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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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红

来源:华龙网2017-01-20

  一、人物简介

  韦红,男,1981年8月生,现任南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管理科职员。

  二、事迹概述

  妻子临产前,他临时受命远赴昌都去援藏,期间的经历,他此生难忘;哪有疫情,往哪钻,既要及时控制疫情蔓延,又要保证自身安全,他不敢半点低沉,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哪有艾滋病患,往哪赶,即使对方不配合,甚至破口大骂,他都耐心解释,直至病患主动接受治疗。“我的工作就是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增添一份希望的力量。”韦红说,青春很短暂,能够在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尽力为他人做一些有用的事,就是最好的自我价值实现。

  三、详细内容

  以己之力给人希望

  ——记南川区疾控中心干部韦红感人事迹

  青春是什么?有人说,青春是一部电影,每个人演绎着自己的角色与人生,或激昂或低沉。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说,青春时代是一个短暂的美梦,当你再醒来时,它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但对于南川区疾控中心35岁的韦红来说,青春既不低沉,也不会在梦醒后消失无踪影。

  妻子临产前,他临时受命远赴昌都去援藏,期间的经历,他此生难忘;哪有疫情,往哪钻,既要及时控制疫情蔓延,又要保证自身安全,他不敢半点低沉,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哪有艾滋病患,往哪赶,即使对方不配合,甚至破口大骂,他都耐心解释,直至病患主动接受治疗。

  “我的工作就是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增添一份希望的力量。”韦红说,青春很短暂,能够在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尽力为他人做一些有用的事,就是最好的自我价值实现。

  妻子临产在即 他志愿受命援藏

  2014年4月,重庆每年对口援藏志愿者工作启动了。原本因为妻子临产在即,并未报名参加援藏工作的韦红,却在4月底接到了援藏推荐通知。

  拿着这份沉甸甸的通知,看着刚满三岁的女儿和即将在6月临产的妻子,韦红有说不出的愧疚。年迈的父母知道劝阻无用,只有沉默。妻子因为担心自己生产时,家里的老人无法照顾好一家大小,虽也极不赞成,却也没有过多阻拦。

  2014年5月17日,在万般不舍和无尽的牵挂中,韦红跟着来自重庆各地的10多个援藏志愿者一起出发前往西藏。在经历了两天的车马劳顿后,一行人终于在18日到达了援藏目的地——海拔3850米的昌都地区芒康县。韦红和另一名从事疾控工作的志愿者被安排住进了当地疾控中心三楼的一间单间宿舍里,楼下就是他们援藏期间的办公室。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当地的疾控防治工作严重滞后,很多基本的防疫工作没能开展。因此,初到芒康的第一个月里,韦红的工作基本都很固定:上午给当地医生培训现场流行病学,下午教授网络实际操作。因为要做的事情很多,就连妻子生产,韦红也没能抽身回家看看,只能偶尔看看妻儿的照片一解相思之苦。

  孩子出生一个星期后,韦红接到了父亲打来的一个电话“今天娃儿妈出院,太阳楞个大,你找个车子来接哈嘛?”

  父亲这个电话让韦红内心的愧疚变成了无尽的自责:媳妇生产,自己却不在身边,家人最需要的时候,自己却无法伸手帮忙,这份亏欠永远无法弥补。放下电话,韦红赶紧给南川的朋友打电话,让朋友帮忙把妻儿接回了家。

  经过一个月的援藏工作,当地的疾控防治工作有了很大起色,艾滋病咨询室建起了,接种门诊业务运行起来,疾控网络体系也变得通畅了。

  如果说前一月的援藏工作只是简单的脑力活,那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韦红所从事的便是既烧脑又伤体力的苦差事。

  “受地理环境、语言和文化不同影响,下乡开展传染病防治工作、处理疫情就变得特别难。”韦红说,因为芒康县大多数乡镇都距离县城远、路况又差,所以到各乡镇开展传染病防治工作,能够坐两三个小时的车就到目的地就算不错了,大多时候都需要花上半天的时间走路或者骑马去。

  2014年6月中旬的一天早上九点,县疾控中心接到了来自宗西乡的疫情报告:寺庙里有几个喇嘛身上长了脓疮。这个乡镇是一个喇嘛聚集的偏远地方,距离县城有四个多小时车程,两小时国道、两小时泥巴路。考虑到语言文化差异,出发前,韦红和同事提前带了一名当地人作翻译。可到了那里才知道,因为宗教信仰,即便知道韦红他们是去给喇嘛看病,也不允许他们进入寺庙。韦红只好站在门口,远远地观察病患所居住的地理位置,然后画出平面图进行现场分析,查原因。足足站在门口两个多小时后,工作才得以结束。此时已近下午四点,午饭还没着落呢,几个人只好从喇嘛手里买了几盒方便面填饱了肚子。等回到宿舍,天已全黑,韦红浑身酸痛得倒头就睡。

  工作的条件虽然辛苦,但韦红从未想过要中途放弃。半年的援藏工作,他不曾回过一次家。但这半年里,芒康县疾控中心的传染病监测、免疫规划管理、肺结核防治、碘盐监测、大骨节病疫情等各项工作规范了,免疫规划疫苗清理完成了,接种门诊的疫苗接种工作规范了,各个乡镇卫生院接种证查验及疫苗补种工作开展起来了……

  细数半年的援藏工作,韦红觉得一切也算值得。

  志愿甘当24小时疫情排头兵

  了解疾控工作的人,常常把疾控人员比作战场上的排头兵,因为他们必须在医护人员赶到救治前,提前介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做好前期防控工作。但他们自己有时会把自己比喻成“影子兵”,因为害怕引起恐慌,他们不敢像医护人员那样做全副武装的防护措施,只能为自己做简单防护,悄悄地进入疫情区域开展工作。

  从哈尔滨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业毕业后,他回到南川区疾控中心工作,从事比较轻松的疾病预防信息系统管理工作。为了学有所用,他“不安分”的申请加入南川区公共卫生志愿者服务队。“搞传染病防治工作是没有严格的上下班时间的,需要24小时待命,即便是凌晨发生疫情,也必须立马动身赶去处置。”韦红说,从他的卫生应急生涯开始,手机一直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也没几个节假日是安心度过的。

  2012年2月,流感疫情爆发,南川不少学校都出现了疫情,疾控中心的人手严重不足。韦红自愿请命去了偏远的合溪镇中心校处理疫情,一去就是10多天,没有换洗衣服、没地方洗澡洗头,更没时间去理发;半个月后,韦红就像乞丐一样胡须拉杂。在顺道去三泉希望小学指导疫情处置时,他奇怪的样子吓坏了学校的孩子,他也因此被学生取了个外号:大胡子医生。

  尽力挽回每一个艾滋病患

  因为单位人员调动,从2014年底,韦红从疾病预防信息系统管理工作自愿调到了艾滋病防治工作岗位,且全部工作都只有他一人承担。

  艾滋病防治工作相比之前的工作,其危险性要高得多。但韦红从不因为这种风险,而懈怠工作。即便遇到有的病人不讲理,不配合,甚至辱骂他骗人骗财,他都只会淡然一笑,等对方冷静了再耐心解释、劝导。

  从事艾滋病管理工作伊始,韦红看到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在了解到多数病人因为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匮乏而被感染后,他加入了南川区健康教育宣讲团,不分节假日,深入各企业、工地、农村等高危人群聚居地,为外来务工人员及农民工们宣讲艾滋病带来的危害及相关防治知识20多次,受众10000余人次。

  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下,不少失联的病人都慢慢被找了回来,重新开始接受终身免费抗病毒治疗,通过对高危人群艾滋病干预、防治知识宣讲,让更多的人防范意识得到了增强。看到一个个病人态度发生转变,积极配合治疗,生命得以延长时,韦红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工作的意义不就在于此吗?——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却给人带去无限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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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红

2017-01-20 11:15:03 来源: 0 条评论

  一、人物简介

  韦红,男,1981年8月生,现任南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管理科职员。

  二、事迹概述

  妻子临产前,他临时受命远赴昌都去援藏,期间的经历,他此生难忘;哪有疫情,往哪钻,既要及时控制疫情蔓延,又要保证自身安全,他不敢半点低沉,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哪有艾滋病患,往哪赶,即使对方不配合,甚至破口大骂,他都耐心解释,直至病患主动接受治疗。“我的工作就是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增添一份希望的力量。”韦红说,青春很短暂,能够在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尽力为他人做一些有用的事,就是最好的自我价值实现。

  三、详细内容

  以己之力给人希望

  ——记南川区疾控中心干部韦红感人事迹

  青春是什么?有人说,青春是一部电影,每个人演绎着自己的角色与人生,或激昂或低沉。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说,青春时代是一个短暂的美梦,当你再醒来时,它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但对于南川区疾控中心35岁的韦红来说,青春既不低沉,也不会在梦醒后消失无踪影。

  妻子临产前,他临时受命远赴昌都去援藏,期间的经历,他此生难忘;哪有疫情,往哪钻,既要及时控制疫情蔓延,又要保证自身安全,他不敢半点低沉,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哪有艾滋病患,往哪赶,即使对方不配合,甚至破口大骂,他都耐心解释,直至病患主动接受治疗。

  “我的工作就是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增添一份希望的力量。”韦红说,青春很短暂,能够在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尽力为他人做一些有用的事,就是最好的自我价值实现。

  妻子临产在即 他志愿受命援藏

  2014年4月,重庆每年对口援藏志愿者工作启动了。原本因为妻子临产在即,并未报名参加援藏工作的韦红,却在4月底接到了援藏推荐通知。

  拿着这份沉甸甸的通知,看着刚满三岁的女儿和即将在6月临产的妻子,韦红有说不出的愧疚。年迈的父母知道劝阻无用,只有沉默。妻子因为担心自己生产时,家里的老人无法照顾好一家大小,虽也极不赞成,却也没有过多阻拦。

  2014年5月17日,在万般不舍和无尽的牵挂中,韦红跟着来自重庆各地的10多个援藏志愿者一起出发前往西藏。在经历了两天的车马劳顿后,一行人终于在18日到达了援藏目的地——海拔3850米的昌都地区芒康县。韦红和另一名从事疾控工作的志愿者被安排住进了当地疾控中心三楼的一间单间宿舍里,楼下就是他们援藏期间的办公室。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当地的疾控防治工作严重滞后,很多基本的防疫工作没能开展。因此,初到芒康的第一个月里,韦红的工作基本都很固定:上午给当地医生培训现场流行病学,下午教授网络实际操作。因为要做的事情很多,就连妻子生产,韦红也没能抽身回家看看,只能偶尔看看妻儿的照片一解相思之苦。

  孩子出生一个星期后,韦红接到了父亲打来的一个电话“今天娃儿妈出院,太阳楞个大,你找个车子来接哈嘛?”

  父亲这个电话让韦红内心的愧疚变成了无尽的自责:媳妇生产,自己却不在身边,家人最需要的时候,自己却无法伸手帮忙,这份亏欠永远无法弥补。放下电话,韦红赶紧给南川的朋友打电话,让朋友帮忙把妻儿接回了家。

  经过一个月的援藏工作,当地的疾控防治工作有了很大起色,艾滋病咨询室建起了,接种门诊业务运行起来,疾控网络体系也变得通畅了。

  如果说前一月的援藏工作只是简单的脑力活,那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韦红所从事的便是既烧脑又伤体力的苦差事。

  “受地理环境、语言和文化不同影响,下乡开展传染病防治工作、处理疫情就变得特别难。”韦红说,因为芒康县大多数乡镇都距离县城远、路况又差,所以到各乡镇开展传染病防治工作,能够坐两三个小时的车就到目的地就算不错了,大多时候都需要花上半天的时间走路或者骑马去。

  2014年6月中旬的一天早上九点,县疾控中心接到了来自宗西乡的疫情报告:寺庙里有几个喇嘛身上长了脓疮。这个乡镇是一个喇嘛聚集的偏远地方,距离县城有四个多小时车程,两小时国道、两小时泥巴路。考虑到语言文化差异,出发前,韦红和同事提前带了一名当地人作翻译。可到了那里才知道,因为宗教信仰,即便知道韦红他们是去给喇嘛看病,也不允许他们进入寺庙。韦红只好站在门口,远远地观察病患所居住的地理位置,然后画出平面图进行现场分析,查原因。足足站在门口两个多小时后,工作才得以结束。此时已近下午四点,午饭还没着落呢,几个人只好从喇嘛手里买了几盒方便面填饱了肚子。等回到宿舍,天已全黑,韦红浑身酸痛得倒头就睡。

  工作的条件虽然辛苦,但韦红从未想过要中途放弃。半年的援藏工作,他不曾回过一次家。但这半年里,芒康县疾控中心的传染病监测、免疫规划管理、肺结核防治、碘盐监测、大骨节病疫情等各项工作规范了,免疫规划疫苗清理完成了,接种门诊的疫苗接种工作规范了,各个乡镇卫生院接种证查验及疫苗补种工作开展起来了……

  细数半年的援藏工作,韦红觉得一切也算值得。

  志愿甘当24小时疫情排头兵

  了解疾控工作的人,常常把疾控人员比作战场上的排头兵,因为他们必须在医护人员赶到救治前,提前介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做好前期防控工作。但他们自己有时会把自己比喻成“影子兵”,因为害怕引起恐慌,他们不敢像医护人员那样做全副武装的防护措施,只能为自己做简单防护,悄悄地进入疫情区域开展工作。

  从哈尔滨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业毕业后,他回到南川区疾控中心工作,从事比较轻松的疾病预防信息系统管理工作。为了学有所用,他“不安分”的申请加入南川区公共卫生志愿者服务队。“搞传染病防治工作是没有严格的上下班时间的,需要24小时待命,即便是凌晨发生疫情,也必须立马动身赶去处置。”韦红说,从他的卫生应急生涯开始,手机一直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也没几个节假日是安心度过的。

  2012年2月,流感疫情爆发,南川不少学校都出现了疫情,疾控中心的人手严重不足。韦红自愿请命去了偏远的合溪镇中心校处理疫情,一去就是10多天,没有换洗衣服、没地方洗澡洗头,更没时间去理发;半个月后,韦红就像乞丐一样胡须拉杂。在顺道去三泉希望小学指导疫情处置时,他奇怪的样子吓坏了学校的孩子,他也因此被学生取了个外号:大胡子医生。

  尽力挽回每一个艾滋病患

  因为单位人员调动,从2014年底,韦红从疾病预防信息系统管理工作自愿调到了艾滋病防治工作岗位,且全部工作都只有他一人承担。

  艾滋病防治工作相比之前的工作,其危险性要高得多。但韦红从不因为这种风险,而懈怠工作。即便遇到有的病人不讲理,不配合,甚至辱骂他骗人骗财,他都只会淡然一笑,等对方冷静了再耐心解释、劝导。

  从事艾滋病管理工作伊始,韦红看到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在了解到多数病人因为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匮乏而被感染后,他加入了南川区健康教育宣讲团,不分节假日,深入各企业、工地、农村等高危人群聚居地,为外来务工人员及农民工们宣讲艾滋病带来的危害及相关防治知识20多次,受众10000余人次。

  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下,不少失联的病人都慢慢被找了回来,重新开始接受终身免费抗病毒治疗,通过对高危人群艾滋病干预、防治知识宣讲,让更多的人防范意识得到了增强。看到一个个病人态度发生转变,积极配合治疗,生命得以延长时,韦红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工作的意义不就在于此吗?——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却给人带去无限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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