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万县学生救国会宣言

1920年在法国蒙达尼橡胶厂做工的部分江津勤工俭学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聂荣臻）

邓中夏和黄日葵

一百年前的今天，五四运动如同一声春雷，在中国上空响起，唤醒了无数沉睡中的人民。一百年后我们纪念它，是因为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如今，我们身边还能依稀寻到这场伟大运动的痕迹，在三峡博物馆、在聂帅故乡、在重庆图书馆、在白象街……更多看不到的，是在山城每一个街道、每一步阶梯、每一所学校，在人们充满自信的脸上、在孩子们朗朗读书声中，五四精神散播在每一位青年的眼里和心中。

在重庆哪些地方还能看到五四运动的印记？听到这个问题，多年专门研究此事的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处长简奕女士沉思了一分钟。她寻访过夫子池，即现在解放碑二十九中附近，以及魁星楼、道门口，那都曾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初，重庆学生们满怀爱国热忱，游行演讲的阵地。如今，这些地方已是高楼林立，但在这里，似乎仍有“还我青岛”“誓血国耻”等慷慨激昂的口号回响在耳畔，似乎还能看见道边“有长叹者、有大呼者、有磨拳者”的盛况。

五四运动在重庆并没有一块纪念碑，但五四精神在过去一百年的光阴里，却是无处不在。

伟大的开端

重庆开始系列伟大探索

整个四川在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急需“药方”。痛则思变，相当大一批人改变现状的欲望特别强烈。重庆人民经过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的洗礼，特别是在1915年以后，全国逐渐兴起新文化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这些思想传播到重庆后，使得敏感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和军阀的黑暗统治更加不满，但苦于寻找不到一条真正改造社会的道路，普遍感到苦闷彷徨。这其实也为迎接五四运动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的爆发，提高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觉悟，也把新文化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文化思想空前活跃。《重庆商务日报十周年刊》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五四运动以后，一般人民，猛然觉悟……四川虽僻处边陲，也不能不受波动……如像服了兴奋剂一般，一变以前沉默态度，而为一种热情奋发的样子，提倡文化，高唱民权……”

重庆的知识青年分子以极大热情参与了包括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四川自治运动等一系列社会实践，开始了以拯救中华为目的的伟大探索。在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开拓了视野，启迪了思想，科学和民主深入人心，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此间的青年

不可忽视的先锋的力量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进步则中国进步”。那时的“少年中国梦”，纯洁、坚韧，充满奋斗、奉献的激情。

东渡日本，求救国救民之道的潼南人杨闇公，19岁；从重庆出发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探寻真理的邓小平，16岁；参加家乡学生爱国斗争，与反动军警当局作斗争的江津人聂荣臻，20岁；从法国归来，在重庆《新蜀报》担任编辑，过三峡吟出“走遍天下路，闯过万涛滩。为碎旧世界，拨云见青天”诗句的陈毅，21岁……

五四运动中，青年一代无疑成为主要先锋。他们身上体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报国情怀。对新世界的渴求，对旧世界的憎恶，种种情绪汇集起来，才会让五四运动在重庆呈现出不一样的特质。爱国师生的首先觉醒，促进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形成爱国统一战线。

持续的斗争

充分体现重庆人的性格

到1919年底，五四运动在其他许多城市已渐渐平息，但在重庆并没有。五四运动在重庆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与日经济绝交和抵制日货。这场宗旨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斗争在重庆持续了至少三年之久，如此彻底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在全国来说都具有特色。

简奕介绍，重庆人生性耿直、刚烈，做事做得彻底，这样强烈的人文特征，在运动中彰显得淋漓尽致。

当时，若有人乘坐日本客轮，卖物品给日商，或受日本人雇佣，都被视为丧失爱国心，学生们就会在他的背上印上“亡国奴”三个字，以示羞耻和警告。在爱国运动猛烈冲击下，日商客轮非常萧条，只得大幅度降低船票，甚至还送伞、人丹、金灵单之类的物品以招揽乘客，但仍少有人问津。

重庆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加入了爱国运动的行列，对抵制日货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有姓王和姓余的两名商人，得到山东交涉失败的消息，异常愤怒，将历年所购日货如草帽、衣服、瓷器等物全部销毁，价值数百元。一名姓付的商人在日商轮船公司买了船票准备去上海，当他从报上看到日本以强权不还青岛，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又遭镇压，不禁悲愤万分。他说，“我亦国民一分子，国存我存，国亡我亡。今后誓不与日人交往！”随即把口袋里的船票取出撕个粉碎。

简奕表示，虽然在抵制日货过程中，有的行为比较极端，但从总体上讲，五四运动在重庆是轰轰烈烈的，各个阶层的赤诚爱国之情得到了充分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四运动高潮中，重庆学生并没有像武汉、山东那样遭到军阀的镇压，这同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四川的影响，以及爱国学生利用军阀矛盾争取上层人士的支持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