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70年壮阔征程，中国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初心、砥砺奋进中，迎来了万象更新，中华民族在复兴征程上昂首前行。

　　今日起，重庆日报开设“爱国情 奋斗者”专栏，将目光投向我市各行各业的典型人物和群体，从不同角度讲述他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奋斗故事，展现新时代山城儿女积极乐观、攻坚克难的精神风貌，努力追梦、报效祖国的爱国情怀，砥砺前行、追求幸福的奋斗姿态。

　　3月20日，结束了在四川隆昌的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重庆药物种植研究所研究员刘正宇匆匆赶回南川，继续琢磨自己的“新宝贝”川柿。

　　中药资源普查是中药资源保护和产业发展的前提。我国先后于1960-1962年、1969-1973年、1983-1987年开展过3次普查，由于时间间隔较长，参加过两次普查的人已是凤毛麟角，算上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67岁的刘正宇是唯一参加了3次普查的人。

　　刘正宇的微信昵称为“中药老牛”，前后跨越40多年的3次普查，印证着这头“老牛”的大半生耕耘。

　　传承：自小与中药结下不解之缘

　　要说刘正宇，就不得不提到他的父亲刘式乔，一位老知识分子，解放前曾是国立中央大学学生，先后学习过化学与农艺。

　　“父亲是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刘正宇回忆，学化学是为了国防，后来看到战争里的难民越来越多，没有饭吃，转而学起了农艺。

　　重庆药物种植研究所的前身是一个垦区。1942年，29岁的刘式乔来到这里，和同仁们一起把垦区变成了药物种植、研究单位。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疟疾横行，抗疟药品奇缺，黄常山是治疗疟疾的奇效药，刘式乔便在这里发明了直接插播法种植黄常山。

　　受父亲的影响，刘正宇从小就与中药结下不解之缘。童年时，他时常跟随父亲上山采标本，对金佛山的花花草草产生浓厚的兴趣。

　　小学六年级时，刘正宇患了脑膜炎，医生摇头、医院拒收，家人只好把他背回来听天由命，全靠一个过路老头的指点，用金佛山上的草药救回了他的命。从鬼门关回来的刘正宇，后来立下了志愿，投身于药用植物研究。

　　干这一行并不容易，首先要清楚各种药用植物的特性，还得了解把它们综合在一起能产生什么样的疗效或害处，刘正宇除自己钻研外，也到处找人要方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刘正宇借住在金佛山上的金佛寺（当时叫凤凰寺）。一天夜里，寺庙里来了头野猪，几个和尚怎么也赶不走。年轻力壮的刘正宇及时赶到，把野猪打跑了。一名和尚为了感谢刘正宇，传了两三百条方子给他，刘正宇如获至宝。

　　由于父亲患有高血压，刘正宇常常从金佛山上采回重楼草给他泡药酒治疗。1972年的一天，上海药物研究所的一位同仁到金佛山找银杉，父亲嘱咐刘正宇，客人远道而来，一定要带他找到银杉，另外顺道把重楼草带回来。不想3天后，父亲因高血压倒在田间再也没有醒来，刘正宇流着泪将重楼草撒进了父亲的棺材。

　　父亲没给刘正宇留下什么东西，只托人给他带了一句话：“正宇，党和人民培育了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首先想到的应是人民。”这让刘正宇更加坚定了研究药用植物的志向。

　　发扬：把一棵棵植物变成了宝

　　从1975年进入药研所以来，40多年里，刘正宇几乎走遍金佛山的每个角落，每年差不多有200余天在野外搜集标本和调查研究，武陵山、秦巴山、峨眉山、贡嘎山、横断山、金沙江、乌江、神农架、西双版纳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野外的生活异常艰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更是难以想象。“吃不上饭是常事，睡觉也得多留个心眼。”刘正宇告诉记者，在野外找到农房借宿是最好不过的，但多半不能如愿，“所以我们常常睡山洞，实在不行就睡在崖壁下面。只要头上不漏雨，抱一团谷草、生一堆火就能入睡。”

　　野外的生活也是危险的。几十年来，刘正宇用衣服叠成的枕头下钻进过蜘蛛、蚂蚱、蜥蜴、蛇，他甚至遇到过老虎和黑熊，这些经历记者听着冒冷汗，刘正宇说起来却云淡风轻。

　　越是珍贵的植物，越是生活在陡峭的悬崖或绝壁上，刘正宇和同事们经常要徒手攀岩，才能把植物标本采下来。“那时候没什么保护，就是一双手抠着石头缝往上爬，有一次爬上了几十米却下不来了，人筋疲力尽，真想跳下去算了，好在听到悬崖的另外一头有声音，接着往上爬，才捡回一条命……”他饶有兴致地说，对事业的痴痴追求写在了脸上。

　　“我不愿做河滩上八面玲珑的石头，要做就做墙上有棱有角的砖。”对于科研工作，刘正宇始终坚持一丝不苟、认真钻研，主持各级课题78项，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55篇，采集各类动植物标本30余万份，积累了数千万字的原始材料。

　　最让人称道的是，刘正宇发现了崖柏。崖柏是世界上最珍稀的裸子植物，1892年，法国传教士、植物爱好者法吉斯在我市城口县咸宜溪首次采集到崖柏标本，回国后被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之后的百年间，再也没有寻到它的踪迹。1988年，崖柏从自然保护名录中除去。

　　1999年，刘正宇带领考察队走进大巴山深处，经过3个多月的艰难寻找，最终在城口明中乡龙门村发现了消失100年的古崖柏。此次发现，促进了我国在2003年批准成立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刘正宇的研究也相继转化为成果，造福于民。例如，他发掘出分布在金佛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南川大茶树生长特性和经济价值，让原本三四块钱一斤的大树茶价值飙升到上千元，当地人种植一株茶树就能吃上饱饭；他在酉阳发现了大面积的青蒿野生资源，并帮助当地建立了一座青蒿素药厂；他主持的全国金荞麦（苦荞头）主产区资源调查和金荞麦人工栽培技术项目，为太极集团解决了急支糖浆面临无原料而将停产的难题……

　　坚守：到了80岁还要继续做下去

　　著作等身，荣誉等身。刘正宇早就可以功成身退，但他觉得自己还有许多没做完的工作，两次主动申请“延退”。如今，67岁的他仍然坚持上山采药。

　　这项工作清贫而辛苦，且很多数时间无法照顾家庭，一般人很难坚持长久。刘正宇却说：“因为喜爱，尤其有收获的时候，感觉再苦再累都值得。”

　　上世纪80年代末，刘正宇与同事承接了科技星火项目“南川经济植物动物资源调查研究”。3年时间里，他们搜集植物标本5.3万份，查明金佛山上有经济植物330科、1599属、5099种，动物资源523种。在完成项目的最后几个月里，刘正宇仿佛变成一头拉拽不住的牛，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干。最终，专家们评价该项目“规模之大、内容之全，达到国内同项目研究水平之首”时，他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我要好好地睡一个月。”

　　大概十多年前，药研所科研人员的福利待遇比较低，于是，有人选择到医药企业去谋个技术岗位，年收入数倍、数十倍地增长。

　　早在1988年，有德国专家就曾以丰厚的待遇邀请刘正宇去工作。北京、成都的几所高校和研究所也曾抛来“橄榄枝”，中科院北京植物研究所甚至准备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带着钥匙来请他“出山”。

　　面对这些机会，刘正宇却选择了留下。谈及此，他感慨道，当年自己在云南大学求学时，秦仁昌教授把他的名字署在研究成果的后面，以至于人们都喊他“刘博士”，“其实我哪里是博士呢，我当时连学士学位都没拿到。我的一点点成绩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获得的，我必须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让中药研究更长久。”

　　在刘正宇的各种头衔里，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老师身份。如今，药研所许多研究员都是他的学生，他们一直留在药研所为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默默奉献。

　　受他影响，儿子刘翔也子承父业，选择到重庆市中药研究院上班，从事中药研究和开发工作。刘正宇说：“我做得还不够，希望儿子帮我接着做下去，让中药研究造福更多老百姓。”

　　在中国植物学界有“南北正（振）宇”的说法，说的正是刘正宇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李振宇。如今，他们两人正在合作研究“新宝贝”川柿的特性。或许是由于常年在山里行走的缘故，刘正宇仍然眼不花、手脚麻利，干劲不减，“金佛山是座宝库，只要我还能走得动、上得了山，哪怕到了80岁都要继续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