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半|活在你的身体里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数据,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大概30万人,而每年器官捐献数量只有1万例左右。这意味着,每一例器官移植背后,都有29个希望落空的人。

四分半|活在你的身体里

来源: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2019-12-24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首席记者 黄宇 记者 刘艳/文 黄宇/主持

“有一个捐献者配型成功。”电话里的声音,有些欣喜,像是要送一份生命礼物。

“真的吗?”等到消息的人,手里电话握得更紧了。

这种焦灼的等待,发生在每一个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里。系统分配下,获得“器官”这份礼物的人,赢得了重生的可能。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数据,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大概30万人,而每年器官捐献数量只有1万例左右。这意味着,每一例器官移植背后,都有29个希望落空的人。

只要有一例病人愿意器官捐献,包括眼角膜、心脏、肺、肝脏、肾脏在内的脏器都可以利用的话,至少能挽救7个生命。

等待,大概是所有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生活常态。他们不知道电话何时会响起,一旦那个象征着生的电话响起,他们将带着捐献者的“生命”,更加努力活下去。

救命电话响起

12月4日,西南医院肾科病房。

接到电话时,罗文博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他抬头看了眼挂在墙上的钟,5点48分。

“有肾了。”他反复默念着这句话,双手握拳轻轻砸了下大腿,克制住激动的心情,困意瞬间就没了。

1、家属在床前陪护。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首席记者 黄宇 摄.jpg

家属在床前陪护。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首席记者 黄宇 摄

病床上,女儿罗同玉因浑身疼痛熬了一夜,刚刚才合上眼,面色还有些苍白。

2012年,罗同玉查出尿毒症,此后7年里与透析相伴。今年9月,罗同玉病情突然恶化,浑身疼得不行,罗文博带她从贵州老家赶到西南医院,登记申请肾移植手术。

“排队”等肾的日子里,罗同玉每周都要透析两三次。医生在她的右胳膊上放了留置针,每次透析都要在透析室里待4个小时。透析时,两根粗针头扎进胳膊,废血从一头抽出来进入机器洗涤,再通过另一头输回体内。

为照顾罗同玉,罗文博辞了工作,在医院附近的居民楼租了个单间,一天20元。上个月,他退掉房子,困了就在病房椅子上眯一会儿。

和前几次治疗不同,这次罗同玉感受到的痛感并没有随着透析的进行减轻。“实在忍不住了就只有放弃。”这个24岁的年轻女孩,瘦得不到70斤,眼看着就等不来救命稻草了。

好在,罗文博接到了这通救命的电话。

8点,罗同玉被送进手术室,中午12点醒来。她的身体里,捐赠者的肾脏开始运转。

肾源来自一名15岁小孩。这是父女俩知道的唯一关于捐赠者的信息。

此时距离她开始“排队”才不到3个月。病友都说,罗同玉上辈子一定感动了天地,才有这么好的运气。

很多人没有罗同玉的幸运。同为尿毒症患者的张强至今还没等到医院的电话。48岁的他,今年2月肾炎急速恶化为尿毒症,做完腹膜透析手术后,就登记了肾源配型,如今已经过去10个月。

“希望与失望交替,绝望与振作循环。”在器官移植这件事上,大部分患者只能一边做着透析,一边等待配型,盼望哪天能够接到救命电话。

2、一名家属从走廊走过。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首席记者 黄宇 摄.jpg

一名家属从走廊走过。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首席记者 黄宇 摄

死亡与重生的接力

至今,谭华仍后悔当初没有狠下决心和妻子陈晓莉离婚。

2004年,谭华在西南医院查出肾炎,不久病情急转直下。眼看着丈夫无力地做着透析,被病痛折磨,陈晓莉心里难受不已。

谭华想和妻子陈晓莉离婚,但遭到了拒绝。两人各有想法:他想让她再找个好男人;她想捐一个肾,而这必须得有亲属关系。

陈晓莉偷偷从四川泸州赶到西南医院做了配型手术。活体捐肾,夫妻间配对成功的几率仅有十万分之一。幸运的是,他们配型成功了。

听到妻子的决定后,谭华一下哭了,拼命地摇头。

对陈晓莉来说,只有你活才能我活。离婚,就是让丈夫去死,人性亲情都不准她这样做。

3、谭华和妻子在捐肾手术前紧握双手。西南医院肾科供图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发.jpg

谭华和妻子在捐肾手术前紧握双手。西南医院肾科供图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发

肾移植手术很成功,陈晓莉用自己的一个肾把丈夫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挽回了这个家。

身体里运转着妻子的肾,谭华更加怜惜自己的生命,也更爱护自己的家人。他回泸州老家开了个水果店,将双方父母接到一起,打算用自己肩膀扛起这个家。

然而好景不长,9年后,妻子陷入病痛,被诊断为宫颈癌,因身体较虚弱,熬了1年就去世了。那时孩子刚上高中,谭华几乎陷入绝望。

打击接踵而至,今年,谭华又被诊断为肺癌,再次走进西南医院。拉着医生,这个汉子不止一次痛哭,他知道自己必须挺过来。

“在生死边缘走过,还有什么可怕的?”在鬼门关里走了两遭,谭华说,他要努力活着,为了妻子,为了这个家。

从透析到器官移植,在医院的每一步,患者都和医生深深地联系在一起,彼此信任,互相鼓励。

西南医院肾科副主任医师徐小松看来,每一份器官捐献协议的签署,不仅仅是在挽救移植等待者,也为捐献者家庭留下了一份念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器官捐献,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2018年5月9日,西南大学27岁的澳大利亚籍教师菲利普因病抢救无效去世,父亲彼得在悲痛之余,尊重儿子生前的意愿,作出了自愿无偿捐献器官的决定。

在重庆市红十字会的协调和见证下,菲利普成功捐献了1枚肝脏、2枚肾脏和1对眼角膜,挽救了3位中国人的生命,让2名中国人重见光明。

4、父亲彼得和菲利普画像在一起。 重庆市红十字会供图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发.jpg

父亲彼得和菲利普画像在一起。 重庆市红十字会供图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发

而今,5位移植受者身体完全康复,为实现菲利普生前的音乐梦想,在红十字会帮助下,5人聚到一起,组建了“一个人的乐队”,帮菲利普圆一场音乐梦。

得知消息,彼得写了封家书漂洋过海寄给红十字会,并称“要有机会能见到这5位神奇的移植受者,一定要好紧紧地拥抱他们,并亲吻他们每一个人”。

名为“生命”的种子

张强的手机里,有一个近400人的大群,每天都有人进出。等待适配器官的日子里,病友们自发抱团取暖。

在病友群,张强见证了各种生死关头。有人好不容易等来了器官,但身体已经不行了;有人头一天还好好的,结果第二天家人已在收拾遗物。

“没有经历过那种看着血从管子里流进身体的感觉,就不会知道有个健康身体是多么幸福的事。”张强说。

5、医生为患者进行肾脏穿刺。 西南医院肾科供图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发.jpg

医生为患者进行肾脏穿刺。 西南医院肾科供图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发

虽然目前肾移植的术前和术后、肝移植的术后都已纳入医保,但这些费用对于不少家庭来说,仍是令人发愁的数字。

不仅如此,患者能做选择的时间并不多。“肾衰竭患者尚可通过血液透析的方式多等一段时间,但肝衰竭患者在疾病严重时最多只能等2周,即使是病情稳定的肝衰竭患者,最多也只能等3个月。”西南医院肾科主任医师赵洪雯教授说。

目前,全国共有173家医院获得器官移植资质。在有限的等待时间里,器官捐献数量成为制约移植的最大困境。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截至2019年12月,我国遗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168.9万人,捐献器官7.6万个。重庆市完成器官捐献521例,捐献器官1557个。

考虑到文化背景和社会影响,我国器官捐献工作进行得非常严谨。一项捐献行为的实施需要所有的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及成年子女)的一致同意,哪怕捐献者生前曾经在红十字会登记成为器官捐献的志愿者。

因此,亲人家属的意见成了影响实际器官捐献的最重要因素。自2010年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以来,人体器官协调员便肩负起了和家属沟通的工作,也承载着等候者的希望。

当医疗手段已无法挽救病人的生命,协调员们需要及时地介入。而在时机未到之前,协调员能做的只有等待,在这等待的每分每秒里,供体的病情变化、家属的态度以及移植器官的质量,都是摆在协调员面前的变量。

若一切顺利,家属在“公民死亡捐献同意书”上签字后,协调员将器官信息录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系统分配程序启动,等待的生命将获得新生。

6、医生在做肾移植手术。 西南医院肾科供图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发.jpg

医生在做肾移植手术。 西南医院肾科供图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发

多方努力下,近年来,社会对遗体器官捐献的接受度逐步提高。《中国器官移植报告(2015-2018)》显示,2018年,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数量稳居世界第二位。

“我不想自己还活着,世上却没有你的痕迹。”9岁女儿车祸去世后,35岁的张琦在“同意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签字的那一刻,她在想,“生命变成一颗种子,会到新的身体中发芽,一定要好好活着”。

(为保护隐私,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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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半|活在你的身体里

2019-12-24 06:00:00 来源: 0 条评论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首席记者 黄宇 记者 刘艳/文 黄宇/主持

“有一个捐献者配型成功。”电话里的声音,有些欣喜,像是要送一份生命礼物。

“真的吗?”等到消息的人,手里电话握得更紧了。

这种焦灼的等待,发生在每一个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里。系统分配下,获得“器官”这份礼物的人,赢得了重生的可能。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数据,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大概30万人,而每年器官捐献数量只有1万例左右。这意味着,每一例器官移植背后,都有29个希望落空的人。

只要有一例病人愿意器官捐献,包括眼角膜、心脏、肺、肝脏、肾脏在内的脏器都可以利用的话,至少能挽救7个生命。

等待,大概是所有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生活常态。他们不知道电话何时会响起,一旦那个象征着生的电话响起,他们将带着捐献者的“生命”,更加努力活下去。

救命电话响起

12月4日,西南医院肾科病房。

接到电话时,罗文博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他抬头看了眼挂在墙上的钟,5点48分。

“有肾了。”他反复默念着这句话,双手握拳轻轻砸了下大腿,克制住激动的心情,困意瞬间就没了。

1、家属在床前陪护。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首席记者 黄宇 摄.jpg

家属在床前陪护。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首席记者 黄宇 摄

病床上,女儿罗同玉因浑身疼痛熬了一夜,刚刚才合上眼,面色还有些苍白。

2012年,罗同玉查出尿毒症,此后7年里与透析相伴。今年9月,罗同玉病情突然恶化,浑身疼得不行,罗文博带她从贵州老家赶到西南医院,登记申请肾移植手术。

“排队”等肾的日子里,罗同玉每周都要透析两三次。医生在她的右胳膊上放了留置针,每次透析都要在透析室里待4个小时。透析时,两根粗针头扎进胳膊,废血从一头抽出来进入机器洗涤,再通过另一头输回体内。

为照顾罗同玉,罗文博辞了工作,在医院附近的居民楼租了个单间,一天20元。上个月,他退掉房子,困了就在病房椅子上眯一会儿。

和前几次治疗不同,这次罗同玉感受到的痛感并没有随着透析的进行减轻。“实在忍不住了就只有放弃。”这个24岁的年轻女孩,瘦得不到70斤,眼看着就等不来救命稻草了。

好在,罗文博接到了这通救命的电话。

8点,罗同玉被送进手术室,中午12点醒来。她的身体里,捐赠者的肾脏开始运转。

肾源来自一名15岁小孩。这是父女俩知道的唯一关于捐赠者的信息。

此时距离她开始“排队”才不到3个月。病友都说,罗同玉上辈子一定感动了天地,才有这么好的运气。

很多人没有罗同玉的幸运。同为尿毒症患者的张强至今还没等到医院的电话。48岁的他,今年2月肾炎急速恶化为尿毒症,做完腹膜透析手术后,就登记了肾源配型,如今已经过去10个月。

“希望与失望交替,绝望与振作循环。”在器官移植这件事上,大部分患者只能一边做着透析,一边等待配型,盼望哪天能够接到救命电话。

2、一名家属从走廊走过。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首席记者 黄宇 摄.jpg

一名家属从走廊走过。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首席记者 黄宇 摄

死亡与重生的接力

至今,谭华仍后悔当初没有狠下决心和妻子陈晓莉离婚。

2004年,谭华在西南医院查出肾炎,不久病情急转直下。眼看着丈夫无力地做着透析,被病痛折磨,陈晓莉心里难受不已。

谭华想和妻子陈晓莉离婚,但遭到了拒绝。两人各有想法:他想让她再找个好男人;她想捐一个肾,而这必须得有亲属关系。

陈晓莉偷偷从四川泸州赶到西南医院做了配型手术。活体捐肾,夫妻间配对成功的几率仅有十万分之一。幸运的是,他们配型成功了。

听到妻子的决定后,谭华一下哭了,拼命地摇头。

对陈晓莉来说,只有你活才能我活。离婚,就是让丈夫去死,人性亲情都不准她这样做。

3、谭华和妻子在捐肾手术前紧握双手。西南医院肾科供图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发.jpg

谭华和妻子在捐肾手术前紧握双手。西南医院肾科供图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发

肾移植手术很成功,陈晓莉用自己的一个肾把丈夫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挽回了这个家。

身体里运转着妻子的肾,谭华更加怜惜自己的生命,也更爱护自己的家人。他回泸州老家开了个水果店,将双方父母接到一起,打算用自己肩膀扛起这个家。

然而好景不长,9年后,妻子陷入病痛,被诊断为宫颈癌,因身体较虚弱,熬了1年就去世了。那时孩子刚上高中,谭华几乎陷入绝望。

打击接踵而至,今年,谭华又被诊断为肺癌,再次走进西南医院。拉着医生,这个汉子不止一次痛哭,他知道自己必须挺过来。

“在生死边缘走过,还有什么可怕的?”在鬼门关里走了两遭,谭华说,他要努力活着,为了妻子,为了这个家。

从透析到器官移植,在医院的每一步,患者都和医生深深地联系在一起,彼此信任,互相鼓励。

西南医院肾科副主任医师徐小松看来,每一份器官捐献协议的签署,不仅仅是在挽救移植等待者,也为捐献者家庭留下了一份念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器官捐献,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2018年5月9日,西南大学27岁的澳大利亚籍教师菲利普因病抢救无效去世,父亲彼得在悲痛之余,尊重儿子生前的意愿,作出了自愿无偿捐献器官的决定。

在重庆市红十字会的协调和见证下,菲利普成功捐献了1枚肝脏、2枚肾脏和1对眼角膜,挽救了3位中国人的生命,让2名中国人重见光明。

4、父亲彼得和菲利普画像在一起。 重庆市红十字会供图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发.jpg

父亲彼得和菲利普画像在一起。 重庆市红十字会供图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发

而今,5位移植受者身体完全康复,为实现菲利普生前的音乐梦想,在红十字会帮助下,5人聚到一起,组建了“一个人的乐队”,帮菲利普圆一场音乐梦。

得知消息,彼得写了封家书漂洋过海寄给红十字会,并称“要有机会能见到这5位神奇的移植受者,一定要好紧紧地拥抱他们,并亲吻他们每一个人”。

名为“生命”的种子

张强的手机里,有一个近400人的大群,每天都有人进出。等待适配器官的日子里,病友们自发抱团取暖。

在病友群,张强见证了各种生死关头。有人好不容易等来了器官,但身体已经不行了;有人头一天还好好的,结果第二天家人已在收拾遗物。

“没有经历过那种看着血从管子里流进身体的感觉,就不会知道有个健康身体是多么幸福的事。”张强说。

5、医生为患者进行肾脏穿刺。 西南医院肾科供图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发.jpg

医生为患者进行肾脏穿刺。 西南医院肾科供图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发

虽然目前肾移植的术前和术后、肝移植的术后都已纳入医保,但这些费用对于不少家庭来说,仍是令人发愁的数字。

不仅如此,患者能做选择的时间并不多。“肾衰竭患者尚可通过血液透析的方式多等一段时间,但肝衰竭患者在疾病严重时最多只能等2周,即使是病情稳定的肝衰竭患者,最多也只能等3个月。”西南医院肾科主任医师赵洪雯教授说。

目前,全国共有173家医院获得器官移植资质。在有限的等待时间里,器官捐献数量成为制约移植的最大困境。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截至2019年12月,我国遗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168.9万人,捐献器官7.6万个。重庆市完成器官捐献521例,捐献器官1557个。

考虑到文化背景和社会影响,我国器官捐献工作进行得非常严谨。一项捐献行为的实施需要所有的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及成年子女)的一致同意,哪怕捐献者生前曾经在红十字会登记成为器官捐献的志愿者。

因此,亲人家属的意见成了影响实际器官捐献的最重要因素。自2010年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以来,人体器官协调员便肩负起了和家属沟通的工作,也承载着等候者的希望。

当医疗手段已无法挽救病人的生命,协调员们需要及时地介入。而在时机未到之前,协调员能做的只有等待,在这等待的每分每秒里,供体的病情变化、家属的态度以及移植器官的质量,都是摆在协调员面前的变量。

若一切顺利,家属在“公民死亡捐献同意书”上签字后,协调员将器官信息录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系统分配程序启动,等待的生命将获得新生。

6、医生在做肾移植手术。 西南医院肾科供图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发.jpg

医生在做肾移植手术。 西南医院肾科供图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发

多方努力下,近年来,社会对遗体器官捐献的接受度逐步提高。《中国器官移植报告(2015-2018)》显示,2018年,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数量稳居世界第二位。

“我不想自己还活着,世上却没有你的痕迹。”9岁女儿车祸去世后,35岁的张琦在“同意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签字的那一刻,她在想,“生命变成一颗种子,会到新的身体中发芽,一定要好好活着”。

(为保护隐私,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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