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洗澡的爸爸

　　重庆市急救中心旁的体育路上，一栋不起眼的矮房子，暗绿色的大铁门关得死死的。开门进去时，雷加茂6岁的儿子正蹦蹦跳跳。

　　“你知道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晓得啊，爸爸是抬死人的。”小家伙一点不害怕，说完这话就跑上阁楼玩去了。

　　雷加茂是重庆市急救中心的职业收尸人，44岁的他做这一行已经24年了。

　　阁楼是雷加茂和同事用木板隔出来的，一楼是做饭、工作、接待死者家属的地方，最里面有一个10个台阶的楼梯，仅能容一人通过。爬上阁楼，二楼是卧室，总共十多平米的地方用木板隔成两间，让人不禁觉得有点压抑。

　　阁楼的隔壁，就是医院的太平间。

　　雷加茂几乎24小时吃、住、工作都在阁楼，“全年365天都要守着。”

　　雷加茂不善言辞，只懂得埋头做事。他说，和死人打交道比和活人相处要简单。身边的朋友几乎都知道他从事的行业，但因为他为人踏实、善良、有责任心，所以大家从来不会忌讳、躲避。但是雷加茂遇到新朋友或者陌生人，聊起工作时，总是说自己在民政局下属的一个单位。

　　20岁，正当青春年少、踌躇满志的年华，雷加茂却来到太平间，干起了收尸的活儿。“农村出来的，没啥文化，就觉得这活路稳定。”他说。

　　20岁的小伙儿，胆子特别大，但是一开始接触尸体，他还是会怕。尤其是遇到事故现场的尸体，搬运、清洗尸体、缝合伤口……他会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没办法，做了这份工作，只能硬着头皮上。”

　　在雷加茂的住处，香皂、肥皂等洗涤用品很显眼。工作让他形成习惯，每天都要洗澡，甚至每次处理完尸体都要洗一次，最多时候每天要接送五六具尸体，他就要洗五六次澡。最难熬的是夏天，尸体如果不及时处理就容易飘着一股腐臭味，他觉得洗个澡就舒服了。

　　这些他从未与家人讲过。

心颤的电话铃声

　　雷加茂的家离医院不远，步行不到5分钟，虽然近，但雷加茂坚持晚上要住在阁楼上。家人有时候会来他工作的地方看一看，用他的话来说，叫“添一添人气”。

　　采访那天，老父亲带着小孙孙过来了。见着爸爸，小家伙很高兴，在阁楼里蹦蹦跳跳，但没多久，老人家就坐不住了，想回去。“路上看到车子，不要乱跑。”离别前，雷加茂叮嘱了好几次。

　　“叮铃铃！”刚送完家人，屋里的电话铃就响了。雷加茂长吸一口气，赶忙抓起话筒。十来秒的时间，他皱着眉，左手叉腰，听完，只回了一句“好”。

　　电话是急救室打来的，之前送来抢救的病人没能救回来，他要去接。

　　屋里楼上楼下分别有一部电话，都是串联着的，方便雷加茂接听从急救中心抢救室或者各个科室打来的、通知“接人”的电话。

　　从柜子里取出白大褂，麻利地穿上，又拿出一个一次性口罩戴上，出门径直走到旁边的太平间。

　　十多秒时间，他从太平间里推出来一个简易的担架推车，上面放着一个黄色的折叠好的裹尸袋。

　　一路推着车，雷加茂的步子显得很急促，从急救中心后门进去，穿过停车层，不到5分钟就进了一楼的抢救室。

　　抢救室的门再次打开时，装着人的裹尸袋被两根绳子固定在担架上，雷加茂双手紧握推车的扶手，皱着眉头，低头看了一眼裹尸袋，迈开步子。

　　回去的路似乎比来时要长，雷加茂知道，这是连接着生死的一段路。可能几分钟前，家属还满怀希望，但是只要看到他推着担架推车出来，就意味着躺在推车上的亡者将走完人世间最后一段路。

　　“我们从外地来的，该怎么办？”死者家属是一位40多岁的女人，她看起来有点手足无措，对着雷加茂边哭边问。

　　“放心！我在，我来帮你们做。”雷加茂没抬头，但是明显推车的手抓得更紧了。

　　把尸体推进太平间，打开裹尸袋，让家属和死者做最后的道别，然后登记死者信息，和家属交代后续注意事项、需要办理的手续……死者是一位77岁的老人，正常死亡。

　　拉上裹尸袋前，雷加茂把老人的衣服拉平整，把外套的扣子一颗一颗扣好，觉得一切妥当，才缓缓地拉上裹尸袋的拉链。

　　送走家属，雷加茂不放心，又追上去叮嘱了几次。因为死者没有身份证，需要在户籍所在地开证明，他怕家属忘了，到时候还得多跑几趟冤枉路。

　　回到房间，把登记好的死者信息簿放进抽屉，雷加茂站在门口点了一支烟，猛吸了一口，双手交叉在胸前，静静地看着吐出的烟雾，沉默......

有温度的收尸人

　　“这样的还算好。”开口第一句话，雷加茂好像在安慰自己，也像是在安慰别人。他说，相比突发疾病、意外事故带来的死亡，这种有征兆的离开是家属比较能接受的，也是他面对死亡时，觉得比较轻松的。

　　“有时候去接的是没几岁的孩子，有的甚至刚出生没多久，他只有那么小啊！”雷加茂双手比划着孩子的大小，似乎以前送走的那一个个孩子又浮现在了眼前，他努力克制自己激动地有点发抖的双手，眼眶湿润了。“算了，不说了，说多了又忍不住了。”

　　2015年的一个夏天，急救中心接到电话，称菜园坝火车站有人晕倒了。三十岁出头的男人最终抢救无效，撒手人寰，离开了妻子和4岁的女儿。

　　雷加茂后来知道，这家人在外地打工，男人身体不好，回重庆就是来看病的，谁料还没出火车站就倒下了。

　　无助的妻子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几次哭晕过去，4岁的女儿也在旁边哇哇大哭。同事忙着为尸体消毒处理，雷加茂抱起孩子，安慰着这个无助的女人。

　　“总得面对现实，尸体还是要处理。”雷加茂小心翼翼地和她讲着接下来该怎么办理死亡证明、火化等手续。

　　“我在这儿没家人，没钱。”女人茫然无措。家里不富裕，所以丈夫的病一直拖着，路费花了好几百，她已经走投无路了。

　　“死人没温度，但人心都有温度啊！你说，她男人都丢下她们娘俩，我们能不管吗？”雷加茂向医院汇报情况后，医院决定开通绿色通道，免除了抢救费等费用，雷加茂和同事边安抚照顾母女俩，边联系殡仪馆。

　　“你让她一个女人家怎么办嘛，基本都是我们帮她弄好的，这样我也能心安一点。”雷加茂和同事处理完后，几个人还给这母女俩筹了几百元的路费和生活费，买了一大包零食，把她们送走了。

　　雷加茂说，这样帮家属“保姆式”处理后事的经历不在少数，很多家属面对家人的离去，大脑都是空白的，有些甚至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人都走了，我们不做谁做？我们不帮谁帮？”

　　雷加茂说，自己来自农村，也有过无助的时候，能让这些死者走得体面些，能让家属少点悲痛，他觉得怎么做都值。

　　收了24年尸体，雷加茂还没想过，哪天自己不做这行了。他已经习惯为逝去的人做最后一点事，这份面对死亡的工作也让他更加懂得生的不易。

　　现在，有些时候三两天都没有一个电话，雷加茂会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了。

　　他有个心愿，希望那部电话永远不要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