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聂力

1899年12月29日，父亲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场，也就是如今的重庆市江津区吴滩镇。这是一个有趣的日子，仅仅两天之后，人类便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纪。

父亲快满月时，读过几年私塾的我祖父翻开《随身宝》，指着该书最后一句“百福骈臻得双全”，对我祖母说：

“这是句吉利话。我们儿子是‘荣’字辈，就给他取名‘荣臻’，字‘福骈’，小名‘双全’。你觉得如何？”祖母满意地笑了。两年后，父亲又有了一个妹妹聂荣昌。

吴滩离江津约30公里，这地方林木葱郁，层峦叠翠，流水潺潺，自然风光秀丽，是一个典型的川东小镇。然而，父亲后来却回忆说：“从我记事时候起，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家乡的山水风光，孩提时代的欢乐，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

我家的祖上本是当地有名的大家族，但到了父亲出生时，聂家已经破落了。我的祖父聂仕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老实厚道，整天为生计发愁；祖母唐氏是个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心地善良。虽然家境困难，但在父母亲的熏陶下，父亲从小就热爱劳动，乐于助人。小小年纪，他就帮祖父到水塘里挑水，祖母劝不住，只好用小刀在水桶上刻了一条横线，规定父亲挑的水不能超过这条横线。他同情穷苦人，常为孤寡老人送稻草垫铺御寒；他恳求外祖父为可怜的穷人请医治病；他在寒风中把冻得发抖的小女孩带回家吃饭；他还为贫穷的校友购置笔墨文具……

尽管家徒四壁，吃穿困难，但祖父祖母仍然想尽办法让他们的儿子读书，图的是将来孩子有个出息。8岁那年开始，父亲到外祖父唐远谟开办的私塾馆读了3年多书，在这里他受到了启蒙教育。当时正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社会面临着动荡。而那时，父亲的三舅唐海潭正在重庆法政学堂读书，他见多识广，思想激进，每次回家，都能带来许多新的社会消息，他的高谈阔论对幼小的父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父亲虽然不知道共和党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又是怎么一回事，但社会需要变革的想法，已经不知不觉间闯进他年幼的心灵之中。

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清王朝灭亡，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刽子手、晚清官僚赵尔丰、端方被杀。这些重大消息接连不断传到吴滩场，父亲再也无心读那些“之乎者也”了，他向往新学，向往外部的世界。15岁那年，父亲转到离家15公里的永川县陈食高等小学住读，这个学校的老师大多受过新式教育。在这里父亲才算开了眼界。他发愤学习，珍惜时光，曾书写“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的铭言，刻在课桌上自勉。在他出生地的故居里，至今还保留着他当年用过的一个笔筒，上面刻着两个字：破睡。意思是上课的时候不要打瞌睡。

那时的父亲也很勇敢。陈食场小学设在名叫“三官殿”的一所庙宇内， 庙堂四壁排列着许多神像，令教室更显拥挤。父亲私下组织一些胆大的同学，敢于冒犯“天威”，巧妙地打掉了神龛和泥塑菩萨，扩大了校舍。父亲“打菩萨扩校舍”的故事，至今仍在当地流传。

70年之后，曾与父亲在陈食小学读书的余凤翔老人撰文：“聂于案头，自题铭言，藉以自励，每于夜读都到深夜，因而成绩优异，超越朋辈。他平时娴静少言，惟有与同学探讨学问时，则侃侃而谈，理通词达，娓娓不倦。遇及国家民族之大事，则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忧国忧民之思想，溢于言表，常于文卷之上，笔尖有力，锋芒毕露。老师曾评誉其：‘资赋不凡，终非池中之物’。”

1917年，18岁的父亲考入江津中学。这所学校是川东地区的著名学府，学制4年，教学设施先进。但是入学刚一个月，就爆发了川黔军阀间的混战，贵州军队进驻江津中学，停留三个月。父亲目睹了军阀胡作非为、欺压人民的种种暴行，他痛恨置人民死活于不顾的各路军阀，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但那时他只能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到学习中，认真刻苦地吸吮文化科学知识。

也许就是这个时期，父亲逐渐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他看到国家落后，民不聊生，认为只要把工业搞上去，国家富强了，就能减少人民的苦难。要想达到科学救国的目的，做学生的首先需要搞好学习。他面壁而读的精神，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傍晚，教室里已空无一人，父亲仍然面对墙壁高声朗读，国文教师杜文运走进来，说：“荣臻，休息一会吧。你每天都如此吗？”

父亲回答说：“是的，老师。”

“为啥呢？”

“老师，学生以为，学问就如一堵厚厚的墙壁，不下工夫就不能穿透它。”

杜老师点点头，他看到父亲的课桌上，摆着《天演论》《物种起源》《新青年》等书刊，便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学生写出了《评内忧外患》《评楚霸王》两篇精彩的文章。其中那篇《评内忧外患》，杜老师毫不吝啬地给了个满分，并贴到中堂，供同学们品读。

1918年端午节，父亲约了七八个同学，租了只小船，到浩荡的长江里畅游。船到江心，面对着滔滔江水，同学们激情勃发，感慨万千。父亲热血沸腾，不由得吟诵起屈原《离骚》中的诗句：

不抚壮而弃秽兮，

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

来吾道夫先路！

……

乘骐骥以驰骋兮，也许正是父亲前半生的写照。就在那一天，在剧烈摇摆的小舟中，父亲对他的同学发出：“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诸君将来再聚时，要有所成就方不负我们同窗之谊。”

转过年来，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某种程度上说，这股强大的历史潮流，改变了中国的未来，也改变了父亲的命运。父亲热情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他和激进的同学一起游行示威，撒传单，贴标语，反对袁世凯，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巴黎和会。就在这个时候，父亲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抵制日货，是父亲中学时代经历的最大事件。位于长江边上的江津县城，商业比较发达，然而店铺里卖的几乎全是日本货，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反感。《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的消息传来后，愤怒的学生不顾校方的阻拦，冲出校园到大街上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就势焚烧了从店铺里搜来的日本货，轰动了整个江津城。在这个过程中，父亲是最积极的人之一，为此他上了当地军警的“黑名单”。

有消息说，军警将对参与焚烧日货的学生进行镇压，轻则开除或勒令退学，重则逮捕。显然，父亲在家乡呆不下去了。在这个重要的关头，父亲面临着重大选择。是就近到某个亲戚家躲避一下，还是告别家乡，彻底远行？想到不能再上学了，父亲觉得在家乡再呆下去，已无意义。经过冷静思索，他做出一个完全出乎全家人意料的决定：到法国勤工俭学！

后来我常常想，如果那时父亲不到法国去，他的一生绝对会是另一种样子。这个决定对于父亲来说，太重要了。

不可否认，焚烧日货是父亲远行的直接导火索，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早就萌发了工业救国的理想，到国外去学点本事，回来好办工业，让老百姓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是他最向往的。借这个事件，到法国去，应该说是一个极好的时机。

父亲一提出这个想法，就遭到我的祖父母的反对。

他是家中的独生子，我的祖父祖母担心他们的宝贝儿子漂洋过海，发生什么意外，那样会要了他们的命。但是，我的父亲斩钉截铁地表示：“我生死都要去！”

在二舅唐富华的劝说下，祖父母后来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接着又在二舅和众位亲友的资助下，凑足了留学所需的300块银圆。办理去法国的手续非常简便，父亲和几位同学一起，到重庆法国领事馆，没费什么劲就领到了护照。

儿行千里母担忧。等待远行的日子里，我的祖母常常是泪眼迷离地望着她的儿子。虽然经常吃不饱饭，却没影响父亲的发育。父亲身高1米77左右，在四川人里面算是高个子，后来的十大元帅里面，刘伯承个子最高，第二高就是我父亲。

父亲离家的那一天，我祖母把一坛醇酒埋在院子里的地下，说好等父亲回来时再挖出来摆酒接风。父亲出门时，祖母拉住他的衣角，小心翼翼地问：“荣臻，啥子时候能回来？”

父亲说：“多则5年，少则3年，我就会回来的。”望着自己日渐衰老的母亲，父亲说这话时，我想他

内心里一定充满了伤感。他挥挥手，义无反顾地走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与父母的永诀！此一去，他再也没能踏进这道翠竹掩映的院门，祖父祖母也就再也没能见到自己惟一的儿子。祖父于1933年去世时，父亲正在中央苏区率红一军团反“围剿”，而1935年祖母去世时，父亲正跋涉在长征途中。那位一直关心帮助他的二舅唐富华，也在重庆解放前夕病逝了。

临出国几个月之前，父亲奉父母之命，与龙升贤结婚。父亲这一走，再没回过家，他们也没再见过面。龙升贤一直在家守着，把我的爷爷奶奶奉养、送终，并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精心保存着我父亲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用品，直到后来交给了有关部门。新中国成立后，从家乡来京的姑姑聂荣昌对父亲讲了龙升贤这些年的情况，从此，父母亲一直坚持着每月给龙升贤寄钱，资助她的生活。1988年5月龙升贤逝世后，父亲发去唁电：“龙升贤同志千古。聂荣臻张瑞华率全家敬挽。”并嘱托乡亲把龙升贤和我的爷爷奶奶安葬在一处，“以示共度艰辛”。今天看来，他们短暂的婚姻和长久的分离是封建包办和战争环境造成的，这种情况在他们那一代人中并不少见。但我深深感到，这位龙老太太一辈子也真是不容易。我和爱人丁衡高回故乡为爷爷奶奶扫墓时，总是同时为龙老太太献上一个花圈，鞠个躬，表达我们的一片敬意。

重庆朝天门码头，汽笛一声鸣响，小火轮开足马力，迎着初生的朝阳去了。在遥远的地方，未知的命运正等待着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