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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江津四面山“红军手迹”背后的故事

来源:华龙网—重庆日报2018-08-23

  “土城战役红军手迹”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日报记者与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黄晓东等人一道,来到红军手迹中提到的江津四面山大洪海进行走访。

唐文祥告诉记者,80多年前的“红军手迹”就是藏在这个烟道中。本版图片均由记者齐岚森摄

  核心提示

  80多年前,7位红军战士在江津四面山疗伤,为感谢几位百姓的救命之恩,他们在离开时,留下了一份900多字的手迹。

  这份手迹被专家定名为“土城战役红军手迹”,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那么,这份手迹究竟记录了什么内容?它是如何保存至今的?背后又有怎样感人肺腑的故事?带着一连串疑问,日前,记者走访了渝黔两地,揭秘这件珍贵文物所承载的历史风云。

  “唐大爷,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一辈子不会忘!”

  “这份手迹你好好保存,等胜利了再拿出来。”

  1935年4月6日凌晨,四川洪海(今江津四面山大洪海),几位伤愈后的红军战士与老乡唐树田挥泪告别,临走时留下了一份手迹。

  “这份手迹忠实地记录了红军战士与重庆百姓之间的军民鱼水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初心所在、火种传播、作风传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说。

  “红军手迹”如何保存至今?

  重庆境内发现的有关土城战役的唯一原始资料

  8月2日,三峡博物馆,记者看到了这份“红军手迹”。

  这是用松烟写在粗糙皮纸上的文字,没有题目,却条理清晰。手迹分别写在7张20厘米见方的纸上,页面发黄,字迹有些模糊,边角部分残缺。

  手迹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首页、正文、附页,共有900多字,其中有5个字因缺损难以确认,讲述了7位红军战士在重庆江津四面山养伤的一段经历。其中,手迹正文有5页,末尾还有落款:“地点:洪海唐树田父子家中。党小组全体同志通过。组长:廖永江。三五年四月五日晚。”

  手迹是真是假?如何保存至今?

  8月3日,记者与专家一起前往“红军手迹”中提到的江津四面山大洪海。

  大洪海是一个水库。记者一行进入四面山后又登船前行10余分钟,才来到位于江津四面山镇林海村三组8号的唐家。

  “手迹是当年的红军留给我爷爷的。”56岁的唐文祥说。原来,他的爷爷便是唐树田,父亲叫唐安华,两人早已去世。

  “父亲曾经给我讲,1935年7个受伤的红军在我家住了两天后,为了安全,爷爷和父亲就把他们送到九凤山的庙子里。”唐文祥说,当年,爷爷和父亲都是晚上十一二点给红军送饭,有时是父亲一个去。“那时父亲只有七八岁,背一个背篓,上面盖上草,下面放吃的,用杨条石照路,送了60来天。”

  “‘红军手迹’一直藏在我们家里,先后藏了3个地方。”唐文祥带着记者来到一片苞谷地前说,“这里曾经是我们家的老房子。最初,‘红军手迹’便藏在这座穿斗房子的房梁上。后来,老房子被推倒修了土墙房,手迹便被藏在灶房的烟道中。再后来,我们两兄弟分家,就在旁边修了一座土墙房。因为父亲跟着我弟弟住在里面,‘红军手迹’也随之被移到新土墙房的烟道中。直到2005年,父亲才将手迹拿出来,捐给三峡博物馆。”

  对于这件手迹,三峡博物馆组织专家进行了鉴定。该馆研究部副主任艾智科研究馆员称:“手迹的纸张采用民国时期旧法制造,墨迹为旧迹,所记述事情经过与重大历史事件土城战役相关。”

  “这份‘红军手迹’是土城战役的佐证,也是目前在重庆境内发现的有关土城战役的唯一原始资料。”周勇介绍,土城战役是在遵义会议10天后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个战役,是中央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之后,毛泽东果断地改变了既定的路线,转而向西一渡赤水,最终成就了毛泽东一生之中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事后,毛泽东对这次战斗进行了总结: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

  周勇认为,或许正因如此,过去出版的中共党史文献上,对于土城战役的记载和评述,基本上是一笔带过。这份“红军手迹”的发现,佐证了这场战役的发生和战役伤亡的惨烈情况。

  7名红军伤员如何在江津养伤?

  军民鱼水情最生动、最珍贵的记录

  “根据手迹记述,7位红军先到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的温水镇,后来转移到习水县飞鸽镇,然后再转移到四川洪海的唐树田家。他们在唐家住了两晚后,唐家父子便将红军转移到九凤山的庙子和石岩寨子继续养伤。”江津区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钟治德说。

  顺着唐家房后一条小沟往里走大约30分钟,便是重庆与贵州的交界地——飞鸽林场,路旁有一座四川与贵州的界碑,一边是重庆江津四面山(当时属四川省),另一边是贵州省习水县大坡乡飞鸽林海。

  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穿过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树林,爬了一个小时的山路后,记者来到了“红军手迹”中提到的养伤寺庙——贵州省习水县九凤山金龙寺。

  九凤山金龙寺始建于清代中期,曾经香火旺盛。“红军手迹”中提到,当年寺庙的周和尚“医术高强,会刀伤”,采用“内服中草药,外用丹药”的办法给红军战士治伤。

  如今,金龙寺大门紧闭,殿内堆放着废弃的桌椅,上面布满尘土,庙前空地长满荒草。

  那手迹中提到的石岩寨子又在哪里呢?

  在唐文祥和另一位村民的带领下,记者沿金龙寺左边山梁继续往上爬。没有路,唐文祥两人走在前面,用砍柴刀砍出一条“毛狗路”,众人勉强行走。大约一公里路程,记者却走了40多分钟,终于来到了当地人称“仙人岩”的石岩寨子。

  这是一处悬崖边的天然藏身所。岩嵌两头用丹霞条石砌成,厚度大约1米,关上门,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现场遗留的地基石、火坑、茅坑,以及岩壁上的滴水槽、石门洞等各种遗迹推测,当年这个石岩嵌搭建有5个房间,生活硬件基本齐备。

  “红军手迹”里提到:唐树田父子精心照料红军伤员,每天换着给他们送米、送菜、送药;周和尚为伤员医治枪伤刀伤……

  “当时救助红军是要冒杀头风险的。但重庆的百姓无条件地接受了这7位伤员,倾其所有,精心救治。”周勇称,这份“红军手迹”是80多年前长征路上军民鱼水情最生动、最珍贵的文字记录。

  为何留下手迹?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初心与力量所在

  “红军手迹”中一共提到四个老百姓的名字:唐树田、唐安华父子,周和尚,陶炳兴。当年,陶炳兴开办纸厂,拿了10吊铜钱给红军作为生活费和治疗费用。 “当年岳父行侠仗义,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救助了红军,我们觉得很骄傲。”谈起陶炳兴老人,贵州省习水县大坡乡飞鸽村陶炳兴老人的三女婿廖贵发十分的敬佩。 如今,7位红军伤员初始驻地,也就是陶炳兴的家——大坡乡飞鸽村3—16号的老房子还在。“老房子不远处就是当年陶家的纸厂遗址,遗址后面的石坡上,还有一个60厘米见方的池子,是当年纸厂的贮水池。”习水县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汪德泉说。 通过汪德泉,记者联系上了“红军手迹”中提到的7位红军之一吴贞和的儿子——原习水县工商局副局长、现已退休的吴炳银。

  吴炳银告诉记者:“父亲吴贞和是江西会昌县人,1898年出生,1975年病故。1935年4月,7名红军伤员中大部分人伤已治好,父亲的伤却没有好彻底,组织决定将他留下,其余同志返回部队。父亲就到了温水镇娄底村新店子组,然后成家。8年之后,他还亲自去感谢陶炳兴和唐树田,并留下地址。”

  翻看“红军手迹”,记者确实在附页上看到一行字——吴贞和地址:温水区五保一甲,小地名娄底新店子。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秋。

  周勇说,当年几位红军战士对老百姓的舍命救护、细心照料无以为报,特意写下这份手迹。“这份手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初心与力量所在,那就是借东西要还,得人民情要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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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江津四面山“红军手迹”背后的故事

2018-08-23 07:59:13 来源: 0 条评论

  “土城战役红军手迹”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日报记者与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黄晓东等人一道,来到红军手迹中提到的江津四面山大洪海进行走访。

唐文祥告诉记者,80多年前的“红军手迹”就是藏在这个烟道中。本版图片均由记者齐岚森摄

  核心提示

  80多年前,7位红军战士在江津四面山疗伤,为感谢几位百姓的救命之恩,他们在离开时,留下了一份900多字的手迹。

  这份手迹被专家定名为“土城战役红军手迹”,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那么,这份手迹究竟记录了什么内容?它是如何保存至今的?背后又有怎样感人肺腑的故事?带着一连串疑问,日前,记者走访了渝黔两地,揭秘这件珍贵文物所承载的历史风云。

  “唐大爷,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一辈子不会忘!”

  “这份手迹你好好保存,等胜利了再拿出来。”

  1935年4月6日凌晨,四川洪海(今江津四面山大洪海),几位伤愈后的红军战士与老乡唐树田挥泪告别,临走时留下了一份手迹。

  “这份手迹忠实地记录了红军战士与重庆百姓之间的军民鱼水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初心所在、火种传播、作风传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说。

  “红军手迹”如何保存至今?

  重庆境内发现的有关土城战役的唯一原始资料

  8月2日,三峡博物馆,记者看到了这份“红军手迹”。

  这是用松烟写在粗糙皮纸上的文字,没有题目,却条理清晰。手迹分别写在7张20厘米见方的纸上,页面发黄,字迹有些模糊,边角部分残缺。

  手迹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首页、正文、附页,共有900多字,其中有5个字因缺损难以确认,讲述了7位红军战士在重庆江津四面山养伤的一段经历。其中,手迹正文有5页,末尾还有落款:“地点:洪海唐树田父子家中。党小组全体同志通过。组长:廖永江。三五年四月五日晚。”

  手迹是真是假?如何保存至今?

  8月3日,记者与专家一起前往“红军手迹”中提到的江津四面山大洪海。

  大洪海是一个水库。记者一行进入四面山后又登船前行10余分钟,才来到位于江津四面山镇林海村三组8号的唐家。

  “手迹是当年的红军留给我爷爷的。”56岁的唐文祥说。原来,他的爷爷便是唐树田,父亲叫唐安华,两人早已去世。

  “父亲曾经给我讲,1935年7个受伤的红军在我家住了两天后,为了安全,爷爷和父亲就把他们送到九凤山的庙子里。”唐文祥说,当年,爷爷和父亲都是晚上十一二点给红军送饭,有时是父亲一个去。“那时父亲只有七八岁,背一个背篓,上面盖上草,下面放吃的,用杨条石照路,送了60来天。”

  “‘红军手迹’一直藏在我们家里,先后藏了3个地方。”唐文祥带着记者来到一片苞谷地前说,“这里曾经是我们家的老房子。最初,‘红军手迹’便藏在这座穿斗房子的房梁上。后来,老房子被推倒修了土墙房,手迹便被藏在灶房的烟道中。再后来,我们两兄弟分家,就在旁边修了一座土墙房。因为父亲跟着我弟弟住在里面,‘红军手迹’也随之被移到新土墙房的烟道中。直到2005年,父亲才将手迹拿出来,捐给三峡博物馆。”

  对于这件手迹,三峡博物馆组织专家进行了鉴定。该馆研究部副主任艾智科研究馆员称:“手迹的纸张采用民国时期旧法制造,墨迹为旧迹,所记述事情经过与重大历史事件土城战役相关。”

  “这份‘红军手迹’是土城战役的佐证,也是目前在重庆境内发现的有关土城战役的唯一原始资料。”周勇介绍,土城战役是在遵义会议10天后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个战役,是中央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之后,毛泽东果断地改变了既定的路线,转而向西一渡赤水,最终成就了毛泽东一生之中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事后,毛泽东对这次战斗进行了总结: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

  周勇认为,或许正因如此,过去出版的中共党史文献上,对于土城战役的记载和评述,基本上是一笔带过。这份“红军手迹”的发现,佐证了这场战役的发生和战役伤亡的惨烈情况。

  7名红军伤员如何在江津养伤?

  军民鱼水情最生动、最珍贵的记录

  “根据手迹记述,7位红军先到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的温水镇,后来转移到习水县飞鸽镇,然后再转移到四川洪海的唐树田家。他们在唐家住了两晚后,唐家父子便将红军转移到九凤山的庙子和石岩寨子继续养伤。”江津区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钟治德说。

  顺着唐家房后一条小沟往里走大约30分钟,便是重庆与贵州的交界地——飞鸽林场,路旁有一座四川与贵州的界碑,一边是重庆江津四面山(当时属四川省),另一边是贵州省习水县大坡乡飞鸽林海。

  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穿过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树林,爬了一个小时的山路后,记者来到了“红军手迹”中提到的养伤寺庙——贵州省习水县九凤山金龙寺。

  九凤山金龙寺始建于清代中期,曾经香火旺盛。“红军手迹”中提到,当年寺庙的周和尚“医术高强,会刀伤”,采用“内服中草药,外用丹药”的办法给红军战士治伤。

  如今,金龙寺大门紧闭,殿内堆放着废弃的桌椅,上面布满尘土,庙前空地长满荒草。

  那手迹中提到的石岩寨子又在哪里呢?

  在唐文祥和另一位村民的带领下,记者沿金龙寺左边山梁继续往上爬。没有路,唐文祥两人走在前面,用砍柴刀砍出一条“毛狗路”,众人勉强行走。大约一公里路程,记者却走了40多分钟,终于来到了当地人称“仙人岩”的石岩寨子。

  这是一处悬崖边的天然藏身所。岩嵌两头用丹霞条石砌成,厚度大约1米,关上门,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现场遗留的地基石、火坑、茅坑,以及岩壁上的滴水槽、石门洞等各种遗迹推测,当年这个石岩嵌搭建有5个房间,生活硬件基本齐备。

  “红军手迹”里提到:唐树田父子精心照料红军伤员,每天换着给他们送米、送菜、送药;周和尚为伤员医治枪伤刀伤……

  “当时救助红军是要冒杀头风险的。但重庆的百姓无条件地接受了这7位伤员,倾其所有,精心救治。”周勇称,这份“红军手迹”是80多年前长征路上军民鱼水情最生动、最珍贵的文字记录。

  为何留下手迹?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初心与力量所在

  “红军手迹”中一共提到四个老百姓的名字:唐树田、唐安华父子,周和尚,陶炳兴。当年,陶炳兴开办纸厂,拿了10吊铜钱给红军作为生活费和治疗费用。 “当年岳父行侠仗义,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救助了红军,我们觉得很骄傲。”谈起陶炳兴老人,贵州省习水县大坡乡飞鸽村陶炳兴老人的三女婿廖贵发十分的敬佩。 如今,7位红军伤员初始驻地,也就是陶炳兴的家——大坡乡飞鸽村3—16号的老房子还在。“老房子不远处就是当年陶家的纸厂遗址,遗址后面的石坡上,还有一个60厘米见方的池子,是当年纸厂的贮水池。”习水县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汪德泉说。 通过汪德泉,记者联系上了“红军手迹”中提到的7位红军之一吴贞和的儿子——原习水县工商局副局长、现已退休的吴炳银。

  吴炳银告诉记者:“父亲吴贞和是江西会昌县人,1898年出生,1975年病故。1935年4月,7名红军伤员中大部分人伤已治好,父亲的伤却没有好彻底,组织决定将他留下,其余同志返回部队。父亲就到了温水镇娄底村新店子组,然后成家。8年之后,他还亲自去感谢陶炳兴和唐树田,并留下地址。”

  翻看“红军手迹”,记者确实在附页上看到一行字——吴贞和地址:温水区五保一甲,小地名娄底新店子。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秋。

  周勇说,当年几位红军战士对老百姓的舍命救护、细心照料无以为报,特意写下这份手迹。“这份手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初心与力量所在,那就是借东西要还,得人民情要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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