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术林

　　最近乡里开始修起家谱，看着那一个个家族祖先的名字，从唐朝的长安一直到湖北，从湖北再迁徙到重庆，一幅幅宏阔的人生画卷在我的头脑里慢慢的形成。

　　黄仁宇先生主张以大历史观理解中国社会，解读中国历史，的确如此。回望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程，时代的宏大叙事总显抽象，从土地承包、乡镇工业、到城市改革，抑或是中国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进程，改革开放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改变，对个体家庭命运的改变，总让人感怀！

　　一

　　站在故乡合川肖家镇上马寺山上，川北连绵起伏的丘陵像浪花一样，一浪浪延伸天际，远处就是大巴山余脉华蓥山。在山的北面，就是小平故里广安。在不远处就是我的家乡平桥村，如今平桥村已然成为一个消逝的地名，并入了新学村——卢作孚先生的祖籍地。

　　1961年，作为回乡青年的父亲开始登上了平桥村的村落政治舞台。这个有着800多户人家的村落有2000亩地，5个生产合作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就是在2006年的重庆百年大旱，故乡的水井都还有甘冽的泉水。

　　在父亲的坚持下，1966年，一家大小搬到了上马寺山脚下一个叫半边街的地方。这是父亲第一次当家做主而主导的搬家，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兴修房屋是一件大事。22岁的父亲接过爷爷主持了40年的家政大权，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修房。每天的工钱是1.2元，请了4个石匠安放奠基的石头。父亲的好友，一个叫蒋严碧的朋友在肖家人民公社供销社工作，他曾经与父亲颇为相投。

　　蒋先生给了父亲每天2斤酒的定量，在缺少物资的1960年代，2斤酒对农民兄弟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平地基，夯土墙，不久，花去100多元后，四间土坯房就修好了。

　　我在这个茅屋里整整生活了10年，直到1985年。茅屋冬暖夏凉，但因为矮小，屋子里总是通风不畅，灶台上蒙了黑黑的一层油，柴火的烟气就四散开去，一餐饭做下来，常常要花去2个小时，我的母亲就这样把青春熏染得无影无踪。但茅屋温馨，在下雨的时候常常看到房前的莴苣一天一个样，充满了生机，伴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

　　村里安排父亲去佐面，这可能是当时村社唯一的手工业了，每销售100斤，可以计工分10分。为了多销售，父亲搞起了代理制，在全村设了十个点，也给人家一点好处，这样，他的工分就比较可观了。在童年时代，晚上我总是悄悄被母亲叫醒，喂上几口面，成了我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为了贴补家用，父亲总是很晚还要编织竹篮。在昏黄的油灯下，父亲用细细的篾丝编织着一家的零用钱，一个竹篮，需要编大半天，却只能卖1毛5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卖到5毛。在生活的变迁里，父亲一天天老了，我们则逐渐长大。

　　1980年代初，平桥村开始土地承包，乡亲们的积极性空前释放出来，虽然农村的生计还是艰苦，但吃饱饭的农民开始有了更多的想法。

　　1985年，父亲作出了修房的决定，要为我和大哥娶媳妇作准备。花去800元，修了三间大瓦房。可是钱不够，只有用竹竿代替木头，承接着瓦的重量。

　　人多地少，在土地之外，父亲把目光放到了蔬菜种植上。

　　从1993年开始，家里种植了大量的蔬菜，高峰时期，有近10万斤。凌晨4点，父亲、母亲和大哥就起来办菜，然后一筐筐挑到镇上，常常要挑1000多公斤。放了假，我也加入到挑菜的行列中，常常把肩头磨得鲜血直流，然后结痂，再磨破，经过10来天的磨合，再干上一阵，也就适应了。

　　1990年，父亲再次修房，这时，我正读初中，大哥已经20岁了，必须得筑巢引凤，娶媳妇了。他亲自带大哥去相亲，抓紧修房子。花了四个月，终于修好，大嫂也上了门。作为家庭大事，父亲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对一个老农来说，这大约是父亲一生的高光时刻，没有什么比修房了却孩子婚姻更大的事了。

　　二

　　1994年，我参加高考，在三江交汇的合阳城，对未来的迷茫让我对生活没有把握，但还是有一种深深的期待。在考试要完的时候，我买了一本书，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我没有想到，书中出现得最频繁的词汇与我的生活紧紧相连，比如记者，比如中文，比如大哥，惊人的相似。让人真的很怀疑命运是否早有安排。

　　20多年过去了，我终于明白，对于10年前的农村孩子，如果你成绩不是足够好，但还可以，那你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条道路。这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制度性安排，但没有几个人真正读懂。

　　30年前路遥成书的时候，实际上与20年前的我在成长道路上没有多大的区别。

　　20年前，我走在向往城市的路上，20年后，我走在反思城市的路上。

　　在城市里，我常常想起故乡的高粱地，想起那些满山遍野的绿色禾苗，那些层层叠叠的梯田，那些沉淀了很多往事的破落的宅院。在虫声编织的宁静世界里，感受时光缓慢的流过故乡的河流。

　　岁月呵……

　　1997年，重庆直辖。7月5日，我与大哥一道把最后几筐西红柿挑到了镇上销售，农村市场就要开始疲软了，但没有几个老乡知道，我也不知道。

　　毒辣的阳光把我晒得油黑，我知道，这基本上是我最后一次帮父兄干农活了。从此，我就要开始另外一种不同于农民和学生的生活了。

　　1997年7月6日，我到重庆上班了。在缴纳了1万元入城费后，我获得了城市户口。

　　如今，户口这个奇怪的东西，再也阻挡不了乡亲们的步伐了，更多的农民子弟可以进入城市了。2007年，在我曾经工作的区，也出台了一些针对民工的优惠政策。在经历20多年的艰辛历程后，农民工获得了城市建设者的称号。

　　从1997年到2005年，进入城市的生活是愉快的，然而，不过几年功夫，我得为自己是一个农家子弟埋单。因为父母没有医保、社保，在城市化的历程里，我们的亲情因此显得沉重而深情。

　　2006年底，大哥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可是，孩子一出生就不对劲，在医院抢救了一次，花去8000元。一个农民一年在家的可支配现金收入也就1000多元，怎么能够应付得过来，赶快掏钱救急吧。

　　1993年，大哥与大嫂开始出门打工，4次出门，终于在2003年的时候收获了1万2千元的存款。不料，一夜就用光！我看见大嫂的眼里散出一丝愁苦的光芒。

　　生活的重负再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了。孩子的病成为一颗定时炸弹，随时把父兄卷进愁苦的生活里。而自己的生活还得继续，也许这就是众多农村进城大学生的宿命吧。一边是沉甸甸的亲情，一边是沉甸甸的责任，亲兄弟明算账并不适于我们。

　　三

　　时间总是治疗心灵创伤的良药，生活还要继续。再后来，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一名记者，十年来累积在心中的疑问却慢慢在脑海里徐徐展开——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总是容易陷入困境。

　　有太多的三农问题专家和经济学家为此开出了药方，作详尽的分析——农村公共产品的稀缺、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设计，已经为中国农民的命运作了安排。在市场经济没有到来之时，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只有通过当兵、升学和有限的招工来解决农民的身份问题。

　　是改革开放，是市场经济的大潮开启了世界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2亿多农民工成为这个世界工厂的主体，他们成为最早感知市场曙光的人。

　　2007年7月5日~10日，我到杭州、千岛湖、黄山、南京参观。稠密的人口和连绵的工厂正彰现着我们生产制造产业的蓬勃气势。我的大哥、大嫂曾经就是其中的一员，加班一小时，不过2元。在10多年的农民工生涯里，并没有挣到什么财富，反而让大嫂感受到了城市生活的美好和巨大的生活落差。既然不能改变世界，那就改变自己吧。两个年轻人努力多年，除了互相埋怨，在城市里一无所获，甚至在一家著名的连锁企业里出了工伤，也还得我这个弟弟去讨一个公道，否则，也就算了。

　　农民和农民工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作用和地位却不对称。不但影响到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实际上农民工问题已经牵涉到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战略全局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也就是一句空话。40年来，正是城乡社会的不对称，正是农民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强大动力之源，成为社会转型期波澜壮阔的复杂背景。

　　当务之急，是首先解决好农民工如何更好融入城市，和谐发展的问题。我向市委市政府提了建议。

　　三个月后，重庆设立了农民工日。听着电视直播里播出了我草拟的讲话稿：“农民工是城市英雄、是建设功臣，是民族脊梁！”，我不禁热泪纷飞。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城市对农村最深情的问候。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只有民众拥有了更多的民主权益，我们的社会才能充满无限的活力。

　　2002年，重庆大学城在陈家桥镇白鹤村奠基，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见证了大学城的迅速崛起。

　　2010年，两江新区成立，我加入到这个团队中，更加直接感受到重庆城市化、工业化的脉搏。以两江新区开发开放为标志，不沿边不靠海的重庆，迅速走出一条内陆地区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的新路。

　　在推动沿海开放的同时，中国开始把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目光锁定在广袤的中西部。跨国企业在布局重庆的同时，也把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发展路径与方式带给了重庆。中央扩大内陆改革开放的决策，全球资本逐鹿内陆市场的力量，本土工商资本的崛起，地方政府着力城市化、工业化的力量，多个力量融合，渐成气候。

　　身处其中，变化巨大而浑然不觉。如今龙兴、鱼复、水土已然是沧桑巨变，整个两江新区更是变化巨大。我更在意的是这里的38万转非民众，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融入城市，成为了城市市民，我为他们生活的改善而高兴。

　　从两江国际汽车城到航空航天产业发展，两江新区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韩国KBS拍摄了一部超级亚洲纪录片，我向他们推荐了亚洲之路——一粒咖啡豆背后的全球供应链之变。来自东盟、云南的咖啡，经过长江黄金水道，经过果园港、中欧重庆班列，到达欧洲。这个故事的背后，是重庆的区位之变，观念之变。山水之城重庆，依托母亲河长江，得以联结富裕的中国沿海与欧洲市场，成就自己的改革传奇。

　　在上海进博会，我感受中西交汇的器物文明、多元文化；在国家博物馆，我感受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回望40年来家国，正是无数个体命运的改变，正是市场经济对人性和制度力量的释放，启蒙了我们的思想，开启了改革的时代进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复兴只有与普通人的幸福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才是立体的、感性的。

　　（作者单位：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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