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卑未敢忘忧国”，即使身陷绝境也要为国家，为民族贡献出自己最大的智慧和力量！ 

冯鸿珊（1922—1949） 山东阳谷人。国立六中学生。1941年3月与同学一起从璧山来渝，准备经三峡去解放区，在磁器口被军统逮捕。辗转关押于贵州息烽监狱、重庆白公馆看守所，狱中受革命者影响，积极参加狱中斗争，努力学习。1949年11月27日被杀害于白公馆。 

在《红岩》小说中，描写了四个抗战期间因路过集中营特区的边沿地带就遭到长期拘禁的中学生。小说还从那四个学生中，着力塑造了一个突出人物——胡浩。当然，这都是文学描写。但在真实的历史上，国民党军统重庆集中营里，确实关押和屠杀过四个“误入禁区”的学生，他们是冯鸿珊、陈河镇、李仲达、石作圣。四人中，也确实有一个较突出的人物，他就是冯鸿珊。四个学生都是山东籍，而冯鸿珊是其中唯一得以确认县乡籍贯的殉难者。

冯鸿珊是山东阳谷后刘湾人，生于1922年。抗战初期，1938年，他入读山东菏泽中学，后随校南迁，途中辗转一年多，最后到达四川绵阳，编入绵阳县国立六中三分校读书。在学校里，他受地下党同学的影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对国民党前线战场的节节败退痛心疾首，更加憧憬家乡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斗争和生活。1941年春，冯鸿珊和李仲达等人相约离开了学校，名为要到重庆报考重庆大学，实则打算经重庆投奔共产党而去延安。但是，由于无人引导，到重庆以后，他们找不到去解放区的妥善方法，于是准备出三峡进湖北到鄂豫边沿地区的解放区去。不幸的是，走到歌乐山下的磁器口时，因被守卡的军统特务检查出带有“禁书”而被捕。军统特务发现冯鸿珊等人是从山东过来的，怀疑他们是共产党派来的“特工”。随后，通过特务情报网调查冯鸿珊在山东家乡的情况，反馈回来的情报又是“冯鸿珊‘家里有共产党倾向’”。于是军统将这几个学生作为“重大嫌疑犯”送到了贵州息烽监狱关押。抗战胜利后，息烽监狱撤销，冯鸿珊等人又被移押到白公馆关押。1949年11月27日，冯鸿珊与他的几位同学一起在大屠杀中遇难。

漫长的黑牢生活、铁窗里的天地成了冯鸿珊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人生课堂。在这里，他真正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他没有因人生挫折而灰心丧气，而是利用一切机会读书学习，期望将来能在新中国建设中贡献一份力量。他曾经从哥哥那里抄录过一份有关中国交通建设的资料，因此，他对新中国交通建设方面的问题非常有兴趣，很专注地对那些材料进行整理、思考。

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份冯鸿珊在狱中所写的《复员后铁路、公路所需人员之估计》的文稿。

在文稿的开头，他写道：交通事业，复员之后尤为建国之先决条件，我国因一切落后，是以至今仍未储备充分之人才，亦未能尽量培植需要之人才，将来人才不敷分配，自在预料之中。惟前既覆后车当鉴，今后建国，交通建设当居首要。而技术与管理员工之调查、培养、储备，又为建设工作中首要。

冯鸿珊还根据建国后全国铁路、公路建设的规模和当时我国铁路建设、管理的现状，推算出今后交通建设急需的各类人才。他写道：铁路共需工程与管理人员135000人，工人663400余人。公路方面需要培养的人是土木工程人员，十年内需150750人，完成全部计划共需536000人，机务、工程人员分别为235000和32000人。

现在有句话叫：“要致富，先修路”，还有一句话是：“21世纪什么最宝贵？人才！”冯鸿珊，一个因国难和政治黑暗而失去高等教育机会的青年，一个没有工作和社会经历的青年，在监狱恶劣的环境中，靠自学，靠独立思考，却提出了“交通建设”和“人才培养”这两个极富前瞻性的问题，并有了属于他自己的立意庄重、层次清晰、论证合理、文词中肯的研究成果，充分显露出他的敏锐、才情和智慧。更重要的是，这体现了冯鸿珊“位卑未敢忘忧国”主体精神，体现了他身陷囹圄也压不住的对国家、民族的一份责任心！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脊梁。我们为新中国建设失去这样一位优秀人才而深怀痛惜！

一个共产党人的气节应该怎样体现？其绝不是个人的修心养性，而是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执着的追求。正因为有这种高度的理性做基础，共产党人才能够如此的英勇坚强、无所畏惧！ 

陈然（1923－1949） 祖籍江西，出生于河北香河。1939年在曾湖北抗战剧团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到重庆，后因躲避特务抓捕失掉组织关系。1946年加入民盟。1947年创办《彷徨》杂志，与《新华日报》党组织保持秘密联系。《新华日报》撤返延安后，陈然和《彷徨》杂志的同志将从香港寄来的《群众》周刊及《新华社电讯稿》摘录编印为无名油印小报，在群众中秘密传看，后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决定把油印小报纸命名为《挺进报》，并作为市委机关报，陈然于年底重新入党，曾担任《挺进报》特支组织委员、代理特支书记，负责《挺进报》印刷工作。1948年4月《挺进报》机关遭破坏，陈然因叛徒出卖被捕，先囚渣滓洞，后转白公馆，狱中经受住了老虎凳等酷刑的折磨，坚贞不屈。囚于白公馆时，他把从隔壁黄显声将军那里得到的消息写在纸条上，在难友中秘密传看，被称为“《挺进报》白公馆版”。1949年10月28日殉难于重庆大坪。 

1947年重庆《傍徨》杂志第五期“小论坛”栏目中发表了一篇文章：《论气节》。文章开头写道：

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精神。什么是气节？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平时能安平乐道，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致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气节是建立在高度理性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红岩英烈陈然，他用自己的生命对这篇文章的深刻内涵做了一个最好的诠释。

陈然原名陈崇德，祖籍江西，1923年12月28日生于河北省香河县。父亲是海关小职员，先后在北京、上海、安徽、湖北、重庆等地工作，陈然也随父辗转各地生活、求学。1938年，陈然在湖北宜昌参加“抗战剧团”，在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中，接受了革命教育，经过实际工作锻炼，1939年在“抗战剧团”加入共产党。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剧团内党组织撤离，陈然也因父亲工作调动，随家迁居重庆，党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中央南方局。1942年因躲避特务抓捕失掉组织关系。失去组织联系后，陈然仍然自觉地履行一个党员的职责，通过学习《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领会党指示的斗争方向，主动深入到工厂、码头去与工人群众交朋友，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中国社会处在“向何处去”的重大转折关口，相当多的青年，思想状况也因政治局势的复杂和自身前途的茫然而显得苦闷与彷徨。在《新华日报》社的领导下，陈然与一些进步青年创办了《彷徨》杂志，以小职员、小店员、失学和失业青年等为对象，以谈青年切身问题为主要内容，形式上是“灰色”的，但内容是健康的，以此联系更广泛的社会群众，发展和聚集革命力量。1947年1月1日，《彷徨》出刊后，大量读者来信，倾诉种种不幸遭遇，以及个人生活上、思想上的苦闷。陈然担任编辑部的“通联”工作，利用业余时间答复读者来信和到《新华日报》社报馆取稿，常常工作到深夜，为杂志和读者呕心沥血、不遗余力。

然而1947年2月，《新华日报》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查封，报馆全体人员被迫离开重庆撤回延安。重庆的政治生活顿时陷入一片沉闷压抑的氛围中，国民党政府实施的白色恐怖和新闻封锁政策，断绝了进步人士了解革命进程的渠道；这一突发事件更是打断了《彷徨》杂志与《新华日报》社的联系，使陈然他们失去了上级党组织的领导。

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催的情况下，陈然和《彷徨》杂志的蒋一苇、刘镕铸等同志却于1947年4月底的一天突然收到了党组织从香港寄来的《群众周刊》香港版和《新华社电讯稿》，这让几位同志欣喜若狂——“党组织”并没有忘记他们，这无疑是为他们在当时极其严峻的形势下继续开展工作带来了一盏指路明灯。从此以后，他们每隔几天便会收到我党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电讯稿》，一个个人民革命胜利的消息，使大家倍受鼓舞，坚定信心。他们认为应该把那些鼓舞人民的消息散发出去，可是该怎么办呢？由于《彷徨》杂志是公开出版物，不方便刊登，他们决定用油印小报的方式把这些消息传播出去，并将该报定名为《挺进报》！陈然他们还希望中共地下党组织能看到这份小报，使他们能尽快恢复与组织上的联系。

果然，《挺进报》很快传到了重庆地下党组织那里，市委派彭咏梧同志（江姐的爱人）和他们接上关系，决定将《挺进报》作为重庆地下党市委的机关报，并购买收音机直接收听延安电台，同时成立了电台特支和挺进报特支。陈然负责油印，成善谋负责抄收消息。《挺进报》犹如一把钢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她又如一座灯塔，照亮了山城人民前进的道路。

后来，地下党负责人认为《挺进报》就是一把尖刀，应该利用《挺进报》对敌人展开“攻心”战，于是作出决定将《挺进报》直接寄给敌人，特别是向国民党军、警、宪、特头目寄送。

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收到《挺进报》大发雷霆，他把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叫到办公室训斥道：“你徐处长说的，南方局已撤离了，新华日报查封了，重庆的共产党销声匿迹了，那为什么共产党的《挺进报》寄到我的办公桌上来了。你怎么解释？”朱绍良命令徐远举限期破获地下党的《挺进报》。

这一棘手的“案子”让徐远举颇为头疼，他在解放后被关押于战犯管理所里写下的近十万字的《血手染红岩》交待材料中对破坏《挺进报》有这样的交代：

限期破案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压力。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我感到有些恐慌，也有些焦躁不安。当时特务机关的情报虽多如牛毛，但并无确实可靠的资料。乱抓一些人又解决不了问题，捏造栽赃又怕暴露出来更麻烦。我对限期破案不知从何下手，既感到愤恨恼怒，又感到束手无策，但在无形战线上就此败下阵来，又不甘心。

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策略，制定了“红旗特务计划”。就是把经过培训的一些特务，伪装成进步的学生、工人、失业人员，派遣到社会各单位、团体和群体中，通过自己进步语言、行为接近其他人，搜寻蛛丝马迹。

当时重庆有个民盟办的文城书店，是地下党利用来发行《挺进报》的一个联络点。书店被国民党查封后，地下党安排店员陈柏林到社会大学学习。在社大，“红旗特务”曾纪纲，伪装成进步学生，表示要帮助陈柏林恢复书店，并且希望陈柏林能够提供一些进步的书刊资料给他学习。曾纪纲的假象骗取了地下党员陈柏林的信任。陈柏林向他的上级任达哉提出，要求发展曾纪纲，以便协助他开展工作。当任达哉决定与曾纪纲面谈时，曾纪纲立即向他的上级特务李克昌汇报，于是徐远举指派特务抓捕了陈柏林和任达哉。陈柏林虽然年幼无知，被特务假象所麻痹，但被捕后，在敌人酷刑面前却表现得十分坚强。而任达哉被捕后，经受不住酷刑折磨，投降叛变，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由此引发整个地下党组织遭到一连串大破坏。

地下党出现叛徒，党组织遭到破坏。组织上迅速作出反应，通知有关同志转移。当时陈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国粮食公司机修厂的管理员，家住南岸野猫溪，他收到了一封告急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路平安！”下面署名是“彭云”。“彭云”是江姐的儿子，那时不过是个2岁左右的小孩。陈然收到此信，猜测地下党组织可能出了事，但他却并没有立即转移。首先因为他无法确定该信是否真实，更重要的是他深深明白在情况不明的时候贸然行事所造成的后果。他回想起抗战期间，为躲特务追捕，上级叫他到江津去隐蔽待命，以后由组织来找他。后来，陈然在江津待不下去了，就违背纪律自行跑回重庆接头，结果接不上而脱党好几年，直到成立《挺进报》特支才重新入党。陈然曾经痛悔地说，当初就是死在江津也不应离开。所以，他决定，哪怕出现最恶劣的情况，没有确切的消息，决不撤离！

他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找相关同志核实情况并坚持把第23期《挺进报》印刷发行出去再转移。

1948年4月22日，当陈然准备将印刷完毕的《挺进报》送出去的时候，特务按叛徒提供的线索追捕到他家。陈然被捕了。当敌人搜查的时候，除了查到了第23期《挺进报》和油印工具外，一无所获。

徐远举抓到陈然以后，对他施用了各种酷刑，陈然被折磨得几次昏死过去，醒来后怒斥匪徒，最后特务强行把他架起来，拿出纸笔，要他招供，以扩大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面对敌人的酷刑威逼，面对敌人的穷凶极恶，陈然英勇不屈、坚不吐实，展现了一位共产党员最崇高的意志品德。最后敌人无计可施，只有将他押回牢房。

1949年10月28日，陈然、成善谋等10人在大坪刑场被公开枪杀。这一天，陈然上演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悲壮一幕。

过去，挺进报特支和电台特支都是单线联系，互不往来。陈然在印刷《挺进报》的时候，发现每次从组织上转来收录的电讯稿，字迹工整，一笔不苟，有时文句中断了，就在句子后面打上省略号，并注明原因。陈然被收录员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吸引住了。他想写封信给这位同志，向他表示敬意。他向上级提出这个请求。上级考虑到地下秘密工作纪律，没有同意。后在陈然的多次恳求下，允许他写一两句简单的话，不签名，由组织转交。陈然考虑了很久，想写的话太多，但最后仅写了一句“致以革命的敬礼！”几天后，他收到这位同志的回信，也是简单的一句话：“紧紧地握你的手！”同样没有签名。陈然一直不知道，这位回信的同志，就是他的老战友成善谋，但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遵守地下党的工作纪律，从不相互打听和谈论工作情况。

在国民党法庭上，法官张界宣读判词：“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陈然，挺进报负责人，印刷挺进报。”听到这些，陈然、成善谋这两位老战友惊喜地四目相对，他们甩开特务的看押，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约而同说出：

“紧紧地握你的手！”

“致以革命的敬礼！”

国民党的法庭顿时秩序大乱，最后，审判无法进行下去，特务只好草草收场，将他们押往刑场。当陈然等十人被押到刑场时，陈然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端枪的刽子手说：“你们有种的，正面开枪。”行刑队不敢开枪，他们强行把陈然扭转过去，还是从后面开了枪！陈然在刑场上是何等的英勇、何等的潇洒！“面对死亡放声大笑”这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节，是他伟大人格力量的真实写照，是他对生命意义的高度弘扬！

正如陈然在自己文章中说的，“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精神。”这种大义凛然的气节早已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也是红岩魂的内涵之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中国的革命历史是用鲜血写成的，无数的革命先烈用他们浩然的正气、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奉献精神凝聚成了最强大的精神支柱，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年轻的共产党员、优秀的革命诗人，用满腔的热忱和殷红的鲜血谱写出壮丽的诗歌！

古承铄（1920－1949）重庆南川人，中共党员，国立重庆师范音乐科毕业，是才华横溢的音乐工作者和诗人，被誉为“人民的歌手”，曾参加《挺进报》撰刻工作。1948年5月被捕，1949年11月27日殉难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 

《新华日报》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最喜爱看的报纸，是为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象征。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逆历史潮流而动，阴谋发动内战，遭到《新华日报》的有力揭露。一天，一个进步青年，正看着《新华日报》报登载的一则《多少眼泪，多少仇恨，征兵悲剧到处发生》的消息，联想起家乡南川县抓壮丁充当内战炮灰的悲惨景象，激起他心中无比愤懑，即提笔疾书了一首打油诗：“------呵！南川这块地方竟是这样的不详，可怕的事出在花盆山上；姓谭的黄泥巴脚杆遭了灾殃，几年来他被拉去当壮丁，到现在又要拉去上战场。------谁使你遭受这种浩劫？谁使你遭受这样苦难？苦难的日子不结束，苦难永远受不完。要争取我们的幸福，下决心把不合理的制度推翻。”小伙子激愤地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然而我相信，发生这些事件，并不能长久的在这世界上扮演。这些都只是暂时的现象，好的社会，正是由其中蜕变而来。”这位青年就是被山城人民誉为“人民歌手”的诗人，可大家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只知他在进步刊物上以“向乐”的笔名，经常发表进步诗歌，是一个以脍炙人口的诗歌，唤起民众心声，去实现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憧憬一个美好未来的诗歌作者。 

这个“向乐”诗人就是古承铄，出生重庆南川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就会编韵味十足的顺口溜，喜擅吟诗，特别爱好音乐，有生之年，创作出《薪水是个大活宝》、《綦江河》、《农村颂》、《磨房的瘦马》、《反内战》、《小英雄》、《大钞魔力如虎豹》、《强盗认作父》、《黎明之前》、《宣誓》等许许多多充满革命激情和揭露社会现实的诗文，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杰出人才。

古承铄的创作灵感大多源于生活的磨砺，他10岁起便过早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做过“小贩”，小店学徒，江湖把戏的跟班徒弟，木匠，小学杂役。由于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练就一手好字，17岁时，他被南川县民众教育师训班聘为文书，一年后，又被当地驻军招入军中任上士文书，因常为下层兵士写家书，受到尊敬，而招致一些军官们的嫉恨，阴谋陷害他，古承铄在一些士兵的帮助下开了小差，先后到江北第12中心小学和南川协和中学当文书。他开始参加进步活动，阅读进步书籍，逐步走了革命道路。1942年，他考入国立重庆师范学校音乐科，1945年曾因病被迫休学，1946年秋毕业后，先后在任南岸南坪小学教员、江津江口铁道训练所军需、重庆川盐银行总务处机要股文书员。

抗战胜利后，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建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古承铄在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中，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刘镕铸等，他们组织“儿童文化交流社”，开办进步书店，创办“前锋社”等，暗中联络学校进步青年和教师，传播进步书物、文学作品和进步歌曲。

此时，国民党政府早已腐败不堪，贪官污吏除大发 “劫收财”外，还克扣小学教师复员费，拿去放高利贷，从中渔利。这一恶行激起了重庆等地教师的无比愤慨。大家相互联络，古承铄参加组织发动了500多名教师到重庆市政府和教育当局请愿。这次斗争与上海发起的小学教师请愿相呼应，获得胜利。在地下党组织指导下，古承铄和大家又乘势发起成立了“小学教师联谊会”，出版《国民教育导报》半月刊。洋溢着青春战斗活力的古承铄，在《国民教育导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诗歌。古承铄的名作《薪水是个大活宝》就是在导报上署名“向乐”发表的。这首诗反映了国民党统治政权的腐败和丑恶，揭示了反动派不顾人民死活，疯狂扩军备战，搜刮民脂民膏以充内战，致百业凋敝，社会经济衰落，物价飞涨，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现实。诗歌很快被人谱成曲，在重庆各学校传唱起来，引起了全社会的共鸣和反响。人们为诗人能大胆地针砭时弊，提出改造社会的呼声而钦佩。“向乐”这个名字也很快在人民群众中传颂开来。

面对内战危机，古承铄站在反内战的“前锋”阵地，写下《反内战》诗歌，以嬉笑怒骂的形式，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唤起民众奋起抗争：“道路虽不远，何妨下细点，纵使狂风暴雨多，为了发光要大胆！”。

内战爆发后，他以其犀利的笔调写下《黎明之前》组诗：“------黎明之前黑暗，黑暗之中混乱，世上总有阳光，黑暗毕竟很短。迎着扑面而来的滚滚黑云和暴风骤雨，为民主开遍自由之花而勇往直前。”1946年秋，古承铄在江津铁道人员训练所工作期间，写下《綦江河》诗歌，这是继他当小学教师时创作的《薪水是个大活宝》之后，又一首反映国民党抓壮丁打内战，綦江河两岸人民深受其害、鼓动人民起来斗争的反战诗歌。古承铄的诗歌通过进步刊物公开发表，其作品抑扬顿挫，声声有力，脍炙人心，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抄、朗诵、演唱。他的以“向乐”、“永恒” 、“陈灼”等笔名创作的诗歌很快引起了地下党组织的高度重视。

古承铄身边有许多朋友都蒙在鼓里，不时猜测这位堪称“人民歌手”的人到底是谁？终于有人打听到“向乐”原来竟是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古承铄。大家惊喜之余，都埋怨他，有朋友开玩笑说：“向乐先生，是不是怕你的歌在重庆城大街小巷都给唱红了，让人知道，大家要你请客哟？” 古承铄不好意思的摇摇头，谦和地解释道：“大家把我当成一个人民的歌手，我是感到很幸福的。但目前，更需要的是参加激烈的斗争。请客自然是要请的，该在胜利之后，在我同各族群众一起高唱战斗之歌、胜利之歌时。”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延安发动进攻，我军被迫主动撤出延安。当时重庆黑云压顶，一片白色恐怖，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许多人的情绪低落、徬徨观望，而古承铄却在这年春再次申请并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腥风血雨的“六一”大逮捕席卷整个山城。重庆城大街上警车呼啸，学校及车站、码头，军警、宪兵、便衣特务四处搜捕进步学生和群众，重庆被捕人数达260多。古承铄看着身边的许多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被捕，十分的痛心和愤怒。他在《无题》诗中激愤地写下：

“假如山崩地裂，假如天要垮下， ------我将勇敢上前，毫不惧怕！”

他还写下《1947年“六·一”大逮捕有感》这首振奋革命斗志的战斗檄文，表达了诗人誓死与反动派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

由于《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反动派封杀，1947年下半年，地下党重庆市工委决定秘密发行机关报《挺进报》，古承铄的朋友刘镕铸任挺进报特支书记，古承铄由于擅刻蜡版，于是被安排秘密从事刻写工作。此时古承铄已到重庆川盐银行工作，他白天在银行上班，夜里在灯下以刚劲有力的仿宋体认真地刻写《挺进报》蜡纸。他深知这张秘密发行的油印小报，将要发挥多么重大作用。《挺进报》在进步群众中秘密传阅，就像穿破迷雾的一缕阳光，让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和人民看到了斗争的方向。

一次，有位在轮船上担任领江的朋友来看望古承铄，谈到其公司的船大量被征用运兵。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古承铄眼睛一亮，他让这位可靠的进步朋友将一叠《挺进报》秘密带上船，放置在船仓的角落里。就这样，当时国民党军队拼命用船运兵打内战时，《挺进报》却被国民党士兵们拣起来私下传看，真是具有讽刺意味。

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挺进报》机关遭到破坏。在躲避追捕期间，古承铄与组织失去联系，面对险恶的前景，他没有灰心气馁，在给革命朋友谭重威及李文安的两封信中，他写道：

“我并没有死在四月。虽然，生活上依旧充满着狂风暴雨，三灾八难。而我，疲倦的心灵，将随此苦难而更增勇敢。我固然不幸而遭此流离无依，但紧随着痛苦的便是幸福。我竟希望能受到更苦的锻炼。”

“然而，不登高山，不知平地。一味过惯幸福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而幸福则是要一个苦难来对比的。我并没有因此沮丧。------只要希望还在，我会新生。我发誓决不放弃希望，我一定保持我身心的纯洁，我会新生。”

1948年5月，古承铄未能逃脱特务的追捕，被关进渣滓洞监狱。在狱中他写下了《宣誓》诗：

“我宣誓——，我是真理的信徒，我是正义的战士，我要永远永远：为人类的自由幸福而战！”

《宣誓》诗在难友中秘密传抄传颂，成为难友心中的正气歌。古承铄还参加了狱中秘密组织的“铁窗诗社”，用诗歌作斗争武器，团结难友，鼓舞斗志，坚持斗争。他以自己的音乐天赋，和难友周特生将何敬平写的《把牢底坐穿》谱成曲。

“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这深沉、激昂、有力的歌声不时从牢房传出，唱响了整个监狱，就像难友们手持着利剑，向敌人发出雄狮般的怒吼，让看守特务惊恐万状。

重庆解放前夕， 1949年11月27日，敌人对渣滓洞实施大屠杀。人民的歌手古承铄，昂首挺胸走向松林坡刑场，在歌乐山麓慷慨就义，壮烈殉国。时年29岁。

铁窗下的心歌流露出对生命的热爱、对自由的渴望，可更多的还是坐穿牢底、不惧苦难的决心和勇气！

蔡梦慰（1922－1949） 四川遂宁人。民盟盟员，成都《工商导报》记者。1948年5月被捕。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认为他很有写作才能，多次劝降，希望他能为己所用，但遭到蔡梦慰的严词拒绝。狱中，他用竹签蘸棉灰墨汁，写下长达250行的《黑牢诗篇》。1949年11月27日殉难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

1949年11月27日晚上，渣滓洞监狱。

一阵阵阴风在渣滓洞的山谷中来回窜梭，发出惊恐的啸叫。天色暗黑，乌云浓密而低沉，像是要压垮大地。难友们在不安和企盼中度过了一天。从下午开始，就不断有难友从各个牢房中被提出去，说是转移，但很快就能听到远处传来零乱的枪声，这枪声一直持续到晚上。

随着汽车的引擎声，几道耀眼的灯光刺进男牢。渣滓洞的大门低喘着打开了，一队武装特务冲进内院，为首的喊叫撕心裂肺：

“蔡梦慰，出来！，出来！……”

叫蔡梦慰者，约有二十五、六岁，圆脸，一头长发，戴黑边眼镜，身着一件灰布长衫。他平静地走出楼上五室，与其他牢房中被提出的难友相互示意。

特务们押着蔡梦慰一行乘车来到歌乐山下的松林坡，特务们推攘着、吆喝着将革命者们往坡上的松林里赶。蔡梦慰在与难友们跌跌撞撞的行进中，乘夜色悄悄从衣襟里掏出一团纸来，弃于草丛中。

随着杂乱的脚步远去，传来的是回荡林间的枪声。那土黄色的纸团在乌云散去的月色下，显得格外耀眼，像一朵山间的野菊，祭奠着腾升于九天之上的英灵。

几天后，重庆获得解放。脱险的革命者带着解放的人们来到歌乐山下收殓殉难者的遗体。在清理刑场时，大家发现了草丛中的纸团。纸团展开，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行行用竹签醮着棉灰烬调制的墨写成的诗句。从此，新中国一代代的人们就从这首名为《黑牢诗篇》的长诗中了解到了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也从中汲取了奋斗的力量。

《黑牢诗篇》是一首未完成的长诗，已写成的分为五章。

第一章 禁锢的世界

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

箩筛般大的一块天；

二百多个不屈服的人，

锢禁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

一把将军锁，

把世界分隔为两边。”

……

蔡梦慰是1948年5月10日被捕的。当被关进渣滓洞监狱后，他才真正体验到了什么是人间地狱。在狱外，他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进步事业，更多的是一种理念；而现在，“自由”二字对每一个难友来说，是一种残酷的奢望。在人的正常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自由”，是多么的可贵，又是多么的不易啊！

空气呵，

日光呵，

水呵……

成为有限度的给予。

人，被当作牲畜，

长年的关在阴湿的小屋里。

长着脚呀，

眼前却没有路。

在风门边，

送走了迷惘的黄昏，

又守候着金色的黎明。

墙外的山顶黄了，又绿了，

多少岁月呵！

在盼望中一刻一刻的挨过。

……

在狱中的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敌人软诱硬逼的考验，能不能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是检验是否真正革命的关键。在狱中，蔡梦慰看到了太多的伪善与兽行，但更看到了太多的坚强，看到了太多的心灵与肉体的搏斗，看到了太多的在战胜敌人的同时也战胜了自己的斗争。他本人就在徐远举看中其才学、文字，要他自首参加“工作”时，坚决地拒绝了。

第二章 战斗胜利了

牢门，曾经为你打开，

只消一提脚，

便可跨过这条铁的门槛。

管钥匙的人说：

──你想干点什么呢？

搞事业吗？还是玩政治？

我给你高官，

我给你公司、银行、书店、报馆……

──否则你，哼！

一声冷笑掩蔽了话里的刀；

像修行者抵御了魔鬼的试验，

你呀，拒绝了利与禄的诱惑，

只把脖子一扬，

便将这杯苦汁一气饮下！

连眉头也不皱一皱呀，

从金子堆边走过而不停一停脚，

在红顶花翎的面前而不瞟它一眼。

爱人的眼睛

母亲的笑脸……

多少年轻的心灵呵，

都被感情的手撕裂得粉碎；

你呀，光荣的胜利者，

在一点头、一摇头之间，

曾经历了怎样剧烈的战斗！

……

用酷刑来折磨革命者，要“政治犯”在残酷的刑罚下开口，这是特务的“看家本领”。革命者的皮肉无法抗拒那些皮鞭，无法抗拒那些铁器、老虎凳……但是，凭籍着对党的事业的高度忠诚，凭籍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一切刑罚折磨，一切咆哮疯狂，在革命者的面前总是显得如此地无用和无力。

第三章 意志在闪光

讲着人的语言，

穿戴着人的衣冠，

完全同人类一个模样儿，

却长着蛇与狼的肺脏。

让天真的生物学者去疑惑──

世界上会有这种动物！

这里的二百多个人，

每一个都是活证，

每一个的身上永留着它的爪痕。

热铁烙在胸脯上，

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

用凉水来灌鼻孔，

用电流通过全身……

人的意志呀，

在地狱的毒火里熬炼──

像金子一般的亮！

像金子一般的坚！

可以使皮肉烧焦，

可以使筋骨折断；

铁的棍子，

木的杠子，

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线呵！

用刺刀来切剖胸腹吧，

挖得出的──

也只有又热又红的心肝！

“老虎凳”、“鸭儿浮水”……

“水葫芦”、“飞机下蛋”……

多么别致而又丰富的字眼呀，

在它们的辞典上，

是对付反抗者的工具，

是赏心乐意的游戏；

而在人类的斗争史上，

却用鲜红的字迹注写着：

炼成钢的熔炉，

琢成玉的磨床。

你，断了腿的，

你，折了臂的……

让自己底躯体废残，

为了花朵开放得完美，

为了果实结累得丰盛。

是收获的季节了，

当着你的朋友

爱人、

同志……

每一处伤痕呀，

都夸示着它所表现的光荣，

它所包含的意义。

蔡梦慰1924年9月出生于四川遂宁一个贫苦的店员家庭，他从小酷爱文学。1941年从成都大同中学高中毕业后，在四川大学短期旁听，后因经济困难，辍学辗转各地谋生。1945年在成都“遂宁旅蓉同乡会”任干事期间，经四川民盟组织的宣传委员吴汉家介绍，加入民盟。抗战胜利时任成都《工商日报》、《遂蓉导报》记者，写了很多揭露黑暗现实，向往光明的文章，展示了出色的写作才华。1946年8月创办“成都现代书报社”，作为民盟传播民主革命思想、联络进步力量的地下联络点。1947年5月，他到重庆主持“现代书局”，在“六一大逮捕”后的白色恐怖中，继续向读者秘密租借进步书刊，发行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文献》、《整风文献》等，同年冬，“现代书局”被查封，他转到西南土产公司，不久，办起了“重庆文城出版社”，并结识了中共重庆市委工运负责人许建业，和地下党同志们一起，进行《挺进报》的秘密发行，文城出版社很快成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后来，在西南土产公司工作的进步青年潘星海遭特务搜捕，蔡梦慰为掩护潘星海转移而被特务逮捕，关押于渣滓洞监狱。

入狱后，蔡梦慰有机会结识了更多的革命朋友和同志。狱中的难友们被捕前都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和阶层从事爱国反蒋民主革命活动，他们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结成了一个有力的战斗集体。在这个集体中，蔡梦慰感到视野更宽广，革命的方向更明确，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定，更感到了同志之间那种真诚的友爱和温暖。

第四章 欢迎呵战友 

欢迎呵！

亲爱的战友，

同志。

你是来自何方？

哪一个村，

哪一座城，

已掀起解放的巨浪！

只有混浊的开水，

只有残余的烟蒂，

而友爱的手指，

早已拂去了对于魔穴的疑虑。

才经过熬煎的心灵，

才经过折磨的躯体，

像浸在温泉里一般安适舒坦……

寒夜，一角薄毯的分享，

使全身全心都感到暖和。

……

革命者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虽然身陷牢笼，却不消极地打发时光，而是把监狱当成“炼成钢的熔炉，琢成玉的磨床”，他们时时期盼并坚信革命的胜利会很快到来，他们要在监狱这个大熔炉里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良残渣，出狱时以崭新的面貌去迎接新社会的辉煌。为了参加新社会的建设，他们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互相学习，互相提高。

蔡梦慰与其他难友一样，以满腔的热忱和积极的努力投身于为新中国的到来而进行的准备中。他参加了狱中组织的“铁窗诗社”，并帮助小难友蒲小路学习文化和革命道理。年仅十一、二岁的蒲小路，很小就失去父母，在流浪中被国民党军队抓丁当了勤务兵，因与军官吵架被诬为“共党”而投入监狱。蒲小路在蔡梦慰的帮助下，进步很快，他一有空，就拿出蔡梦慰用草纸给他编钉的识字本，轻轻地念：“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

第五章 铁窗里的等待

像笼里的鹰

梳理着他的羽翼，

准备迎接那飞翔的日子；

长期的幽禁呵，

岂能使反抗者的意志麻痹。

在铁窗里面，

无时不在磨砺着斗争的武器──

用黄泥搓成的粉笔，

在地板上写出了讲义，

你，是学生，也是教师。

卡尔、

恩格斯、

伊里奇、

约瑟夫

就像坐在身边，

同大家亲密地讲叙；

毛泽东的话呀，

又一遍在心里重新记忆，

再一遍在心里仔细温习。

……

这就是“黑牢诗人”蔡梦慰给我们留下的关于铁窗黑牢里的故事和铁窗黑牢里的精神。

如果在死亡面前别无选择，那至少可以选择一种泰然面对死亡的方式——这便是共产主义战士的风范！

陈作仪（1917－1949） 重庆云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1月被派往云阳参加下川东武装起义。1948年5月被捕，狱中积极作看守黄茂才、医官刘石仁的策反工作并取得成功。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忍着伤腿的剧痛，大声高呼：“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我们站出来你们打好了！”挺身而出，壮烈牺牲于牢门边。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革命者实施了集体大屠杀。此时新中国虽已成立了57天，可一大批革命者还是倒在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之中。

在这批死难烈士中，有一位矿工出身的共产党员，面对骤然而至的屠杀，没有惊慌，没有哭泣。他从容不迫，大义凛然——他就是我党优秀的基层领导人陈作仪。11月27日晚，特务以“马上转移，要办移交”为名，将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人员全部集中于男牢楼下八间牢房，并锁上牢门，用冲锋枪、卡宾枪对准牢房疯狂扫射，罪恶密集的子弹打中了陈作仪的腿。他虽身负重伤，却仍顽强的站起来，挪向牢门，大声怒斥敌人：“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我站起来让你们打！”他不断的挥拳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实现了自己“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的誓言，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烈的战斗之歌。

陈作仪， 1917年出生在四川云阳沙沱乡望鹿坪（今重庆云阳鹿鸣乡）一贫苦农民家里，从小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父早逝，8岁时，陈作仪就去一家饭馆当“堂倌”，不久又到一个小煤窑去当童工，俗称煤娃。在地狱般的巷道里，陈作仪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并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极度的苦难，磨炼出他反抗压迫的意志。正当青年陈作仪为人生前途而苦闷彷徨之际，他遇到了一个改变其人生轨迹的引路人。

深山里有一座小学，青年教师赵学做，是名共产党员，1935年1月参加云阳工农武装起义失败后，转移来这里。赵学做是云阳农坝乡人，和陈是乡邻，了解到陈作仪对旧社会有强烈的反抗情绪，便在教陈作仪学文化的同时，不断向其灌输革命道理，介绍有关党的知识和党的主张。在赵学做的帮助下，陈作仪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对党有了一定的认识。一天，陈作仪恳切地对赵学做说：“千万要请您设法找到共产党，我拼命也要加入共产党。” 1938年，经赵学做、陈汉书介绍， 21岁的陈作仪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党组织为了让陈作仪在斗争中进一步锻炼提高，便派他到云阳鱼泉矿区去开展工作。

1939年6月，上级党组织派了一批党员到云阳农坝乡和鱼泉煤矿协助工作，人多了，容易暴露，连吃饭、住宿都成问题。为解决这些矛盾，组织上决定在他们工作的附近，筹办了一个我们自己的煤窑，以便把上级派来的同志安排下来，并藉此为组织上筹集一些经费。经过艰苦创业，1940年我们党自己办的煤窑在鱼泉煤矿矿区正式开张生产了。陈作仪当“老板”兼管总帐，党员陈恒之既抓煤窑生产，又负责对外联络。党员同志和积极分子相继来到这里，共同为自己的事业努力奋斗，不到一个星期，灶窑就出炭了。煤窑建立了党的支部，由陈作仪（这时用名陈厚培）任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煤窑的人员由原来的10人，逐渐增到70多人。人多了，煤炭产量自然越来越多，煤层也越挖越厚。陈厚培“老板”的名声打出去了。同志们看到这样好的形势，不禁暗自高兴。大家为了表明这个煤窑是凭自己的志气办的，且煤层又厚，便给煤窑取名为“志厚窑”。煤窑不仅为组织上提供了不菲的活动经费，有效地为部分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提供隐蔽，更是团结组织了一支工人队伍，为党培养了一支骨干力量。

1944年底，陈作仪来到重庆城区，在市委委员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先后在观音岩中心小学、基督教青年会、红十字会医院等单位以总务主任、人事干事等合法职务为掩护开展工作。同时，陈作仪与重庆《新华日报》张子英、赖卫民、周力行、曾德林等保持联系，积极参加中了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和平民主运动。

1947年初，国民党特务加强对《新华日报》进行限制和封锁，使党的声音不能及时传播出去，陈作仪就组织同志们将报纸分封起来，写上收报人的姓名、地址，贴上邮票，通过不同街道上的邮筒分别寄往各地。与此同时，他还把《中国学生导报》推荐到云阳安辅成中学去。当《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后，他组织在国民党电台工作的钟代等同志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消息，提供给彭咏梧同志，并秘密传送给中共重庆市委的地下刊物《挺进报》，使同志们能及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从中受到鼓舞。同年11月，陈作仪接到党组织的指示，要他组织在重庆工作的一些党员返回云阳家乡参加武装斗争，以配合迎接解放大军进川。根据这一指示，他在重庆建川中学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商讨返回云阳的事。并决定自己先行返回云阳打前站，然后再组织其他同志分批赴云阳。1948年1月，当重庆的几位同志买好船票准备去云阳时，突然接到云阳打来的急电：“留渝缓归。”大家后来才得知云阳武装斗争失利，川东游击纵队政委彭咏梧不幸牺牲。由于形势紧张，特务到处抓人，陈作仪在云阳根据组织意见，及时通知了在渝同志，避免了更多人的牺牲，为党保存了有生力量。    

1948年4月，重庆发生了中共地下党市工委正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叛变的严重事件。陈作仪分析形势，认为此时的处境是最困难的，自己随时都有暴露身份，被敌人捉住杀头的危险。一天他告诉地下党员彭洋同志：“蒋介石疯狂反共，形势日益紧张，我们很有可能为了革命被捕，甚至牺牲。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幸福，坐牢、杀头，是无所畏惧的，但要作好充分准备。”他随即同爱人林梅侠商量，将初生3个月还在吃奶的女儿泳白，托彭洋同志送回云阳县林梅侠同志的姐姐林茂晗代为抚养。

1948年5月，陈作仪由于叛徒冉益智的出卖被捕，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由于有着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他把监狱当成了另一个特殊的战场，沉着应对特务们的审讯，英勇顽强地与他们进行周旋。在狱中，陈作仪抓住时机，积极开展争取敌人下层人员的工作。他了解到年轻看守黄茂才出身贫苦，是为生活所迫才干这种职业的，便开始对他进行教育，给他讲些革命的基本道理，鼓励他立功赎罪。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黄茂才开始为难友们带出字条和捎带日用品。1949年，渣滓洞监狱里闹疟疾和痢疾，陈作仪便托黄茂才买了1000多粒奎宁丸和2000多粒肠胃消炎片，悄悄发给病重的同志们，使疾病的传播得以控制。陈作仪还托黄茂才从狱外买回《国民公报》、《新民报》，了解解放战争的形势。

可是在1949年11月27日，距离重庆解放还差三天！国民党统治集团在逃离重庆前夕，实施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坚强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陈作仪壮烈牺牲了，年仅32岁。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8月2日6时讯（记者 阙影）他是《红岩》小说中刘思扬的人物原型；他出身豪门，却怀着赤子之心投身革命；被捕入狱后，他多次拒绝了家人的营救，毅然选择了坚守初心。1949年11月27日，新中国成立57天，在国民党特务的大屠杀中，他高吟着《就义诗》在重庆白公馆英勇就义，时年28岁。他，就是刘国鋕。

出身豪门 怀着赤子之心投身革命

在白公馆的展柜中，陈列一张刘国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复制件。证书上写着：“学生刘国鋕，系四川省泸县人，现年二十二岁，在本校法商学院经济学系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

“1940年，刘国鋕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性教育基地教员苏予介绍说，刘国鋕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泸县（今泸州）的一个名门望族，排行第七，是家中倍受宠爱的幺儿。

1942年，刘国鋕从昆明到重庆找党组织，被介绍给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刘光。1944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刘国鋕受南方局的派遣到云南陆良县中学担任教务主任兼代校长职务。1945年11月，他又被派遣至重庆工作。从此他就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以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资料室工作人员的公开职业作掩护开展工作。

1946年7月，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遇害，刘国鋕悲愤不已。当时，他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略论闻一多先生》，表达对闻一多的敬仰和追思，并在文末呼吁：“为了中国的革命，闻先生付出了生命……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呵！闻先生的道路应当就是我们的道路，联合起来，沿着闻先生的道路前进。”

1947年2月28日，《新华日报》被迫撤退后，刘国鋕大力协助《挺进报》的出版发行。同年6月1日，国民党在成渝两地进行大逮捕，仅重庆一夜之间就逮捕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教授、学生、记者达200余人，刘国鋕终日奔走，领导抗暴游行、营救被捕师生。不久中共重庆市委决定成立沙磁区学运特支，刘国鋕任书记。

家人多次营救 他为坚守初心愿牺牲

1948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刘国鋕不幸被捕。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欣喜若狂，他认为这个细皮嫩肉、文质彬彬的少爷，不可能是真共产党，只不过是青年人图个新鲜，制伏他应该轻而易举，但他没有料到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有着极其坚定的理想信念。

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室里，保存着一份描述审讯刘国鋕情况的材料。根据材料记载，徐远举问刘国鋕，“你这万贯家财的少爷，家里有财有势，你有吃有喝，你闹什么共产党？你共谁的产？你要知道，这共产是闹不得的，要坐班房、挨杀头的。”

刘国鋕冷冷地看了特务一眼，没有吭声。徐远举又说，你的上级已经供出你了。刘国鋕冷笑着回答：“既然我的上级已将我出卖，你们什么都知道，又何必来问我呢？你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气急败坏的徐远举动用酷刑，但刘国鋕仍然不屈服，敌人只好将他带上脚镣投入监狱。

刘国鋕被捕后，在四川的刘家想方设法进行营救，并从香港请回刘国鋕的五哥刘国錤，他是国民党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女婿。

做生意的刘国錤用重金贿赂了特务机关里里外外的人，徐远举终于同意放人，但前提是刘国鋕必须在报纸上声明退党。刘国鋕毫不犹豫地拒绝说：“不行。我死了，有共产党，我等于没有死；如果出卖组织，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刘家的第一次营救失败。

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已越过长江向华南、西南进军，重庆也面临解放，刘国鋕的家人再一次为他奔走。这次，刘国錤拿给徐远举一张空白支票：“只要放了刘国鋕，你愿意填多少就填多少。”

徐远举抵抗不了这样的重金诱惑，同意刘国鋕可以不声明退党，但要写一份悔过书，甚至还找人代写好了，只要刘国鋕在上面签上名字。然而，刘国鋕仍十分坚定地表示：释放必须是无条件的。

五哥刘国錤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劝说刘国鋕“不要这样死心眼儿，只要命在什么都在。”刘国鋕也泪流满面，但还是摇了摇头。第二次营救也失败了。

“在亲情面前，在出狱的机会面前，刘国鋕毅然地选择了坚守初心，足以体现他的意志有多么坚定，对党的忠诚有多么纯粹。”苏予感慨地说。

高呼着“死而无愧”赴刑场 年仅28岁

“他的声音是那样深厚、高昂、动听，他的歌像是在向同志们宣誓：他决心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直到抛弃头颅。”未婚妻曾紫霞在撰文纪念刘国鋕时曾这样写道。刘国鋕的确和敌人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1949年10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开始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屠杀。11月27日，白公馆大屠杀开始。

据资料记载，当刽子手提押刘国鋕时，他正伏在牢房地板上写诗。面对特务的吼叫，他回答：“不要慌，等老子把诗写完以后，再跟你们一块走。”可刽子手不容分说，上前将他架出了牢房推向刑场。

在赴刑场的路上，刘国鋕口头吟诵了他在牢房里没有写完的诗。重庆解放后，根据脱险志士的回忆和特务的交代，工作人员将这首诗记录在案：“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就义时，他还怒斥特务：“你们有今天，我们有明天！”同时大声高呼“社会主义一定胜利！革命一定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

为什么他们可以不惜牺牲生命来成全自己的理想?作为话剧《红岩魂》中刘国鋕的扮演者，25岁的李佰伦曾疑惑过，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演绎中他理解了先烈的选择，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必须要有理想和追求。”他说：“当年，刘国鋕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放弃了生命。现在是和平年代，人们不用以性命相搏，但我也愿像他那样为理想和信念努力拼搏！”

“你——耕荒，我亲爱的孩子：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满街狼犬，遍地荆棘，给你什么遗嘱呢？我的孩子！今后——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这是红岩烈士蓝蒂裕牺牲前在狱中写给儿子蓝耕荒的一份遗嘱，一首饱含深情、充满期望的小诗——《示儿》。4月5日，这首诗经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后，感动无数电视机前的观众。

那么，这首诗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寓意是什么，对蓝耕荒的人生产生怎样影响？对于今天的人们有哪些启示？为此，4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专门采访了蓝耕荒及相关人士。

口头传出的“遗训”

蓝蒂裕是经典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中“蓝胡子”的人物原型。他出生于垫江一个贫农家庭，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事业，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

1949年初，共产党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渣滓洞，蓝蒂裕和同志们备受鼓舞，组织了一场狱中春节晚会。晚会上，正当大家兴致高涨时，蓝蒂裕却神色沉寂。

“有人问他怎么了。他说，他想念儿子，想给儿子写首诗作为遗嘱。”原红岩联线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介绍。

于是，蓝蒂裕在一个废纸烟盒上写下诗歌《示儿》。后来，诗歌原稿被敌人焚毁，但幸好脱险志士傅伯雍记在心里带出。而今，在红岩革命纪念馆存放的是由著名书法家李般木抄录的《示儿》。

“他没给我留下什么财产，只有这首诗，也算家训吧，是父亲留给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寄托很大希望。”73岁的蓝耕荒在电话里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76个字影响他一生

蓝蒂裕参加革命10余年，牺牲时仅33岁。在世人眼里，蓝蒂裕是红岩烈士、革命英雄；在敌人眼里，他是国民党顽固派的“眼中钉”，而在蓝耕荒眼里，他是一位严厉的父亲。

“耕荒的本义是开垦荒地，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父亲用它给我取名，意味着我的人生要生命不息、耕荒不止，要有这样的精神。”蓝耕荒说，父亲期望他做一个正直、善良、不说假话的人。

“‘遗训’虽然只有76个字，却像钉子一样钉在我心里，这辈子不敢松懈。”

“年少时看到这首诗，就想给父亲报仇，也想像父亲那样保家卫国。”蓝耕荒称，16岁时，他报名参军。到了云南部队，他去了炮兵部队最艰苦的兵种——有线通信班，每天负重几十斤，一口气跑5至10公里也不觉得苦。因表现突出，他成为《解放军画报》的新闻人物。

后来，转业到四川省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工作的蓝耕荒对父亲遗训有了更深理解。“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校园里一片凋零，学校要求我分管园林绿化，这对炮兵出身的我有些难。”蓝耕荒说。

于是，他到园林协会拜师，到重庆、乐山等地考察，用了3年时间让校园环境变了样。一位来校学习的学员感慨：没想到在泸州嘈杂市区，还有这样一个幽静的学习环境。

“听了这样的话，我觉得一切都值得，也更深地理解了‘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这句话的内涵，就是党组织安排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即使困难，只要坚持、用心做，也可以做出一些成绩。”蓝耕荒说。

烈士家风代代传

蓝耕荒用实际行动践行父亲遗训，还严格要求下一代。“你们是蓝蒂裕的后代，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一定要清楚。”蓝耕荒经常用这样的话教育自己的两个女儿。

“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每每读到父亲生前未寄出的这封“绝笔家书”，蓝耕荒都感慨颇深，“这首诗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而是父亲那一代革命先烈对我们后辈寄予的希望和重托。我们要牢记父辈们的教诲，不能只图享受，不能忘记他们的心愿，要努力奋斗，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永远跟党走，把国家建设好，让祖国强大起来。”

厉华认为，这首诗还告诉我们，要踏踏实实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平凡的人生也有很多闪光点。

那秘密的红色电波凝结着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对党的事业的高度忠诚和热爱，他的肉体虽然已经殒灭了，但他不朽的人格将永载于红岩史册！

成善谋（1917－1949） 四川合江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加入民盟。曾任中共重庆市委电台特支宣传委员，负责抄收新华社电讯稿交《挺进报》刊印。以“雷电华电器修理行”和“建中机电厂”经理为掩护，筹集党的活动经费，为川东游击队购买了一百多枝枪和大量药品。1948年4月因“《挺进报》案”被捕后，以“愿为文天祥，耻作洪承畴”答对劝降。狱中积极作看守的策反工作并取得成功，为难友带进大量药品。1949年10月殉难于重庆大坪。

1935年的冬天，合江县政府大院里走进来一个18岁的男青年，他五官清秀，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脸上还挂着谦和的微笑，他的名字叫成善谋，刚刚毕业于四川无线电训练班，是新来的收音员。从那时开始，成善谋的一生便与无线电结下了不解之缘。

抗日战争爆发后，成善谋怀着投身抗日救亡的满腔热忱，于1938年夏天，约上进步同学徐松涛、胡英烈离开合江县，千里迢迢步行投奔延安。他们三人背上带往延安的沉重电讯器材，像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样踏上了革命征途！可是当到达西安后，却发现陕甘宁边区已被国民党军队封锁，他们多次偷越封锁线均告失败，两位同学感到无望便返回了合江，但成善谋投奔延安决心坚定，他坚持留下伺机再图。

在寻找机会去延安的时候，为了不被国民党特务把自己当成流落青年关进集中营，成善谋努力考上了西北工学院理工系。后因当局镇压学生运动，无理逮捕师生，成善谋愤懑之下中途退学。由于始终未得到进入延安的机会，1939年的那个冬天，带着失望、无奈和痛苦，成善谋回到了合江。回到家乡后，他积极参加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底，成善谋经组织安排转移到重庆，后报考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举办的贵州航空机械学校。毕业以后，曾到白市驿机场工作，后又辞职回家，在爱人杨必理的帮助下办起了“雷电华”电器修理行和“建中机电厂”。几经周折，成善谋与党组织失掉了关系。他一边打理生意，一边积极寻找党组织，却一时无法取得联系。成善谋没有灰心，他在积极找党的同时，又通过与张澜、沈钧儒、史良、马寅初等知名的民主人士接触，加入民盟并参加各种活动。他认为参加民盟的活动，认识的人多，不仅可以增加找到党的机会，而且还可以自觉地履行起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在民盟组织内，成善谋还利用自己精通无线电的特长，开展秘密电讯工作。

1947年的夏天的一个中午，两位老朋友到家带来了一个令成善谋心情极为振奋的好消息。

来的朋友是黄友凡和程途，他们告诉成善谋：“我们已经向党组织汇报了你的情况，党组织同意恢复你的组织关系了。”成善谋喜极而泣，他激动的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在市工委书记刘国定的主持下，成善谋和另外几名同志组建了电台特支委员会，并担任宣传委员。因为成善谋之前曾做过电台工作，对无线电又特别精通，再加上有电器修理行的老板身份掩护，他成为秘密电台工作的最佳人选。电台是成善谋通过重庆白市驿飞机场军械库内的老同事关系搞到的。为了避免敌特侦讯，成善谋把电台安装在二楼会客室的一部落地收音机内。这部收音机不仅有高音喇叭，上面还有唱机，在收音机内安有明、暗两个插座，每当成善谋工作时，就将收音机扭开，或开动唱机，通过高音喇叭播放流行歌曲作掩护，然后他戴上耳机专心致志地收发报，环境虽吵闹却丝毫不受干扰。

1947年3月新华日报社被迫撤离重庆后，为了打破白色恐怖下的新闻封锁，陈然等人创办了《挺进报》，市工委成立了挺进报特别支部。《挺进报》刊登的新华社电讯，开始时靠香港寄来的电讯稿，但新闻的时效性差，又经常收不。因此，成善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每晚为《挺进报》抄收新华社电讯，保证消息渠道的畅通，把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达给广大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把解放战争的捷报传遍四面八方。

成善谋抄收电讯稿时工作极其认真，他每次交出转送给《挺进报》刊用的电讯稿，都笔迹工整，一字不苟。有时文句中断了，就在句子后面打上省略号，并用括号注明“刚才外面有人，不便收录，故断”，或在某个字后注明“电讯不清，此字疑是×字”等。他的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让负责刻印的陈然深深的感动和敬佩。

成善谋白天要主持雷电华电器修理行和建中电机厂的工作，晚上又要从事秘密电讯工作，长期的繁忙劳碌、睡眠不足，使他患了严重的贫血病和眼疾，经常昏倒，同事们常常劝他休息几天再干，他总是用一句老话回答：“死也要死在电台上！”

成善谋的心随着红色电波而跳动，时而因我军失利而忧郁，时而因我军胜利而雀跃。有一次新华社播发中央关于形势和任务的系列文件，长达数万字，他几天几夜连续作战，直到将原文件誊写得工工整整，一字不漏，交给上级印发后才歇一口气。

1948年4月，由于刘国定等人叛变，挺进报电台特支被破坏，成善谋于4月17日在家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最后送押渣滓洞监狱。被捕后，成善谋屡受酷刑誓不屈服。1949年10月28日，成善谋等十人被公开枪杀于重庆大坪刑场。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他沿途高呼革命口号，法官“宣判”时，成善谋怒斥和嘲笑法官：“五年后我们再见。你最多只能再活五年，随你跑到什么地方！”他气壮山河、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群众。如今成善谋烈士虽然已离开我们六十多年，但他那秘密的红色电波伴随着他那不朽的革命精神，永远回响在我们的心中。

避死求生是人的本能，但在敌人枪口面前，看着纷纷倒下的难友，他却主动迎向枪口，拥抱死亡，而将生的希望留给别人……

何雪松（1918——1949）又名永柏、柏林，笔名蜀英，四川高县人。民盟盟员，“小民革”成员，解放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1936年入刘湘军官教导队。1938年在武汉经阳翰笙介绍去政治部第三厅放映队工作。1941年流浪广西教书。1946年被国民党失业军官第五总队收容，任上校总编，1947年退役组织地下武装，开辟游击根据地，10月因“小民革案”被捕。1949年11月27日殉难于重庆渣滓洞大屠杀。

说到舍身堵枪口，你立马会想到黄继光，因为他舍生取义的英雄形象已深深印入每一个国人的脑海。其实，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不乏黄继光这样，在生死攸关的瞬间，将生的希望留给别人的英雄。其中，牺牲在重庆歌乐山下渣滓洞监狱的何雪松烈士，就是这样的一位。

1949年11月27日深夜，歌乐山上阵阵寒风呼啸，渣滓洞监狱寒冷彻骨，淅沥的雨点不停地从牢窗飘打进来，昏暗的狱灯和凄凉的梆声带来了阴森与恐怖的气氛。而此时，被关押在楼上第八室的何雪松和大多数难友们一样没有丝毫睡意，一些难友站在牢门口密切地注视着外面的一切响动，因为自下午起，特务就以“转移”为由，分几批带走了古承铄、蔡梦慰等几十位难友，这使牢房里的每一个难友都十分紧张。而何雪松则静静地躺在冰凉的地铺上，他想到五星红旗已经在天安门前冉冉升起，想到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心中荡起的阵阵暖流使嘴角泛起丝丝笑意。而想到近段时间敌人已经对难友进行分批屠杀，按理自己也很难活着离开这里，虽然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想到心爱的妻子凌志，想到可爱的女儿丹妮心中不由得泛起一丝惆怅。

忽然，一阵口笛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

“楼上的全部下来，我们要办移交了”看守长在放风坝吼叫着。沉浸在思绪中的何雪松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醒，他 “忽”地站起来跑到牢门前，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交给谁？”这时有难友追问道。

“交给重庆警备司令部杨森，下去安静点，等警备部来接人。”

听到敌人的回答，何雪松意识到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他没有恐惧和惊慌，而是从容地转过身对身后的难友说：“我看这次是凶多吉少，最后的时刻到了，大家准备当烈士吧！”

这时大家议论开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受苦人……”

……

很快，特务们跑上楼来，依次打开牢门，并将各个牢房的难友转移到楼下。当特务打开楼上第八间牢房，推攘着让难友们赶快往楼下时，何雪松怒目横瞪地对他们说：“我们牺牲了，你们这些强盗也活不了多久了。”并破口大骂蒋介石及其反动派走狗。就这样，何雪松和同室的难友被关进了楼下六室。

待楼上八间牢房的难友分别被转移到楼下一至七室，女牢一室和二室的难友被转移到楼下八室后，特务死死锁住了牢门。

一群荷枪实弹的特务冲进内院，冲上男牢楼下走廊，分别把守在每间牢房的风门边。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口笛声之后，卡宾枪、冲锋枪对着牢房内喷出了火舌。震惊中外的渣滓洞大屠杀开始了。

达达达，达达达……雨一般的子弹从每个风门口向牢房倾泻，射向那些手无寸铁的人们。

“打倒蒋介石”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

在屠杀的枪声中，革命者临难前的口号声、歌声，响彻歌乐山上空，震撼着这人间魔窟。站在牢门旁口的何雪松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中受了伤，倒在了牢门口。看着身边的难友一个个倒在血泊中，看着敌人嚣张的枪口还在狂喷着火舌，何雪松强力支撑着负伤的身体，猛地站立起来，双手死死地握着牢门栅栏，用身体挡住屠杀的枪口，试图给其他难友创造生的机会。一个甘愿用自己的生命争取难友生存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倒下了。重庆解放后，中共重庆市委根据何雪松生前的愿望和表现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50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在面对生与死的时候，何雪松以其多年从军的阅历，或许可以迅速隐蔽到一个射击死角，或许能把握到一线生机而成为不多的脱险者之一，或许……然而，他都放弃了！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从他在重庆解放前夕怀着对亲人思念所写的抒情诗《你等待着我吧！》中，也许能理解他当时的选择。

为什么你尝尽了离别的痛苦，

为什么孩子们见不着爸爸？

为什么你献出了自己的爱人，

为什么我抛别了我爱的她？

为的是千万对情侣不被拆散，

为的是万千个孩子不再失掉爹妈。

为的是穷人要翻身啦，

为的是不再做牛马。

莫以为今天的胜利，

已开出了民主的鲜花，

眼前的障碍还和昨天一样的大。

假如你爱我爱得很深，

你等待着我吧！

让我清算了敌人，我再回家。

何雪松离开我们已经有六十余年，他的名字虽然没有黄继光那样被人们所熟知，他的事迹也没有像黄继光那样被人们广泛传诵，但他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绝不会被后人忘记，他赴汤蹈火而不辞、刀锯鼎镬而不惧的浩然正气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无愧于红岩英烈这个光荣的称号！

“《国民党党员守则——贪污守则》：忠勇为爱国之本——贪污为立业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害人为处世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抓人为升官之本……” 

1946年初，在万县发行的《春秋新闻》上，陡然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 

整个万县城轰动了，普通百姓拍手称快，国民党反动派却怒火中烧，万县警察局局长艾兴权更是叫嚣：“盛超群手中的笔敢舞文弄墨，老子腰中的枪就要放他的血!” 

“共党分子盛超群要造反翻天了” 

反动派的咆哮、谩骂，早已在盛超群预料之中，但由于《春秋新闻》有特殊的政治背景，作为总主笔的盛超群，具有撰稿和编排的合法权利，加上他又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作掩护，尽管艾兴权之流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却又奈何他不得。 

1947年秋，盛超群在《春秋新闻》上，指名道姓揭露贪官污吏的种种丑闻。在报纸的“照妖镜”专栏里，他先后刊登了《开县县长曾仲成，不爱江山爱美人》、《警察局长艾兴权的形形色色》、《腐公传》等文章，将这些人间蛆虫的恶行、生活糜烂的丑事，都置于“照妖镜”之下。 

1947年11月10日，盛超群更是在《春秋新闻》上刊载《万县三首长动荡之谜》一文，揭露万县专员曾德威、万县县长王良瞿、警察局长艾兴权3人，利用职权，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的罪行。 

报纸一出刊，万县城再次轰动。街头巷尾，人们纷纷购买报纸；茶楼酒肆，大众争说《春秋新闻》。 

盛超群手中的笔枪深深刺痛了反动派，曾德威立即急电重庆行辕，要求逮捕盛超群。县长王良瞿找报社社长段启高追查责任，警察局长艾兴权认为 “共党分子盛超群要造反翻天了!”万县当局勒令《春秋新闻》停刊，对盛超群严密监视。 

“记者笔上一点墨，老子枪上一点血” 

眼见报纸马上被停刊，盛超群依然决定打好最后一战，11月21日，《春秋新闻》出刊当天，整张报纸上无一文字，仅有一个醒目的标题： “记者笔上一点墨，老子枪上一点血！” 

开天窗的《春秋新闻》，让整个万县城一片惊愕，这份特殊的报纸又是如何出炉的呢？ 

原来，在编排最后一期《春秋新闻》时，盛超群将千种憎恨凝聚笔端，对《万县三首长动荡之谜》登出10天来，专员、县长和警察局长等反动头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并引用警察局长艾兴权的叫嚣作为标题：“记者笔上一点墨，老子枪上一点血”。 

艾兴权听到风声，半夜赶到印刷厂，从大版上强行撤下这篇报道。等艾兴权走后，盛超群又同排字工人商量，重新将这篇报道排上。但报社社长段启高坚持不同意将这篇报道刊载，盛超群坚持不换，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采取折中的办法，即保留新闻标题，撤掉全部文字。于是，第二天出刊的最后一期《春秋新闻》，便只有一个醒目的标题，无一文字，开了个大大的天窗。 

经过多方设法，盛超群从万县到了重庆，但他并没有放弃与万县反动当局的斗争，通过新闻界的帮助，11月底他在重庆汉宫茶园举行记者招待会，控诉万县专员曾德威、警察局长艾兴权等在万县胡作非为，以及自己因揭露他们的罪恶而遭受的迫害。 

第二天，重庆《大公报》、《民主报》、《民间报》等报纸，便登出《万县曾专员、艾警察局长迫害新闻记者》的新闻。

“你们整得我死去活来，我也叫你们群魔乱舞” 　　

1948年2月，回到万县的盛超群被反动派以“共党要犯”的罪名逮捕。

盛超群被捕后，受尽酷刑，并于5月中旬被押解到重庆行辕。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严刑拷问，要他交出云阳共产党的组织，以及怎样组织武装暴动等。 　　

特务在老虎凳上撬断了盛超群的腿，这使他心中更加仇恨这些杀人魔鬼。盛超群心想：这样残酷的刑罚，终究会把我弄死，但要死得其所，你们整得我死去活来，我也叫你们群魔乱舞！ 　

为了戏弄这群魔鬼，盛超群便来个将计就计，以假乱真，编出一套假口供，承认自己是云阳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准备不久要搞很大的武装暴动，成立“边区政府”，同时还供出了“地下党组织”、“暴动计划”及“活动情况”等等。 　　

但是特务们步步紧逼，要盛超群立即提交一份“中共地下组织中参加暴动者名单”。一不做二不休，盛超群干脆把云阳县反动派中的头面人物，都一一写上：云阳县警察局长周璞、督察长高倚明、北乡联防办事处主任唐绍尧等12人。在特务的威逼下，盛超群又“交待”了这12个人在暴动中的“分工情况”。

徐远举一见盛超群提供的名单，欣喜若狂，认为破获下川东共产党组织及其暴动计划，是自己进一步向上司邀功请赏的好机会。 　　

他立即会同万县专署率领两个保安中队，到云阳将周璞、高倚明、唐绍尧等12人逮捕，押回万县专署审讯。追问很久，却无结果，直到将这些人全部押到渣滓洞来与盛超群对峙，徐远举才恍然大悟：自己被人牵着鼻子当猴耍了，上了盛超群的大当。 　　

1949年11月14日，中美合作所大屠杀一开始，徐远举就亲自点名，将盛超群作为“共党要犯”杀害于中美合作所的电台岚垭。 　　

人物简介

盛超群，1919年出生于云阳县桑坪乡。1946年初，盛超群担任中共云阳县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并受聘在万县《春秋新闻》作总主笔。他以办报作阵地，鞭挞贪官污吏和统治阶级，揭露他们的种种罪行。　　1948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以“共产党要犯”的罪名，在万县将其逮捕。1949年11月14日，盛超群被敌特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电台岚垭，时年30岁。

陈以文中学时期便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中，1940年，年仅17岁的陈以文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陈以文来到重庆，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学习。

入学后的第二天，陈以文便来到位于重庆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与党组织取得联系，随后便在南方局青年组的直接领导下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开展革命工作。

陈以文在大学期间，主要从事组织学运工作。1944年下半年，陈以文和杜子材在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与复旦大学的一批进步同学共同创办了《中国学生导报》。陈以文先后担任了总社副社长、重庆分社社长等职务。

《导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受到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注意和关怀，沈钧儒、冯玉祥等人都给予了各方面的帮助和扶持。

然而，1946年，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国民党查封了我党在重庆的所有派驻机关，《导报》被迫停刊。

从创刊到停刊，《中国学生导报》总计出版五十六期，是抗战以来在国统区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进步学生刊物。

1947年春，陈以文被组织任命为上川东第一工委委员，在重庆的达县、垫江等地区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为了能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陈以文剃了头发，穿上了当地农民的服装，有时还赤着脚和农民一起锄草、插秧，一改知识分子的文弱之气，练就了一双“铁脚板”。

一次，他为了把秘密宣传品送到目的地，用6个多小时跑了几十里山路。当受命在中途拦截他的特务到达时，他早超过特务很远了，连敌人的警察局长也忍不住感叹：“共产党里真有神行太保，陈以文就是。”

半年不到的时间，陈以文等同志发展党员近百人，建立了两支各三四十人的武工队，他所工作的地区更是被誉为“蒋管区的解放区”。

1948年12月，因叛徒出卖，陈以文不幸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狱中的陈以文始终保持着乐观主义心态，对胜利充满着信心。他还和江姐等同志一起，以各种形式鼓舞狱中难友们的士气。

1949年11月14日，陈以文和江竹筠、李青林等30位同志牺牲在重庆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他牺牲时年仅26岁。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晟

胡其芬原名叫胡永萱，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8年，19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胡其芬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转学到位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复旦大学党支部领导下开展工作。不久，她被反动分子所注意，不得不撤离复旦大学。

之后，胡其芬辗转到了革命圣地延安。1945年12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胡其芬作为工作人员一同前来。国共谈判破裂后，周恩来决定疏散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胡其芬以父母、大姐在重庆，有可供利用的社会关系，坚决要求留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胡其芬被捕入狱。

被捕后，胡其芬面对种种残酷的刑具和特务的威逼利诱，毫无畏惧。对于新入狱的战友，特别是对缺少斗争经验的年轻同志，胡其芬总是满腔热情地关心她们。同志们都非常尊敬她，而她也成为了女牢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胡其芬发现医官刘石人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善良的人，于是积极策反，不久就通过刘石人打通了与狱外的联系。随后，看守黄茂才也被曾紫霞争取了过来。

1949年11月20日，黄茂才突然接到了被资遣回家的通知，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女牢房的人。胡其芬化名为吉祥，立即写了一份《最后的报告》托黄茂才带出去。

报告开头写道：“10月20日歌乐山难友公开被枪决10人后，11月14日又秘密于白公馆附近电刑房内烧死50人，江姐亦在其中，我们无限沉痛。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同时，胡其芬还在报告的后半部分点出了营救的意见。

胡其芬把报告写好后，黄茂才将这封信送到了地下党员况淑华手中，况淑华立即将此信交给了川康特委派驻沙磁区工作组的负责人刘康。等刘康去找黄茂才时，由于黄茂才的一些举动引起特务的怀疑，所以他已离开了重庆，无法将消息带回监狱。

狱外党组织仍积极着手进行营救的准备工作，短短几天内，为武装劫狱召集到相应人员，并筹集到五十两黄金作为劫狱经费，但因为敌人大屠杀计划提前，营救失败。《最后的报告》成了记录国民党罪行的铁证，也告诉世人，深陷牢狱的革命者虽抱着为了革命视死如归的信念，但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对生的追求，他们渴望活下来，更渴望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光发热。

“从来壮烈不偷生，许党为民万事轻。”他是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内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共产党人，是“红岩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小说《红岩》中许云峰原型之一。他就是烈士罗世文。

今（15）日下午，在“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暨红岩精神四川行活动四川大学红岩英烈故事会上，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讲解员为全校师生讲述了烈士罗世文的故事。

他是重庆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罗世文是重庆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曾留学苏联、参加长征，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等职。参加革命后，罗世文很少有机会回家。但只要有老乡回去，他便一定会托老乡去看看自己的老母亲，并帮忙从家乡捎话回来。

罗世文平时生活特别节俭，但他总会省下钱给母亲邮过去。罗世文经常想，除了用这些微薄的钱来聊表孝思以外，自己还能为母亲多做些什么呢？母亲老了，身体又不好，身边没有别的亲人。每每想到母亲孤苦伶仃的情景，罗世文就会泪湿衣襟。

罗世文的爱人王南墅曾在《忆世文》中写道：“他在被捕前一月，老在我面前提到他母亲的棺材问题，我又再三向他表示，这问题交我办理。虽是我目前已失了业，但是朋友多，我总可以设法，他才放了心。”由此可见，当时罗世文的生活已很窘迫，就连为母买棺木的钱也没有。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心中那杆秤从未倾斜，从没有过动用组织费用的念头。

“叫其他同志马上转移，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罗世文在担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期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成都地区的群众抗战情绪高涨，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在“特委”直接领导下，由车耀先主办的《大声》周刊等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当局黑暗统治的革命刊物深受群众欢迎，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注意。

1940年3月，为破坏中共地方组织，同时打击四川实力派，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抢米事件”，诬蔑共产党鼓动“饥民”抢米、妄图暴动。他们趁乱破坏共产党组织，镇压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在敌人大逮捕前一天，特委又在机关所在地包家巷召开会议。会上，特委要求罗世文紧急转移，但罗世文说：“我是十八集团军成都办事处负责人，是公开的共产党人，再说我又有二十四军刘文辉的高级军事顾问这块牌子，敌人想必不敢动我，叫其他同志马上转移就行了。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如果离开，对各方面影响都大，再说也给敌人以口实。”

“不能用人民的血汗来灌满我们的肠胃”

3月18日，敌人先把朱亚凡以“阴谋暴动”罪公开在新西门外城墙边杀害。当日晚，敌人的大逮捕行动开始了。罗世文在去《新华日报》社时，被事先埋伏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几乎同时，车耀先也被敌人抓走了。

罗世文被押到重庆后，军统特务机关立即对他进行严刑审讯，要他承认是“抢米事件”的主谋。但罗世文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一切完全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手制造的，真正目的是嫁祸给共产党，以达到打击、迫害在成都坚持抗战事业的共产党人的罪恶目的，是破坏抗战，破坏两党团结的罪人。

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重庆望龙门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及贵州息烽集中营等地。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罗世文坚不吐实，敌人在无可奈何之下，变换策略，设宴款待罗世文，而罗世文、车耀先面对满桌菜肴，只是说道：“这些都是用搜刮人民血汗换来的，我们不能用人民的血汗来灌满我们的肠胃”，随即拂袖而去。

“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

1946年8月18日，敌人谎称要将罗世文和车耀先送往南京释放。在即将离开重庆之际，罗世文在一张俄文书籍的扉页上写下了最后的遗言：“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当他们来到重庆歌乐山下松林坡刑场时，罗世文放眼苍松，口头吟诵了就义诗《望春》：“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

解放以后，同志们在松林坡刑场发现了罗世文、车耀先的遗骨，在此地建立合葬墓，周恩来同志亲自为两人题写了墓名“罗世文 车耀先两同志之墓”。

英烈风范、光照千秋。今天的歌乐山，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血雨腥风，但他们的精神和事迹值得我们永世传颂。

她是小说《红岩》中江姐的人物原型，她是在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的巾帼英雄，她的事迹影响和激励了几代人。19岁入党，29岁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她就是红岩英烈江竹筠。

出身寒门的她开启“学霸”模式

1920年8月20日，江竹筠出生在大山铺镇江家湾一户普通农家。她的父亲江上林长期在城市漂泊、流浪，一年两载才回家一趟。出身城市平民、不会种地的母亲一人带着女儿和儿子，在农村勉强度日。

8岁时，江竹筠随母亲逃荒到重庆，10岁进袜厂当童工，后考入重庆南岸中学和中国公学附中。“学霸”模式就此开启。从12岁到21岁的九年里，她先后到重庆私立孤儿院小学、重庆南岸中学、中国公学附中读小学、中学，最后考入黄炎培开办的重庆中华职业学校，直至1941年夏毕业。这九年的学校生涯，江竹筠过得有声有色，小学一年级一学期连跳三级，直接进入四年级，成绩仍是全年级第一。

事实上，作为天资不太聪颖的“学霸”，这些成绩的背后是近乎苛刻的自律和比常人更加努力的勤奋。小学同学卜毅对此印象深刻。一次，卜毅被问烦了，说她：“你有完没完？”江竹筠回答说：“同学之间应该仁慈博爱互相帮助，你这样不耐烦，是不是忘了做同学的根本？”

澄清“皖南事变”真相巧撒传单

1939年夏，江竹筠加入中国共产党。因1939年以后，国民党反共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开始不断在国统区镇压进步运动，抓捕共产党人。为此，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一再要求大后方党员隐蔽起来，转入到地下。在突如其来的时局改变中，江竹筠踏实、稳重，遇事冷静、沉着，善于联系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引人注目，很快在地下环境中崭露头角。1940年秋，就有了生平第一个党内职务——中华职业学校和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至今，人们还常常津津乐道她为澄清“皖南事变”真相，巧撒传单的故事。那时，新四军被诬蔑为“叛军”，所有报纸、媒体都不得发表为之辩白的报道，普通人不知事变真相。重庆地下党员都被动员起来散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等传单，江竹筠所领导的党组织也接到这个任务。

那时到处都在抓人捕人，江竹筠不能暴露自己，就和同学何理立商议着深夜将传单放到教师办公室和教室。可是江竹筠和何理立的宿舍在二楼，二十多人睡两排地铺，一个挨一个，两人又睡在中间，半夜起来惊动众人怎么办？

恰好，那时很流行交谊舞，两人便商定临睡觉前教大家跳舞。一干女生劲头十足，最后累得腰酸腿胀，熄灯后很快睡着了。夜半时分，二人轻手轻脚地下楼。教室的门锁着，就用石块把传单压在门口和走道上。第二天早晨，中华职业学校师生们看到传单，纷纷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发动内战的不义之举。

面对各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

1945年，江竹筠与彭咏梧结婚，留在重庆协助彭咏梧工作，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江姐。

江竹筠的秘密活动还在继续。《挺进报》是重庆市委的机关报，只在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中传看，却因小说《红岩》而扬名中国。但在国统区秘密办份报纸，供稿、刻印、投递都是大问题，其中最危险的就是投递，很长一段时间江竹筠就承揽了大部分的分发投递工作。

邮检严格，她就想方设法找来国民党财政局等国家单位的信封；街头邮箱被盯，她就通过邮局人员内部投寄；有的地方不通邮，她就建立秘密转发站专门分发。在她手中，《挺进报》的发行没有出过一次差错。

1948年，丈夫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江竹筠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同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国民党军统特务用尽各种酷刑，江竹筠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夕，江竹筠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渣滓洞监狱，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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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剧《江姐》加入“狱中八条” 传承红岩精神

日前，由中国剧协副主席、重庆市文联主席、中国戏剧“梅花大奖”获得者沈铁梅领衔主演的川剧《江姐》在国家大剧院、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中心剧院演出3场，近3000名观众走进剧场观看了这一经典红色剧目。

川剧《江姐》把“狱中八条”加入戏里，此前，沈铁梅接受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让传统文化更加富有当下的教育意义，不但打动了观众，在排练的过程中，演职人员也一次次地接受了红岩精神的洗礼。

有观众表示：“重温革命英雄人物的事迹，从中学到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筑牢心中的理想信念。”据悉，《江姐》自去年首演以来，已演出近60场，观众超过6万人次。

在众多的红岩英烈里，说起年纪最小的烈士，相信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他——“小萝卜头”。在我们的记忆里肯定有过关于他的故事，那么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他为什么会在监狱里成长，在狱中他又有怎样的经历？ 今（19）日下午，在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暨红岩精神江苏行活动的红岩英烈故事会上，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讲解员为现场观众讲述了烈士“小萝卜头”的故事。

襁褓中随母亲入狱 不吃特务的糖

小萝卜头真实的名字叫做宋振中，父亲宋启云和母亲徐林侠都是中国共产党西北特支的地下党员。1929年，经组织批准和介绍，宋启云被派到杨虎城将军的部队工作，深受杨虎城信任，因此，他还担任了杨虎城秘书和《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等职务。

由于宋启云在部队里开展的抗日反蒋活动，一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所注意，1941年，他在长安被秘密逮捕。随后一直协助丈夫从事革命工作的徐林侠也被特务诱捕了。

此时的宋振中还未满周岁需要母亲照顾，徐林侠就把他带在身边，谁知，这让还在襁褓中的宋振中从此失去了自由，生活在高墙电网之下。长期的狱中生活，使他严重缺乏营养，以致面色苍白，头大身子小，难友们说他的头像萝卜一样大，就亲切地叫他“小萝卜头”。

1946年，小萝卜头一家人从贵州被关至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监狱。有一次正是白公馆里放风的时间，小萝卜头正趴在地上玩，这时来了一个女特务，手里还拿着一块儿糖，想来逗小萝卜头。

“只要叫我一声阿姨，这块糖就给你。”女特务说。小萝卜头咽了咽口水说：“我才不叫，你是特务，是坏人，你把爸爸妈妈叔叔阿姨都关了起来，你是坏人！”

听了小萝卜头的话，女特务被气坏了，她正要伸手去打小萝卜头的时候，小萝卜头敏捷的一个翻身，迅速跑回了牢房。在牢房里小萝卜头问起妈妈：“妈妈，糖是什么呀，糖又是什么味道？”他的妈妈听了以后，只好抱起身旁的盐罐子说：“孩子，其实这就是糖。”

树枝为笔草纸为本 来之不易的狱中“课堂”

小萝卜头到6岁了，到了该上学的年纪，经过狱中难友集体争取，狱方才同意给小萝卜头一个学习的机会，但是不能出去，只能在监狱里上课。于是，白公馆的一名政治犯——国民党东北53军副军长黄显声做起了小萝卜头狱中的启蒙老师。

小萝卜头要上学了，父亲将一根树枝在地上磨尖了作为笔送给他；母亲撕下一块棉花用火烧焦后兑上水作为墨汁；其他难友用省下来的草纸给小萝卜头做了几个作业本。

小萝卜头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非常刻苦努力，他从老师那里知道了原来监狱外面还有一个世界，知道了他从未看见过、听说过的事物。

黄显声将军除了教他语文、算数，还教他俄文。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小萝卜头死死地盯着黄显声手里的铅笔，问道：“黄伯伯，你这支笔可真好呀，它那么小，一写就可以画出颜色和写出字来，而我这支笔是用树枝做的，又大又长，要沾一下墨水才能写一下，您是大人，用我这只大笔，我是小孩，用你那只小的，好不好？”

黄显声笑了笑说：“好啊，只要你用俄文同我对上话，我就把它奖励给你。” 听见黄伯伯这样说，小萝卜头高兴得跳了起来。为了这支铅笔，他每天都刻苦练习，终于他能用简单的俄语同黄伯伯对话了。在他8岁生日的这一天，黄显声把铅笔当作礼物奖励给了小萝卜头。但是小萝卜头却一直舍不得用，仅仅是在母亲的面前写下了“大、小、多、少”四个字。他幻想着等出狱之后，在教室里上课了，再用这只红蓝铅笔。

还蝴蝶自由的小萝卜头 却再也没有自由了

在狱中除了学习，小萝卜头最渴望的就是自由。有一天小萝卜头趴在铁窗上看着外面的世界，突然一只蝴蝶飞到了窗边，小萝卜头伸手将蝴蝶抓住，放在火柴盒里。

他对妈妈说：“妈妈我抓了一只蝴蝶，我把它放在火柴盒里，这样蝴蝶就算有个家了。”看着天真的孩子，妈妈说道：“你这样哪是给蝴蝶一个家呢，蝴蝶它喜欢到处飞，喜欢自由，你这样把蝴蝶关起来，它就和你一样飞不走了，就没有了自由。”

听了妈妈的话，小萝卜头就打开火柴盒将蝴蝶放走了。

就在1949年9月6日，重庆解放的前夕，小萝卜头一家人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他殉难的时候还不到9岁。生前的小萝卜头是个非常机灵的孩子，在狱中常常作为难友之间传递消息的小小联络员，因此他被评定为新中国历史上年纪最小的烈士。

“如果小萝卜头今天还在的话，都70多岁了，我们都该叫他老爷爷了，但是他走的时候是那样年轻，而且永远这样年轻。”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讲解员哽咽道。

在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上，有一位红色女特工，她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开始做秘密情报工作，19岁不幸被捕，24岁被国民党秘密杀害，至死也保守党的秘密，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她叫张露萍。今（15）日下午，在“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暨红岩精神四川行活动四川大学红岩英烈故事会上，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讲解员为全校师生讲述了烈士张露萍的故事。

甘做无名英雄 从延安到重庆执行秘密任务

1939年冬到1940年春，在当时的重庆，人们经常看到一位头戴法兰绒帽、身着咖啡色薄呢连衣裙、脚穿高跟鞋的时尚漂亮的女孩，手挽着一名年轻的国民党军官，在街上亲密漫步。

有几次，从延安来重庆办事的人碰到这对青年男女，都大吃一惊：这不是延安抗日大学的黎琳吗？她怎么和国民党军官混在一起，难道她叛变了还是自己认错人了？其实，这没错，这就是从延安来执行秘密任务的黎琳，此时她叫张露萍。她身旁的军官就是地下党军统电台特别支部的核心成员张蔚林。他们对外的公开关系是兄妹。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余硕卿，曾用名黎琳。她出生在四川崇庆县的一个军阀家庭。1937年，张露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都蜀华中学高中。在那里，张露萍认识了同班同学车崇英的父亲——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在车耀先的感染和引导下，张露萍加入了共产党的进步组织。

1937年12月，张露萍秘密离开成都来到延安抗大。1938年10月，17岁的张露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张露萍离开新婚不久的爱人回到四川开展统战工作。

在重庆，年轻的张露萍被南方局周恩来、叶剑英相中，受命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领导地下党军统电台特别支部开展工作。

当时，领导交给张露萍三项任务：一、领导军统电讯处的党员张蔚林、冯传庆，建立秘密支部；二、传送情报，及时将张蔚林、冯传庆提供的情报通过中间站转送周公馆；三、若有可能，在军统电讯处继续发展党员。

最后，叶剑英严肃地说：“黎琳同志，从事地下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我们必须牢记地下工作的纪律——绝对忠诚，严守秘密，甘做无名英雄，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就这样，张露萍以照顾哥哥张蔚林的生活为由，和张蔚林共住一家，开展秘密工作。

意外暴露不幸被捕 严守秘密守口如瓶

1940年2月中旬的一天，张蔚林在工作时烧坏了一个珍贵的真空管，慌乱且情急之中做了一连串的违纪反应，让查岗的军统督察处处长叶翔之查获到了他私自存放的绝密情报手抄稿和军统电台人员花名册。

随之，军统电台特别支部暴露，张蔚林、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等6人受牵连。最后，张露萍也不幸被捕。这就是著名的“军统电台特支案”。

反复逼问、用尽手段也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确切消息，恼羞成怒而又无可奈何的戴笠判了张露萍等7人死刑，给他们戴上镣铐，以“军统特别严重违纪分子”的名义关入了白公馆监狱。

在白公馆期间，被关押的张露萍努力寻找一切机会和途径，坚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她把自己在延安学习的情况不断地讲给同志们听，并要求大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公开自己的真实情况，做到绝对忠诚，严守秘密，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张露萍等人虽早已被判处死刑，但戴笠仍想把他们留作对付共产党的人质，所以迟迟没有执行。

带着秘密壮烈牺牲 40年后真相终大白

1941年3月，在白公馆监狱没有关押多长时间，张露萍等7人就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送到了贵州息烽监狱。

狱中环境十分恶劣，加之特务酷刑相加，许多人都得了病。除了身体要忍受折磨外，更难受的是张露萍等人还要承受来自狱中难友的误会。

在息烽监狱，原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军事委员车耀先等同志秘密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作为“军统特别严重违纪分子”的张露萍等7人也不会被狱中的共产党员看作是自己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露萍见到了罗世文、车耀先。深深的情感和复杂的情绪突然集聚，张露萍再也控制不住，竟然失声痛哭了起来。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罗世文、车耀先利用一切机会和她接触，试图从张露萍嘴里知道答案。但张露萍总是尽量地回避，她告诉车耀先，一些没有必要知道的情况，自己是会不说的，以后也请别问。

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等7人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贵州息烽快活林。直到牺牲的最后时刻，张露萍等人也始终没有公开过自己的身份。然而历史终究不会让英雄之名被遗忘，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真相也在有心人的推动下，一点点浮出水面。

解放后，每年清明时节，在纷纷细雨中，总有一位老人要到贵州息烽监狱快活林张露萍等7人的墓前祭扫，他还特意请当地农民将这座坟墓修葺一新。

他就是小说《红岩》里的“疯老头”原型人物，当年息烽监狱中共秘密党支部委员、脱险志士韩子栋。

尽管不了解张露萍等人被捕前的具体情况，但韩子栋在敌人的贵州息烽监狱和白公馆监狱都待过，对张露萍等人在狱中的表现是清楚的。他曾经说：“我对这些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们有深厚感情，我忘不了他们。”

1980年春，韩子栋获悉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查清在敌人监狱中遇难者问题的指示后，还特意写了《关于张露萍等七位共产党员在息烽集中营被敌人杀害的报告》。他在报告的最后写道:“我作为狱中中共地下支部负责人之一，完全可以为他们7人作证，证明他们确实是我党忠诚的党员，是杰出的爱国志士。”这份报告受到了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妇联的高度重视。于是,调查工作迅速展开。

然而在调查过程中，没有任何可以查证的资料来证明张露萍等人的真实身份。抱着最后的希望，1983年，调查组终于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张露萍和她领导的“电台特支”这才最终大白于天下。

让我们共同记住那些年轻而伟大的生命吧！

今日的歌乐山上，鸟鸣声声、山泉叮咚。当我们沐着花香踩着林荫去瞻仰昔日革命历史遗迹的时候，血雨腥风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但是烈士们曾经的豪言壮语，仍在每个参观者的耳畔不绝回响。在歌乐山上的白公馆里，曾关押过一位令国民党十分头疼的人物，名叫王朴。

从小是学霸 爱伸张正义

1921年，王朴出生于四川省江北县（今重庆市渝北区）仙桃乡一个富裕家庭。

王朴从小聪明机灵，4岁发蒙开始读孔子圣贤书，懂礼貌，勤奋好学。王朴的母亲金永华经常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受到熏陶，王朴养成了坦率正直、勇往直前的性格。

中学时代，王朴目暏国家忧患、民族衰败、民不聊生，面对黑暗阴晦的政治气候，他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始萌发了为正义而战的信念。

1932年，刚满11岁的王朴在重庆第一高小读书。13岁进求精中学，一次假期，因学校庶务只给有权势学生退伙食费，而不退其他同学，出于义愤，气得一拳打肿了庶务眼睛，也因此被学校开除。当年秋季，他考进广益中学，后又因支持进步教师的活动遭无理开除。

1939年，王朴改名王岳，考入复旦高中，因学校一位同学被无理开除，他挺身而出，伸张正义，最后与十几位同学相约集体退学，愤然离校，以示抗议。

1944年夏，王朴考入了设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就读期间，他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坚定了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在复旦期间，他还积极地参加到《中国学生导报》社的工作，成为学校学生运动的骨干。

在复旦大学，王朴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生了决定性转变。后来，他常常说：“如果不是抗战爆发，找到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可能读完大学就出去留洋镀金，不会来管国家大事了，这要归功于党的教导。”

投身革命 力劝母亲捐资兴学

抗战胜利初期，社会上的有志青年都在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国家民族的前路何在？二是自己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源于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王朴毅然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

1945年，王朴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离开复旦大学校园，征得母亲捐资兴学的同意，和一批仁人志士一起，在复兴乡创办了莲华小学。

尽管学校条件很差，生活艰苦，但充满着团结、民主的空气。学校提倡民主思想，用《新华日报》的新闻、社论和《活路》杂志的大众诗歌作为政治课教材，还结合农民的需要，举办夜校，教农民写条子、写家信、打算盘、记账等，受到农民的欢迎，附近的农民也把莲华小学看成是自己的学校。

从建立开始，莲华小学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农村工作据点而兴办的。1946年下半年，鉴于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的现实，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加强农村工作，准备发动游击战争。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扩大办学影响，加强据点建设，王朴取得母亲金永华的支持，决定停办莲华小学，开办莲华中学。

1946年冬，在办校建点的过程中，经过长期培养和考验的王朴，经共产党员陶昌宜介绍，由四川省委青年组组长张子英代表党组织吸收入党，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变卖田产 捐资黄金2000两支持革命

1947年2月，中共江北县特支成立，王朴被任命为特支委员。7月，成立江北县工委，王朴任工委书记。1947年9月，中共重庆北区工委成立，王朴任宣传委员兼管统战工作。莲华中学即成为北区工委机关所在地，成为江北县和北碚地区党的活动中心。

1947年，重庆川东地下党为了牵制国民党兵力决定发动武装起义的斗争。然而，这可是需要大量的枪支和弹药，购买这些枪支弹药又需要一大笔经费，这些经费从哪儿来呢？

地下党筹措这笔经费遇到了极大困难，这时候王朴想到了自家的田产，想到了母亲金永华，他开始动员母亲变卖田产。

于是，年近半百的金永华同意将自己半生苦心经营积攒所得、准备留给子孙后代的殷实家产全部奉献给党安排使用。

从1947年秋至1949年，金永华、王朴陆续变卖了1480石田产和市区的部分沿街房产，折合黄金近两千两，所得款项，一部分支付党的活动经费的需要，一部分通过中国银行会计杨志（共产党员）存入银行备用。

金永华、王朴大量卖田，引起了社会上一些人士的注意。川东临委指示他们以做生意为名，筹建一家贸易公司，作为川东党组织的一个经济据点。

1948年初，王朴在重庆民国路宏泰大楼二楼租了一层楼房，根据党的需要创办了南华贸易公司，由王朴任经理，杨志任副经理。同时还从学校抽调几个党员担任会计和办事员。

南华贸易公司一方面以王朴家卖田的款项作资本，经营生意；另一方面，通过公司供给川东地下党活动经费，并与上海、香港等地打通贸易往来，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

1948年，因叛徒出卖，王朴不幸被捕，公司停办。

临终时刻 叮嘱母亲跟党走让儿子继承遗志

在狱中，王朴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牺牲，也许就将要和心爱的家人永别。他托人从监狱里带出两封信，一封给了妈妈，一封给了妻子褚群。他在给妻子的信里写道：“小群：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狗狗（儿子的小名）取名‘继志’。”在给母亲金永华的信中说：“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学校指的是党办的莲华中学，实际上是指党。

在生命最后时刻，王朴将自己未竟的事业寄托于未来、寄托于后来人、寄托于党，其殷切期望和赤子之情，跃然纸上。

1949年10月28日，王朴被国民党公开枪杀于重庆大坪刑场，牺牲时年仅28岁。

“能不能经得起严峻的考验，我的行动是最好的回答。”王朴以实际行动和年轻的生命，践行了对党的忠诚。

1981年的一天，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来到了重庆白公馆监狱旧址，她驻足在一块展板前，深情凝望着一张年轻男子的照片。她用颤抖的双手轻轻地抚摸着那张照片，刹那间，泪水从她那布满皱纹的眼角悄然滑落......那么，照片中的人是谁呢？又是什么的情感让这位已年过六旬的老人为之动容呢？今（19）日下午，在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暨红岩精神江苏行活动上，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讲述了《红岩》小说原型人物许晓轩背后的故事。

舍小家为大家 狱中仍坚持与敌人斗争

照片中的人名叫许晓轩，是《红岩》小说齐晓轩的生活原型，牺牲时年仅33岁。而那位老人是他的妻子，姜绮华。

1935年，19岁的许晓轩与18岁的姜绮华结为夫妻。1937年抗战爆发，许晓轩从江苏来到了大后方重庆。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委员、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在抗日救亡的热潮中他日夜奔走，早出晚归，他告诉家人：“有国才有家，只有国家安定了，才会有家庭的安宁。”

可就在1940年4月，许晓轩因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而此时许晓轩与妻子结婚还不到六年，女儿许德馨也才刚满八个月。

在白公馆关押期间，许晓轩组建了狱中临时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多次带领同志们与敌人进行斗争。

多年的监禁生活，许晓轩对家人的思念愈加浓烈，他寄情于笔尖，给妻子写了这样一封家书：“七年了……七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你受苦的时间也很长了。我实在对不起你，只因我是身不由己的人……有时我也想到将来，想到馨儿长大了，读我读过的书，做我做过的事。如果我永远不能回家，应该有一位比我好的人来帮助你，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革命故事 妻子献出珍贵书信

1949年“11.27”大屠杀当日，许晓轩在临刑前平静而坚定地对同志们说：“胜利以后，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他用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意志与敌人顽强斗争，将自己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

解放后，姜绮华一直将丈夫的这些书信视为珍宝，悉心收藏。她也一直像丈夫守护革命信仰一样的坚守着他们的感情。1963年，纵有万般不舍，还是将这些珍贵的书信捐献给了红岩烈士纪念馆，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丈夫的革命事迹。

1981年，姜绮华与丈夫牺牲时隔32年后，第一次来到丈夫牺牲的地方深切哀悼，这，也就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这是一个生离死别的凄美故事，它折射出了革命先烈无私忘我的一片赤子之心。儿女情长，骨肉情深，在这些家书中炙热地绽放。在那段风雨如磐的斗争年代，面对自己的使命，先烈们甘愿抛洒一腔碧血，换取盛世长安。”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讲解员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