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医附一院实验室，杨培增（中）带领科研团队做实验。（受访者供图）

　　人物简介

　　杨培增，国际著名眼科专家和葡萄膜炎专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第一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眼炎症学会执行理事、亚太眼内炎症学会执行理事。三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先后获得“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医德楷模”等荣誉称号。

　　4月16日，重医附一院眼科门诊。

　　506诊室外的病人把楼道挤得满满当当，南腔北调的交流声不绝于耳。

　　“这里从来都这么打挤，今天还不是病人最多的时候。”分诊护士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到这个诊室看病的患者来自天南地北，甚至有人从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过来看病。

　　是什么吸引力让这么多患者都来赶506诊室的“场”？

　　原来，在这里坐诊的医生，是被誉为“中国葡萄膜炎诊治第一人”的重医附一院眼科主任杨培增教授。

　　“绝望的我有幸遇到了您”

　　“最近好不好？”杨培增跟患者说话，通常像是在问候老朋友。

　　患者对他，也敞开心扉，前来就医的冯仁志就对他唠叨：“总是好一点就不想吃药了。哎呀！麻烦您好多年了。”杨培增叮嘱他按时服药，像朋友一样约定下次会面：“两周后来看我。”他说“看我”，不提“看病”。

　　冯仁志5年前得了葡萄膜炎，他说：“当时什么都看不见，仅剩下一点光感，自己想死的心都有。”

　　葡萄膜为眼球壁的中间层，像紫色葡萄皮，如果这层膜病了，可引起白内障等严重并发症和后遗症，是致盲的主要原因之一。相比眼睛红肿、疼痛这些病灶，失去光明如同坠入深渊，患者很容易心理崩溃，被拖入巨大的恐惧和绝望中。

　　突然失明的冯仁志就是这样。他不吃不喝，整个人迅速垮掉。不仅如此，原本在外打工的他是家里的顶梁柱，顶梁柱垮了，整个家也面临崩溃。

　　病毒、寄生虫感染、自身免疫出现问题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葡萄膜炎，患者数量巨大。杨培增透露：“眼下，在我国，保守估计有300余万患者。即使是在美国这样医学发达的国家，也大约有230万患者。”

　　从1984年攻读硕士研究生起，杨培增便开始研究葡萄膜炎。30多年来，他发现并总结出我国葡萄膜炎常见类型、特征和致盲规律，绘制出我国葡萄膜炎的临床谱系，建立了国际上最大的葡萄膜炎临床数据库，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眼科学人才，进而整体上提高了我国葡萄膜炎诊治水平，降低了该病的致盲率。在他的引领下，我国葡萄膜炎诊治如今已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冯仁志告诉记者，正是获益于杨教授的诊治，现在他的视力已恢复到了0.6。“是杨教授给我带来了光明，他的医术真是不摆了！”说这话时，冯仁志眼含泪光。如今，他不仅生活能自理，还重新找到工作，担起了家庭重担。

　　在医生办公室，记者还看到不少患者给杨培增写来的感谢信。其中一封来自甘肃的大学生育硕，3岁患上葡萄膜炎的她在信中写道：“小学四年级时，我的眼睛还是看不清楚。于是，我不愿出门见人，怕生人问我为什么不上学，怕熟人问我是否还看得见路……还好，2010年秋，绝望的我有幸遇到了您。手术后揭开纱布的那一瞬，我不仅清楚地看到爸爸妈妈那爬上额头的皱纹，我还终于见到了您！”

　　熟悉郊区屠宰场的博士

　　1987年，杨培增来到中山医科大学读博士。作为学生的他，最熟悉的地方除了教室和实验室外，竟然是位于郊区的屠宰场。杨培增是奔着屠宰场的牛眼去的。

　　牛眼在当时是提取视网膜抗原用于研究的必备材料。因为宰牛通常在半夜，杨培增便总是在凌晨两三点蹬着自行车，骑10多里路去买牛眼。

　　早上8点他拿着新鲜牛眼便一头扎进实验室，一待就是一天。杨培增至今还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他到了晚上7点钟才做完最后一个实验，然后才有空回家过年。

　　当时国内从事葡萄膜炎临床和研究的人很少，对葡萄膜炎的研究也多只是临床报告，涉及深层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于是，读博期间，杨培增自学了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日语，便于他翻阅多种语言的前沿资料。

　　一路走来，如今的他已先后写了4本关于葡萄膜炎研究的专著，还参与主编了卫生部五年制《眼科学》规划教材，他发表的各类文字总数多达1200万字之巨。

　　他带领团队发现和提出了葡萄膜炎发生的理论框架，在免疫层面揭示出葡萄膜炎发生的关键免疫机制，在遗传层面发现与葡萄膜炎相关遗传变异79个（其中VKH综合征相关遗传变异29个，占全世界发现的80.5%）；在临床研究方面，发现并总结出我国葡萄膜炎常见类型、特征和致盲规律，绘制出我国葡萄膜炎的临床谱系，制定了VKH综合征的诊断和分期标准，为制定科学防治策略奠定了基础。

　　正是这些成就的取得，杨培增被誉为“中国葡萄膜炎诊治第一人”，让中国葡萄膜炎诊治走到了国际前列。

　　建立全球最大的葡萄膜炎临床数据库

　　杨培增坐门诊的时候，再晚也不会拒绝病人。他说，患者从各地前来，有的已经等了好几天了，很着急也很辛苦，“看完了，他们好早点赶回家。”

　　杨培增还记得有一年中秋他与当天最后一名患者的对话。这位患者经过一年的治疗后已痊愈，杨培增为她检查眼睛后说：“可以不吃药了。”她惊讶地问：“那吃什么啊？”杨培增告诉她：“吃月饼。”她愣了一下，噗嗤一下笑了：“对！对！吃月饼！”

　　在杨培增的506诊室旁边，有一个专门用于存放患者档案库的房间，7排大铁柜存放着数万份资料。杨培增说，这些都是他的宝贝。

　　杨培增从博士毕业后看的第一个病人起，就养成了写两份病例的习惯——一份给患者，一份自己保管。杨培增说，这事看起来简单，坚持下来也不容易。在询问病人病史方面，他也非常仔细，每个病人可能要花去20分钟甚至半个小时。

　　正是这样的坚持，让杨培增团队建立了国际上最大的葡萄膜炎临床数据库（20000余例）、葡萄膜炎患者样本库（20000余份），他带领团队建立起国际上单一机构患者数量最多、来源最广的葡萄膜炎诊治及研究中心。

　　美国前葡萄膜炎学会主席Rosenbaum教授评价其团队是“国际上最富有研究成果的团队之一”；亚太眼内炎症学会主席Ohno教授称：“杨培增教授团队正在领导着世界葡萄膜炎和眼内炎症的免疫学研究。”

　　目前，我国葡萄膜炎诊治、研究和教学的中坚力量，大多出自“杨门”，其中不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才、全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意识和能力的眼科学人才。

　　杨培增至今还记得2013年教师节前两天，学生杨艳给他寄了一封包含一份工资单的信并汇了1970.2元。杨艳在信中写道：“我曾经多次想过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该如何支配，我曾经想过给父母买件温暖的冬衣，给自己添一部手机……但是，当我真正拿到这笔工资时，我觉得它应该有更好的去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杨培增留下信，退回了钱，但师生间的情谊让他眼眶湿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