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是著名作家王安忆的代表作，2000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和电视连续剧，2018年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当代社会中，《长恨歌》都曾产生强烈反响。一部长篇小说引得各方关注，应该是对其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最大褒奖。

王琦瑶是《长恨歌》的女主人公，贯穿整部小说的主题可以归结为一个“爱”字，以及由爱而生的恨、愁、离。

爱，是一种敏感度极高的易碎品、奢侈品。透过王琦瑶的一生，我们不难感受到爱的脆弱质地和奢侈属性。《长恨歌》的真正价值，不是循此逻辑去阐释爱的内涵，而在于以极其细腻的笔触，去描画爱变异的过程中所生出的种种行迹，去探索爱变异之后人性、社会乃至时间的残酷与无情。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在我看来，至少在这一点上，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与白居易的同名叙事长诗一定是“心有戚戚焉”。

生在上海弄堂，天生丽质的王琦瑶经历了过山车似的人生，她在其中沉浮、颠沛、高蹈、低徊，她所凭靠的，与其说是坚韧的爱，不如说是假借爱之名义的生存至上法则。从上海弄堂走出来，登上摩登杂志成为上海小姐到达人生顶峰，但没有背景也没有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作支撑的王琦瑶，根本无法在这顶峰之上立足。

究其原因，就在于王琦瑶到死都没闹明白，她就像一朵浮萍，没有独立的精神，便没有坚实的依靠，所谓的爱情，便成了一片浮云，成了苟活于世的“遮羞布”，到头来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们不能说王琦瑶“以爱的名义”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她一直认为爱是有价值的，爱可以改变弄堂女人的人生命运，美丽可以造就高贵；与此同时，她对人性的关照总体上是向善的。但李主任、康明逊、程先生等一个个男人从她的生命中匆匆走过又仿佛从未出现过所产生的死亡般的“宁静”，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给王琦瑶带来的感情的伤害和人生信念的摧残，无疑是致命的。

亲情、友情，对于王琦瑶来说也是脆弱。弄堂里的母亲，只能是市侩的，所以王琦瑶至多一年回家一次，觉得父母在她的生命中“一直都是可有可无的形象”；女儿薇薇则是新潮流的代表，王琦瑶和女儿之间永远都有争吵和间隙，后来薇薇去了国外，意味着两个时代的最终决裂。

爱慕虚荣的王琦瑶怀揣着不切实际的爱情梦想、与人为善的价值追求，而她“锦绣烟尘”式的人生，终敌不过繁花落败的凋敝、人性撕裂的晦暗。她最终被“长脚”所杀，在小说情节上虽显得有些草率和仓促，但从社会逻辑来看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王琦瑶“魂归离恨天”，其所深植的这座城市便也在读者的精神上成了一座废墟。

《长恨歌》1995年在《钟山》杂志连载，1996年首度出版。小说没有告诉我们“废墟”之上立起的会是什么，留给人们的只有叹息和沉思。

王安忆在《长恨歌》里以横死来安排王琦瑶的结局，无疑是“残忍”的，而在王琦瑶的一生当中，王安忆又赋予了她足够的宽容和忍让。这看似矛盾的笔触，其实正好表明《长恨歌》的感情基调是怀旧和伤感的。

我们知道，《长恨歌》最大的艺术特色就在于用散文语言和铺排笔法来描绘小说中本来平淡无奇的琐碎的事物，并以此作为小说情节发展的铺垫，预示人物命运的流转与结果。

这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并不多见，我以为，这样的构思与运笔，恰恰强化了小说的怀旧色彩和伤感质地，细细读来不胜唏嘘。

王安忆对上海的城市文化是深含着偏爱的。一言以蔽之，在她笔下，主人公王琦瑶一生的情爱史已融入历史的变迁之中，那个年代那些人，无不隐喻着一座城市背后无尽的沧桑、苦痛和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