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床上的心愿

隆冬，江津区德感街道南华康居小区内，一场肃穆的告别仪式正在进行。身着白色马甲，手持白菊，龚光荣站在队伍的最前头。他和100多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目送遗体接受站的车辆，消失在路的尽头。

2014年以来，这样特别的送别仪式已在这里举行10次，送别的都是登记了人体器官捐献的“同行者”。

龚光荣一脸平静，就好似那年跟妻子李洪玉在电视广告插播间隙，就决定了死后的归宿。

“以后，我们也（把遗体）捐了吧……”龚光荣看着电视机屏幕轻轻地说。

“好啊，随儿子，换个方式团聚……”李洪玉也轻轻地应。

尽管起初，儿子的决定曾让夫妻俩感到手足无措。

2012年8月，患白血病的龚莜植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化疗时常让这个27岁的年轻人疼得满头大汗。看着病友换了一拨又一拨，他轻描淡写地说：“爸、妈，我想走后，把遗体和器官都捐了。”

遗体捐献，在人生的前半程，龚光荣未曾了解的这个词，让他一怔。

“生病一年多，受到很多人帮助，从小你就教我要爱国爱家，我才去当了兵。捐献遗体就是给医学作贡献，让别的人少受点像我这样的苦……”见龚光荣面露难色，儿子龚莜植提高了说话的音量。

见父亲没表态，龚莜植顿了顿说：“把遗体捐了，你就当我是在战场上牺牲了……”

看着那个曾经替自己圆了“参军梦”的儿子日夜被病痛折磨，话到嘴边龚光荣却开不了口。沉默良久，他默默点头。

一个月后，龚筱植离开了。按照儿子的遗愿，龚光荣夫妇向重庆医科大学捐献了龚筱植的遗体及眼角膜。四天后，深陷悲痛的他们接到消息：因为筱植的善举，两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其中一人还很年轻。

“（受捐者的眼睛）像不像我儿子的眼睛？”捐献遵从双盲原则，受助者的信息不能透露，龚光荣忍不住向医生追问。

“当时医生说，很像我娃儿的眼睛。”尽管龚光荣心里清楚这不过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伤痛的心却仿佛被轻抚：以后，有人可以替儿子继续看看这个世界了。

周遭的误解

儿子去世后，亲戚朋友上门，问起葬礼。

龚光荣故作轻松，摆手道：“都没办，捐了，都捐了……”

来自周遭的不解、质疑接踵而至。

“祖祖辈辈都讲究入土为安，捐了遗体，以后一家人永远都无法在‘地下’团聚。”

“遗体都捐了，也不怕被千刀万剐。”

丧子之痛加上闲言碎语，一个声音在龚光荣心底呼喊：要给儿子正名，何不借此机会，把人体器官捐献这事推广起来？

对此事一知半解的龚光荣开始频繁跑红十字会，恶补专业知识，把“犯忌讳”的语句编成言子儿：“烧成一把灰可惜，埋到土里头可惜。不如捐献，为医学作点贡献……”

进展却比想象中难。

趁着帮社区跑腿办事，龚光荣敲开邻居的门，刚开口，昔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觉得他不安好心，黑着脸将其赶了出来。更有人猜测，这对老年丧子的夫妻是受了刺激，不太正常。还有人断定，夫妻俩肯定拿了医院不少“好处”。

“人体器官捐献是无偿的，但能帮助有需要的人重获新生。”遭到邻居的猜测，龚光荣耐着性子一遍遍解释，单薄的身影仍然在楼栋中穿梭。

儿子去世两年后，四位邻居成为龚光荣动员的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30岁的何高峰便是其中一个。

第一次上门，因为车祸瘫痪多年的何高峰扭过头，沉默不语，和捐献有关的政策丝毫没能引起他的注意。

第二次，龚光荣提到了跟何高峰一般大的莜植。见何高峰眼里在闪烁，他趁势掏出一张儿子的照片，说起那段不愿触及的伤痛。

听说走后还能给医学作点贡献，这个过去健步如飞、如今被困在方寸之间的汉子思考良久，在志愿书上歪歪扭扭签下自己的名字。

点燃星星之火

时间久了，龚光荣觉得，提起莜植就仿佛这个故事还在继续，儿子还未离去。他把宣传的阵地从小区、院坝，扩大到更多人群聚集的地方。

一次旅游，大巴上人们起哄轮流表演个节目。轮到龚光荣，他笑说：“我不会唱歌、跳舞，我就说点人体器官捐献的事儿。”不料，那次不经意的宣传，就有2人特意找来签下了志愿书。

2016年1月，那场45位社区居民集体签署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的仪式成为重要的转折。这场捐赠，至今保持着全市最大规模集体（社区）捐赠遗体器官的记录。

“那天，街道的、红十字会的人都来了。”龚光荣说，此后，社区里再没有人出言攻击过自己，反而宣传队里来了不少能人，会跳舞的，会表演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欢声笑语中，龚光荣再把话头转到人体器官捐献上去。

 64岁的黄茂伦也是宣传队的一员，儿子陈安明5个月大时因为生病，落下了癫痫后遗症，年龄一天天在长，语言、智力、行动能力却一天天衰退，23岁时已行动困难。

2018年2月，37岁的陈安明在家中去世。当天下午，重庆医科大学的工作人员就接收了陈安明的遗体。

回忆起那段往事，黄茂伦仍刻骨铭心：“洪玉时常约我外出散步，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她和龚老师说得对，我和我儿子过得很苦，但我儿子捐赠了遗体，可以促进医学研究帮助到其他人，就可以让更多人不像我们一样苦。”如今，黄茂伦和丈夫也已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

用特别的方式“团聚”

1月10日，2020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颁奖典礼前夕，龚光荣带上简单的包袱轻装前来。龚光荣说，重要的东西放在家里。

他口中念叨“重要的东西”，是位于家中一个“重量”不重，“分量”不轻的箱子。其中，他最看重的是一本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的名册，经他和妻子动员，每增加一位志愿者，龚光荣便用签字笔郑重记录下对方的名字、信息，细细数来已有185人。

挨着名册的是一摞摞奖状，龚光荣觉得：“人体器官捐献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的延续。荣誉属于大家，这事儿一个人干不成。”

压在箱底的是儿子的老照片，穿着军装英气逼人，一家三口笑得开怀拥在一起，那是龚光荣最怀念又止不住悲伤的记忆。

1月5号，原本该是儿子36岁的生日。那天，龚光荣起了个大早，一个人倚在窗边，他在心底给儿子捎去一段话：“是你的善举，让我们走上了宣传人体器官捐献这条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你始终是我的骄傲。” 

龚光荣还记得第一次在纪念碑上看到儿子名字时的情形。在那块鲜花簇拥、镌刻着捐献者名字的石碑上，龚光荣一个字一个字地摸过去，找到了儿子龚莜植的名字：“既然我们无法在‘地下’团聚，那就让我们仨的名字在纪念碑上团聚吧。”

去世前，龚莜植曾在工地上当学徒，梦想着做一名建筑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参与这座城市的建设。龚光荣有时想，那个重见光明的年轻人，或许能帮儿子多看看这座城市和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