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遗书 “把儿子的照片放进我的骨灰盒”

“我死了，把儿子何田忠牺牲前的照片和烈士证照片放到我的骨灰盒里；再去云南屏边烈士陵园祭奠儿子的时候，带上我的一份遗物……”

半年前，田伯芬85岁的老伴何良英突发疾病去世，去世前给家人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的一半内容都围绕着老两口40年前牺牲的幺儿何田忠。

田伯芬和丈夫年轻时都在“特钢厂”工作，靠着微薄的工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把四个孩子都拉扯长大。

从新中国成立直到70年代中期，田伯芬老两口响应祖国号召，舍小家为大家，先后将自己三个儿子送入部队，保家卫国。大儿子何田钧去西藏、三儿子何田坤去东北，小儿子何田忠去云南，全都是当时条件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

心痛的是，大儿子和三儿子在西藏、东北服役后相继退役回到重庆，最令她疼爱的小儿子何田忠却再也没能回到她身边。

1979年2月20日，年仅21岁的何田忠在战斗中牺牲，部队为他记了二等功，并追授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烈士。

“幺儿平时家信较多，到了1979年初，我就再也没能收到过书信，当时就有种不祥的预感，心里一直堵得慌。”田伯芬说，把儿子送到前线，她和老伴何良英就做好了准备，但从没想过会真的再也见不到儿子。

漫长的等待后，从部队送来一封特殊的书信——烈士证明。拆开来，田伯芬和老伴看到了一个至今都忘却不了的消息。

“幺儿牺牲了！”田伯芬和老伴悲痛欲绝，眼泪都哭干了，却又硬挺了过来。夫妇俩虽是普通工人，却对党对祖国有着朴素的感情，他们深知“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需要的时候，不惜赴死，这是军人的使命。

烈士证明送到家里的当天，二哥何田钦一时接受不了事实，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时至今日，他仍然不相信弟弟已经牺牲，吃饭时，都会给弟弟摆上一副碗筷。

何田忠牺牲后，每年2月，田伯芬都会因为思念幺儿，生上一场大病。无数个失眠的深夜，她抚摸着枕边何田忠的遗物泪流满面，从此要靠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

一张烈士证明 她苦寻儿30年“再相见”

烈士证书被田伯芬从信封里拿出，用画框裱起来挂到了墙上。她家只有60平米，却用整面墙的位置挂着几个画框。除了烈士证明，画框里还有何田忠的画像、荣誉证书。

何田忠牺牲后，田伯芬甚至连儿子的墓地在哪里都不知道。她不是没有寻找过儿子的墓地，但由于何田忠生前部队改编、撤编，她不知道该从何查起。

随着身体每况愈下，能够在有生之年去儿子的墓前祭奠，成了田伯芬和老伴最大的愿望。

2009年5月，在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田伯芬和老伴几经辗转找到了位于云南屏边的墓地，时隔30年再次“见到”小儿子。

两位老人一次次抚摸儿子的墓碑，任凭泪水打湿衣襟。老伴给儿子带了很多他小时候爱吃的东西，还在墓地旁边栽了一颗小柏树。

“幺儿，爸妈来看你来了！我们天天梦到你啊……”

“幺儿，我们年纪大了，真的要和你永别喽……”

30年的绵绵思念，30小时万水千山，30分钟的墓前相见……

这一眼，双亲年迈，路途遥远，初见或许就是最后相见。烈士母亲的悲痛呼告，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很多人曾问起田伯芬，为什么要让儿子都去参军？她说，“送自己的孩子参军入伍，报效祖国，无怨无悔”。不仅如此，她还动员孙辈入伍，“接过田忠的枪”。

在寻找和扫墓过程中，田伯芬收了几十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兵儿子”和“干女儿”，他们中有儿子当年所在部队的战友，有志愿者，还有很多社会人士。在田妈妈的小本本上，一行行记着所有“儿女”的详细住址和电话号码。

这些年，老人并不孤独。在她的身边，总有一群穿军装的孩子们。他们来自全军不同部队，平日里不断的电话问候，只要一有机会来重庆，都会看望老人家，陪老人聊天、散步，年复一年地传递着对英雄家人的关爱。正如田妈妈所讲，她失去了一个儿子，却换来了无数的儿子。

这些年，“兵儿子”们教会了田妈妈使用微信，从此，田妈妈与儿女们的心更近了，除了送东西表达爱意，田妈妈还会在微信上留言激励大家在各自岗位上不断学习，尽职尽责，努力报效国家。

一份家书 老党员灵堂上留下“四条要求”

2018年12月27日凌晨，重庆一家医院里，85岁的何良英带着对儿子的思念，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老伴离开后，已入党近60年的田伯芬回想起与丈夫的点点滴滴，她饱含泪水写下了她与老伴的共同愿望——一封朴实无华又分外感人的家书。

家书这样写道:

“我和老何都是党的人，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今天老伴走了，我要代表他，向全家提出四条要求：

第一，全家人都要向老何学习，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啥时候都不动摇，都不含糊。

第二，尽管家里还有很多困难，但全家人不能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我作为一个老党员要说到做到。

第三，不收组织和社会上的慰问金。

第四，按照老伴提出的遗嘱，我要代表他向党组织交最后一次党费。”

在灵堂上，她将家书内容告诉每一位家庭成员。同时，她还拿出200元钱，作为丈夫何良英的最后一笔党费，交给了组织。

“真的不容易，在这种死别的时刻，都不忘自己是党员的身份和职责。”在现场参加追悼会，默默抹泪的80多岁的老党员李绍章说，第一次在追悼会上听到这样的家书，深受感动。

在邻居眼中，田伯芬是一个低调的人，很少提及自己是烈属的事情。即使生活拮据，也从不叫苦喊穷。

几十年来，田伯芬一家挤在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分配的家属房里。房间里仍然保持着60年代的模样，地面是水泥地，客厅也只有一张缺了角的折叠桌和几个不成套的藤椅。

前来慰问走访的工作人员，看到如此简陋的条件，要求为其改善居住环境，除了客厅墙粉白之外，她毅然拒绝了其他装饰的要求。

多年来，从节日慰问，到应享受的各项政策，党和政府对烈士家属家庭的关心都未缺席。田伯芬总是说：“现在的日子好了，政府给我发放了烈属优待金，也经常上门来关心我的身体，我没有什么需要了。”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田伯芬小心翼翼地从墙上取下画框，将儿子的烈士证书和荣誉牌匾擦拭得干干净净。

40年前送儿上前线，40年后灵堂传家训，英烈母亲田伯芬，用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