当以开州城池变迁为始。谈到开州城池变迁，应当归功于第一个被贬到开州的考功员外郎杜易简。杜易简是一位天才般的少年才俊。《旧唐书》里说他九岁能文，年龄稍长，便“博学有高名”。年纪轻轻就考中进士，并担任了殿中侍御史之职。到唐高宗咸亨四年，杜易简已官至考功员外郎，可谓官运亨通。倘若杜易简在官场老是这么顺风顺水，想必就和开州无缘了。赶巧的是唐高宗李治身边冒出了那个被骆宾王骂作“狐媚偏能惑主”的武昭仪，在朝廷重臣许敬宗、李敬玄的鼓噪下跃跃欲试，一心想当皇后。而当朝宰相长孙无忌、褚遂良和吏部侍郎裴行简则坚决反对。杜易简很不幸站在了这些人一边，他不知道武则天当不当皇后原是皇上的家事，只有唐高宗本人说了才算，竟然写了一道奏疏去弹劾李敬玄。唐高宗李治龙颜大怒，不久就找了个“恶其朋党”的借口，下一道圣旨，将杜易简贬为开州司马。杜易简在开州的时间不长，其政绩在史料中也难以寻觅，但是有一件事是明晰的，是他促成了汉丰古城从南河南岸迁移到南河北岸的盛字山下，迁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从正史中难以找到考证资料，但从他的才智见识和儒学思想来推测，他迁城的目的之一应该包含“依山傍水、坐北朝南”的城市风水学理念。汉丰古城的北迁，亦可算是盛山文化之开端。因为外圆内方、十二道城门的双环形古城建筑风貌，本身就是儒家文化的具体呈现。

如果说杜易简引导了盛山文化的开端，而后被贬开州的大唐著名的散文家、政治家唐次则属盛山文化名副其实的奠基人。

唐次出生于官宦之家，唐次的叔祖唐俭辅佐李世民登基的重要任务，唐初受封莒国公，做过礼部尚书，位列唐朝开国二十四勋臣，肖像绘上凌烟阁。足见其家世之显赫。贞元八年，唐次因窦参所累，被贬至唐人眼中“经济落后、文化尚不发达”的开州。

在大唐王朝贬往开州的众多名宦重臣中，唐次大概是在开州呆得最久的一位。从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夏四月贬到开州，到贞元十九年冬转任夔州刺史，唐次在开州足足呆了12年，转徙巴渝的时间更是跨越德宗、顺宗、宪宗三朝。

唐次在政治上是一个坚守信念的人，在开州十二载，晨钟暮鼓，焚膏继晷，为开州礼制文化、吏治文化、农耕文化、诗赋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启了盛山文化之芳华。

唐次谪居开州期间的政绩为正史所不载，但在唐朝政治家、文学家、宰相权德舆所著《开州刺史新宅记》、《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两篇文章中对唐次治理开州的政绩有较高的评价。《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载“八年夏，（唐次）佩盛山印绶……于是惠而保之，四封熙熙，比岁连课，为百城表率。”可见，唐次治理开州的政绩相当突出，州府每年都有丰厚的财政收入，可谓是百业兴旺繁荣，政绩当作为许多地方州府的表率。《开州刺史新宅记》载：“……贞观八年四月，北海唐侯文编承诏为郡。既至，则敷宣化条，简易廉平，居者胥悦，流者自复，期月有成，三年大穰，狱有茂草，野无弃地。既均而安，既阜而蕃，官修其方，物有其容。”可见，唐次在治理开州时建筑州城，廉洁勤政，深受爱戴；改善民生，社会安宁；促进生产，发展农业，百姓富足。两篇文章对比印证，唐次在开州十二年，实实在在地做到了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

唐次写于开州的传世散文《祭龙潭祈雨文》是一篇记录他日常政务的文章。作为刺史的他必须遵循唐代的典章制度，“祈社稷及境内山川”，故坚持主持祈雨、祈晴活动是他日常政务的一部分。在《祭龙潭祈雨文》中能看出，当他面对“今岁旱灾，金石将流，水不润下，江不胜舟，童叟皆萎，稂莠满野，雷隐隐而有声，雨垂垂而不下”的干旱景象是，祈盼“鼓动雷霆，稔此蒸人”，“黎元鼓舞，既庆成熟，而无历疵”，字里行间无不包含感念民生疾苦的拳拳之心。这不仅能表明他遵守礼制，更能反应他勤于政务，关爱百姓的政治担当。

由此不难发现，唐次来到开州，奉行“简易廉平”、休养生息的治本之策，不贪腐，不扰民，不折腾，短短三年，便四野丰饶，居者安乐，流民复归，社会太平，连监狱都长出茂密的野草来了。为开州清廉敬业的吏治文化、遵章守典的礼制文化和富饶的农耕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励精图治，遵章守典，勤政爱民。”仅仅是唐次在开州作为行政长官的政治担当。当其在开州刺史任上多年不获进用，尤其在被西川节度使韦皋赏识，“抗表请为副使”却遭到德宗“密谕皋令罢之”后，作为古代文人那种威武不能屈的执着秉性也暴露无遗，为此事悲愤不已，大有誓不罢休之势。《旧唐书》中载此事曰：“此久滞蛮荒，孤心抑郁，怨谤所积，孰与申，乃采自古忠臣贤士，遭罹馋谤放逐，遂至杀身，而君犹不悟，其书三篇，谓之《辩谤略》，上之。”

唐次著名的《辩谤略》就是他在开州积极的政治作为和不得重用的矛盾悲愤中诞生的。在文章中他将个人的遭遇相类于古代的忠诚贤士，认为是因为皇帝偏信于奸佞之徒的谗言，才有了自己被放逐蛮荒之地的遭遇，这种感受犹如屈原《卜居》所言“黄钟毁弃，瓦缶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文章有理有据，声情并茂，直言“君犹不悟”，急切地表达了自己希望拥有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尽管德宗皇帝收到三篇《辩谤略》后有所醒悟，但也为唐次把自己比作贤臣、把皇帝比作昏君而震怒，最终没让唐次达到被召回长安的愿望。也正是因为他的政绩和《辩谤略》雄文，在新皇帝宪宗即位后被召回，并委以中书舍人之职，惜未至而卒。但是《辩谤略》的影响并没有应为唐次的去世而烟消云散。新皇帝李纯在仔细阅读了《辩谤略》后，不但青眼有加，而且兴犹未尽，于是传令学士沈传师组织人力广泛搜求类似的史料，务使汇编成集。翰林院那帮皓首穷经的书生忙碌了大半年，在唐次《辩谤略》的基础上增加了数篇类似作品，联为洋洋洒洒十大卷。宪宗皇帝以自己的年号重命书名，叫作《元和辨谤略》，由此可见，唐次这三篇散文分量有多重。

唐次的三篇《元和辩谤略》，一方面反映了他作为受命于魏阙之下的政治家身份的一种责任担当和远大理想，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他作为文学家身份的文学才气和成就。蛰伏开州十余年，作为政治家几乎都是在捱着难熬的寂寞，难以施展更大政治抱负。而作为文学家他，却在精细雕刻着他的时光，他在开州刺史任上所著散文、诗歌成就就是很好的见证，其文学成就比政绩影响更为广泛更为深远。

唐次凭借其深邃的文学素养，娴熟的创作技巧，强烈的政治抱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加上唐次的家学渊源、师承关系以及在古文运动中的影响力，使他在开州刺史任上创作的雄文《辩榜略》（三篇）、《祭龙潭祈雨文》、《祭杨判官八弟文》等，成为唐代古文运动文学卓越成就的构成部分，在古文运动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无论是其文学创作理念，还是文学实绩都深刻的影响到了稍晚于自己的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韦处厚等文学大家。

唐次作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除了创作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散文力作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而且这些诗歌绝大多数是在开州刺史任上所作。诗歌题材基本取决于盛山，这些关于盛山的诗歌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文学艺术，都得到了同时代文人的极大关注，文道合一的思想、平易自然的文风、抱瑜握瑾的气节，都令文坛友人敬仰，一时唱和其诗文的文人众多。唐代的文学家、政治家权德舆将唐次及唱和者描绘盛山的诗歌编著成集，名曰《盛山唱和集》，并亲自为之作序。权德舆在《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里写到：“此北海唐君文编盛山集之所作也。……理盛山十二年，其属诗多矣！……非交修继和，不在此编，至于营合道志，咏言比事，有久敬义焉”，不难看出，唐次写盛山的诗歌数量众多、内容广泛、志趣高远。其诗和者广众，共计二十三人，作者则“汉庭公卿左右曹方国二千石军司马部从事暨岩栖处士令弟才子”；艺术成就高妙，感召力之强，因此读之有“恐其卷尽”的感觉。

宰相权德舆在《祭唐舍人文》中写道：“弱冠知名，时推隽贤。含章振藻，金石在悬。缘情放言，采组相鲜。”弱冠之年的唐次，就能得到当时文章大家权德舆如此高的评价，就不难想象《盛山唱和集》艺术成就之高。遗憾的是《盛山唱和集》今已失传，仅有权德舆《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尚存于世。据史书记载“《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盛山唱和集》一卷。其后宋元人书目未见著录，当已亡佚。”《盛山唱和集》虽以亡佚，但其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对盛山文化的形成和开拓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对后来盛山文化的发展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唐次在盛山文化形成中的影响力，其实在他自己家族中也得到了应证。他在开州十二年，不但写成了大量精美的散文、诗歌，还养大了两个儿子，并把他们都培养成了进士。《旧唐书．列传140》的“文苑”篇中，一共列举了唐朝59个著名诗人、散文家的大名，唐次和他的儿子唐扶、唐持，以及唐持的儿子、晚唐著名诗人唐彦谦，全都赫然在列。而这一干唐氏父子昆弟，其精神与人格的磨砺与养成，几乎都是在僻静的开州盛山完成的。足见唐次和盛山文化相互影响有多大、多深。

如果说唐次为盛山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另一位出任开州刺史的唐代政治家、文学家、藏书家韦处厚则将盛山文化推向了顶峰时期。

韦处厚元和十一年出任开州刺史。在开州任上不足三年，其具体政绩历史文献记载也很欠缺，难考其详。但在开州刺史任上所作《盛山十二诗》却广为流传，并且得到众多名家唱和，这不仅是开州文化史的第一盛事，就在唐代辉煌的诗歌史上也算是一件无以伦比的盛事，自唐代以来的所有重要文学文献中都能找到有关《盛山十二诗》的记载，不可谓不丰。

韦处厚原本是因宰相韦贯之军事主张不合圣旨而受牵连被贬至开州做刺史的，失落之情难以言表，但纵观其《盛山十二诗》却全无贬谪的凄怆悲伤，相反，在诗人笔下的开州生活是恬淡闲适、宁静舒心，充满田园牧歌式的诗意生活，如《宿云亭》：“雨合飞危砌，天开卷晓窗，齐平联郭柳，带绕抱城江。”又如《桃坞》：“喷日舒红景，通蹊茂绿阴。终期王母摘，不羡武陵深。”再如“激曲萦飞箭，浮沟泛满卮。将来山太守，早向习家池。”因此韦处厚《盛山十二诗》在唐代诗坛广为传播，引得元稹、白居易、李景俭、严武、温造、张籍等多位政坛文坛名宿争相与之唱和，尤其是诗人张籍依照韦诗原韵所作《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可谓是克隆了韦处厚的《盛山十二诗》。

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韩愈在《开州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称“盛山十二景诗与其和者大行于时，联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为者将日益，则分为别卷，韦侯俾余题其首。”由此不难看《盛山十二诗》及其和诗的影响有多大，亦能看出韩愈对韦处厚《盛山十二诗》的赞赏。“盛山僻郡，夺其所宜处，纳之恶地以枉其才，侯将怨且不释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则跃跃以喜，不利则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岂韦侯谓哉！”则看得出韩愈极力推崇韦处厚进退淡然的人生态度。“韦侯所为十二诗遗予者，其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岩石，追逐云月，不足日为事。读而咏歌之，令人欲弃百事，往而与之游。”由此可见《盛山十二诗》着实让文坛领袖韩愈深受震动，竟然生出对开州僻郡的向往，“欲弃百事而与之游”！在中国古典诗歌最辉煌的唐代，韦处厚的《盛山十二诗》引出的这一诗歌盛事，在中国诗歌史上也可谓一朵奇葩，使得开州的名声和地域形象第一次以诗化语言被如此热烈地传播到大唐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并流传千秋。

纵观中国文学史，除《全唐诗》外，宋人编著的《文苑英华》、《方舆胜览》、《唐诗纪事》、《困学纪闻》，明人编著的《蜀中广记》、《全蜀艺文志》、《唐音统签》，清人编著的《唐诗》、《全唐诗》、《唐音癸签》等文学巨献中均收录了韦处厚《盛山十二诗》，足见其在中国诗歌史的突出地位，以及备受重视的程度。

与“吏治清明”的政绩相比，“重文兴教”是他在开州的最大政绩。韦处厚在元和十一年（816年）在开州建立儒学署。据《万县地区教育志》载：夔州（今奉节）在宋代庆历年间（1041年）建儒学署；忠州（今忠县）在宋绍圣三年（1096）建儒学署；云阳县在元代至大元年（1308）建儒学署；万州于明代嘉靖元年（1522）建儒学署。由此可见，开州儒学署早于渝东北地区其他州县很多年。有了“儒学署”，州府有了管理学务的部门，士人有了读书学习的地方，于是学堂、书院、学校这根文脉便绵延下来，才有开州历史上的那么多的文人、名宦。在盛山建立长宁寺（即现在的大觉寺），并与禅林大师清公、柳律结为方外交。寺庙建设也很快遍及江、东、浦三里。

因此，韦处厚在开州三年中推行的吏治文明、文化教育、佛教文化将盛山文化的内涵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然，在唐代除了唐次、韦处厚外，性强敢直言的散文家穆質；“起居皆有礼法，贤良方正”的唐朝名臣、书法家柳公绰；迫使武则天还政于李唐的催泰之；“体悉民隐，士民慕之”的唐朝名臣、礼部尚书温造；“在开有济人利物之政”的尚书右丞、兵部尚书宋申锡；夜袭蔡州城的状元郑澥；“永贞革新”的代表人物散骑常侍王伾；咬下一节手指放在棺材里为母亲陪葬的窦群；引爆“牛李党争”的杨汝士；以直取祸的“意见领袖”穆质；重要的军政人物窦智纯等，或从“勤政清廉的”吏治文明，或从“忠孝节义”的礼制文化，或从“和丸教子”、“压倒元白”的精神层面都丰富着盛山文化的形式和内涵，让盛山文化变得饱满而深邃。

三

盛山文化的建构者以不拘一格的文学手法描绘着盛山的容颜，以多元的思想丰富着盛山文化的内涵，以敢为人先的行动升华着盛山的精神，并用优秀经典浇铸着开州文化。

盛山文化的形成，是唐代名宦重臣相继莅开而逐渐构筑起的文化长城。他们要么是因为朋党之争而被排挤出京；要么是因为个性率直忤逆于皇上而被驱逐出长安；也有少部分是因为其他原因任职开州的。不管这些官员是因何种原因而为官开州，但在他们郁郁不欢的背后，也暗自庆幸自己远离了那种政治旋涡，面对开州清新静谧的自然山水，失落也罢，不甘也罢，全然已无心灵羁绊，身心得到完全解脱。这些被流贬的士大夫骨子里都包含着儒家“修齐治平”、“致君尧舜”的思想，即使是被贬到这个蕞尔之州，也依然不忘自身的使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关心民疾、移风易俗、兴利除害、改善民生，政务闲暇之余著书立说、赋诗作文，倡导礼乐，在艰苦忧患中不坠青云之志。也正是执政唐代士大夫这种声名胸怀、勤政廉明的精神品质和价值取向，为开州历代为官者树起了榜样。五代的慕容章；宋代的刘源、王政辅、陈公景；元代的赵寿；明代的王勋、邱莹、璩镇海、赵河、孟铎、李用中、周九龄、郭惠；清代的郭孝穆、林丹云、陈长墉、李肇奎、林元凤、胡邦盛，以及现代的陈仕俊等。这些政治名人的清廉官风在开州形成了一道靓丽风景线。对开州人文精神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盛山文化的起源与开州山水相依的诗赋文化密不可分，无论是唐次还是韦处厚在开州的文学实践都深刻地影响着开州历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文学艺术实践。

《盛山十二诗》绝不仅仅在大唐诗坛引起轰动，引得当朝诗坛众多名宿为之唱和，文坛领袖韩愈的推崇。对历朝历代的诗人及其诗歌发展都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宋代著名诗人冯山有和诗《开州盛山十二题》，宋代文学大家韦骧有和诗《和唐韦相国盛山十二咏》。以至于清代诗人曹珍贵在《登城望盛山诗》中写道：“城上烟云想落毫，为谈点画对戮曹。千秋鸟迹山形在，一代诗人纸价高。待筑崇台延岫月，欲寻幽棹访溪桃。昌黎徒作褰裳态，莫厌登临日几遭”。此诗，极概括地述说了盛山及《盛山十二诗》引发的诗坛盛事之情态及影响之广泛。足见《盛山十二景诗》在历代诗歌发展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韦处厚《盛山十二诗》是在对盛山游离后，在自然审美活动中创作的一组景观诗，他同唐代的其他景观诗一道，以“其‘总分’标题形态、独特的组景方式、多样化的题名格式及‘诗画相生’的创作方式，开辟了景观审美的新境界，为后代八景诗创作奠定了基础。”笔者不敢妄言《盛山十二诗》就奠定了“八景”诗的形成，但从李正春《论唐代景观组诗对宋代八景诗定型化的影响》一文的论述中，不难发现《盛山十二诗》在后代“八景诗”体式的定性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开州后来的《汉丰八景》、《新浦八景》、《西流八景》等八景诗，不仅传承了盛山文化亲近自然、歌以咏志的文化形态，更为开州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尤其是多人唱和的《汉丰八景》就传承了以山水赋铭、和诗填词的文化习惯，也为盛山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乾隆·开县志》：“蜀自文翁立学于前，高朕宣化于后，由是蜀士彬彬然，始知向学己……开虽僻隅，其所以沐诗、书、礼、乐之泽者，至深且饫，又岂仅媲美齐鲁也哉。”《咸丰·开县志》载：“汪光禄，乎君子也！其家教严肃，有万古君风，故其世多贤裔云。严公之减税溥惠，是循吏也。并著之。嗟乎！开自韦侯诸公以文兴教，乃其乡俊落落，千载后仅一见焉，才难不其然哉”。可见从唐代开始的盛山文化，在后世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开州文化之鼎盛。造就了唐代备受韦侯赏识的进士李潼、崔冲；明代为政清廉的汪瀚、严琥；清代翰林院编修陈坤，贵州巡抚沈西序，能诗善文的永清知县陈昆，两江总督李宗曦等等。再度扩展了盛山文化的内涵。

在前人博大胸怀、勤政清廉的精神影响下，开州先贤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对中国革命的自觉，在近代得到了充分体现，公车上书六举子、辛亥革命同盟会会员、以王润波烈士为代表的抗日英雄、红岩十四英烈、一代军神刘伯承等仁人志士让盛山文化在早期的吏治文化、诗赋文化、科举（教育）文化基础又增添了名人文化、革命文化，极大地丰富着盛山文化的内涵。

当然，历经千余年的传承发展，盛山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和成果远远不止这些。“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勤政清廉、重教尚礼的盛山文化已经深深影响着整个开州人的各个生活层面，贯穿于开州人思维与言行中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人文模式、审美情趣，更是促成了开明开放、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