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六日，在沙坪坝区莲光小学四年级二班的晨会课上，田伯芬老人动情地讲述老伴去世前向全家提出的四条要求。记者 张锦辉 摄

这是一位烈士的母亲，也是一名老党员。

1960年，时年25岁的她从加入中国共产党时起，就一直坚守入党的初心：“我和我的一家老小都受了党的恩情，我这一辈子，绝对一心跟党走，绝不含糊！”

4个儿子，3个送去参军。当最小的儿子牺牲，另外两个儿子转业时，她从未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

2018年12月，老伴去世之际，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老伴2016年曾经表达过的愿望：“要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啥时候都不动摇、都不含糊。不能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不收慰问金……”

4个儿子，3个送去参军。后来，一子在战斗中牺牲，另一子因受不了打击而患上精神疾病。

但，他们的父母数十年来从未开口要过任何特殊待遇，只是默默努力工作，退休后还力所能及发挥余热传播正能量。

这是一段历时40年、至今仍在继续，悲壮却又让人充满力量的故事，暗合了两代人为这个伟大国家所奉献的青春、忠诚，乃至生命。

6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这个家庭，探寻一位烈士母亲的初心与坚守。

“国家需要我的儿子去当兵”

“我和老何都是党的人，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今天老何走了，我要代表他，向全家人提出4条要求：第一，全家人都要向老何学习，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啥时候都不动摇、都不含糊。第二，尽管家里还有很多困难，但不能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我作为一个老党员要带头说到做到。第三，不收组织和社会上的慰问金。第四，我要代表老何向党组织交最后一次党费。”

6月6日下午，当这一行行略带颤抖、歪斜的字迹，被一双满是皱纹的手从一本破旧的笔记本中露出的那一刻，这间陋室里所有的人，都眼眶通红、集体沉默。

这双满是皱纹的手的主人，叫田伯芬，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那一行行字迹，是她记下的老伴生前愿望，并形成了全家老小恪守的4条要求。

这是一段历时40年、至今仍在继续，悲壮却又让人充满力量的故事，暗合了两代人为这个伟大国家所奉献的青春、忠诚，乃至生命。

对田伯芬而言，1979年2月20日是她人生中的一道分水岭。

在此之前，她笑着回忆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一个妻子、4个儿子的母亲”，过着最平淡却也最幸福的日子；在此之后，笑容一度与她绝缘，日子也开始变得支离破碎。

田伯芬有3个儿子先后参军。他们服役的地方，分别在东北、西藏和云南。对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外复杂形势稍有了解的人，都清楚在这三处边陲服役意味着什么。

1979年2月20日，年仅21岁的四子何田忠，为掩护战友突围、保卫指挥所，英勇牺牲。

何田忠的奖章证书记录了这位烈士生命中最后也是最绚烂的忠诚、悍勇与壮烈：“该同志……表现勇敢、不怕牺牲、冲锋在前，协同班、排长指挥。火箭筒手负伤，自告奋勇当射手，打得狠、猛、准，勇往直前、临危不惧、生命置之度外……不幸光荣牺牲。”

二等功军功章、追授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及革命烈士的证章传回重庆老家时，田伯芬与老伴何良英瞬间崩溃。

西南地区民间称呼最幼的子女为“幺儿”，还留下一句人尽皆知的俗语“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

最疼爱的“幺儿”何田忠牺牲了，连婚都没结。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让田伯芬大病一场。从此，每年的2月成了老人的心结，她都会大病一场。

雪上加霜的是，与弟弟感情极为深厚的二哥何田钦，接到弟弟牺牲消息的当天就因受不了刺激而患上精神疾病，从此无法正常生活。

事隔多年，有人怀着深深的惋惜问过田伯芬：“你生了4个儿子，怎么就送了3个去当兵啊？你也太……”

田伯芬含泪哽咽：“我是旧社会走过来的人，我不懂大道理，但我晓得当国家需要、党需要的时候，我就应该义无反顾地送儿子去当兵。”

“一心跟党走就是我的初心”

田伯芬经历人生这道分水岭时，她已44岁。曾经健壮如牛的4个儿子，至此只剩下两个健康的，并且依旧在遥远的边陲服役。

何田忠牺牲后，党和政府给予了何家最大的关怀。但是，当组织上问到老两口有什么要求时，不善言辞的何良英只是摇头，田伯芬则轻声说了一句：“我们家的一切，都是党给予的，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

或许，不了解田伯芬的人，会觉得她是“高姿态”，但真正了解她的人，明白那是她的肺腑之言。

田伯芬生于1935年，内忧外患中，中华民族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

“我的爷爷奶奶，租地主的田地，累死累活一年下来，自己只能得三成，你说苦不苦？”田伯芬记忆里爷爷奶奶的身影永远是佝偻着劳作的样子，似乎永远没有直起腰来的时候。

“你们现在哪里看得到地主压迫农民？”老人和善的眸子会因为回忆而泛红。

到了田伯芬母亲这一代，她有着更深的痛。因为她的母亲一共生育了12个子女，然而，最终挣扎着活下来的，只有7个。

“我到这个年纪了还清楚记得，我的一个弟弟眼睛生病，得不到好的治疗瞎了，最后还淹死了。”老人胸口的起伏，随着讲述越来越大。

“我老母亲生了12个子女，只活下来7个。我只生了4个儿子，一个个活蹦乱跳，还够资格去当兵。这就是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区别哇！”田伯芬每每遇到一些质疑她的人，总是不留半分情面。

“那个年代，我的父母就靠手工织布、印染为生，没日没夜地干，但是一匹5丈长的布，只能换3升包谷。”田伯芬苦笑，就是这3升包谷，要抱回家还不容易。

田伯芬小名叫“桂花”，他的父母每次都会反复叮嘱：“桂花，路上要小心哟，千万不能被‘棒老二’抢去啰！”

“啥叫‘棒老二’你们晓得不？就是土匪哇！”田伯芬颤抖着手说，“如今你们坐在电视机前磕着瓜子才能看到的土匪，我是从小就真真正正怕得直哭啊！”

童年的苦难记忆，与新中国建立后的新气象，让田伯芬焕发出了重生般的激情。

19岁那年，田伯芬从长寿来到重庆主城与何良英结婚，并因职工家属的缘故，进入重庆特殊钢铁厂，成了一名普通工人。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普通女工，在1960年就光荣入党，甚至早于丈夫何良英两年入党。

“为啥入党？说真心话，我和我的一家老小都受了党的恩情，我这一辈子，绝对一心跟党走，绝不含糊！”田伯芬动情地说，“现在讲不忘初心，这就是我的初心！”

“我的人生里没有后悔二字”

田伯芬于25岁的年纪，以一个普通女工的身份入党，这在当时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就连老伴何良英在世时，也经常跟她开玩笑说：“你思想比我先进，觉悟比我高。”

很多人知道田伯芬入党较早，却不知道其中缘故，而田伯芬自己也从来不多谈这些，只有像王朝东这样的老同事、老邻居，才清楚田伯芬当年工作起来的拼命劲。

“她啊，这么说吧，那时候每年评先进工作者，不用放榜都晓得肯定有她！”如今79岁的王朝东感慨。

得知自己的往事被记者翻出来了，田伯芬老人意外之余，也只是淡淡地摆摆手：“你们都说我觉悟高、思想先进，但要我说，大家都是做工作，我也没干啥子特别的事，那些荣誉是组织上的关心罢了。”

事实上，从最初进厂时的鼓风机工人，到配电房的配电工等，田伯芬所干的，大都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

“这样的人先入党，所有工友都是心服口服。”王朝东说，几十年来的同事、邻居处下来，从没听到田伯芬抱怨过，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她从来不抱怨。

何田忠牺牲后，当大儿子和三儿子相继退役回重庆时，老两口没有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而是完全服从组织分配。

最终，两个儿子一个成了厂里一线的拉丝工人，一个成了一线的轧钢工人，都是最基层最辛苦的岗位。

“你们的弟弟为国牺牲，我们都不能给他抹黑啊！”田伯芬面对两个退役回来的儿子时，抹着眼泪说，“你们都是当过兵的人，退伍了也要有军人的担当，以后就各凭本事，争取干出一份成绩。”

事实上，两个儿子太清楚母亲的为人了。早在1963年的时候，先后担任过车间女工委员、团支部书记等众多职务的田伯芬，被组织叫去谈话，希望调她去一个街道办的白云石厂工作。

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重庆特殊钢铁厂是一家特大国有企业，而那个白云石厂是一个街道办的集体企业，两者之间的差距基本可作“金饭碗”与“泥饭碗”的类比。

“我一定服从组织安排，什么时候报到？”这是田伯芬彼时的第一反应。领导们本来以为这次调动需要做很多思想工作。

此后，田伯芬的工作岗位，就如那句流传甚广的话“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她先后在白云石厂、沙坪坝区建管办、修缮队、第四建筑公司等工作岗位干过。

如今，田伯芬的退休金仅3000元出头，有人问过她“后悔不？”

她答：“年轻时有工作、有荣誉，老了有退休金、有医保，还有重庆市烈属优待金，我后悔什么？”

“生活在这个新时代，见到了以往想都不敢想的东西，我觉得自己很幸福，组织上和社会上给予我的也太多太多了。”田伯芬说，“我的人生里没有后悔二字。”

“人生最后一站也不忘当初誓言”

田伯芬至今住在一栋极为老旧的居民楼的六楼，没有电梯。她的家中，基本保持着上世纪70年代的风格，连墙壁都是社区给她用石灰刷白的。

然而，她的幸福感却从来不逊于任何一个人。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社会各界对她的关爱。

“我有好多好多的兵儿子、兵闺女。”老人闲暇之余，最喜欢翻看的就是相册。那里有全国各地认她当母亲的部队官兵。

大至一部新款手机，小至一张明信片，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各种心意礼物，是老人家最看重的东西。

“人老了，念旧。”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的孟召友是田伯芬众多“兵儿子”中的一员，从2012年开始，他每月上门为老人检查身体，7年里从未间断。

在田伯芬所住的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团结坝社区，为老人修缮房屋、上门走访照料等，从来不需要老人自己开口，社区自会一一安排到位。

而田伯芬从来不会安享这一切，她自告奋勇担任起她所在楼栋的楼栋长，负责全楼的路灯电费收缴。

“她收电费收了一回，我们都不让她干了！”石井坡街道负责双拥工作的工作人员江志国提起田伯芬，哭笑不得。

原来，团结坝社区困难群众较多，街坊们都不宽裕，田伯芬收电费的方式，就是悄悄垫上300元钱，然后根本就不上门催收。

“老人家，你总共一个月就3000多块钱退休金，你打算垫到什么时候？”江志国听说此事后上门“兴师问罪”，因为他照顾田伯芬整十年了，太了解这个老太太了。

田伯芬先是一愣，末了呵呵一笑：“你啷个晓得了啊？也没垫好多钱。街坊们都不容易，我晓得。”

2018年12月，老伴何良英去世，田伯芬顶着巨大的悲痛料理后事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老伴2016年曾经表达过的愿望，田伯芬连夜一笔一划地写在笔记本上：“要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啥时候都不动摇、都不含糊。不能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不收慰问金……”在追悼会上，田伯芬当众念了出来，内容就是前文所述的4条要求。

“我当时眼泪唰地就涌出来了，双手捂都捂不住。”江志国也是一名服役13年的转业军人，在哀乐低回中，听到田伯芬老人念出的4条要求，这个钢铁汉子泪如雨下。

团结坝社区党委当时送去了200元慰问金，田伯芬指着笔记本上的4条要求，坚持不收。双方坚持许久后，老人沉默了片刻。

“这钱，就当作老何最后一笔党费吧，这也是他的遗愿之一。”田伯芬的话，再次让众人泪奔。

最终，在社会各界前来悼念的人士中，田伯芬没有收一分钱的慰问金。

“我和老何都是党的人，党的这么多年培养教育，我们都记在心上，不能因为这是人生最后一站，就忘了当初的入党誓言。”田伯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