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一座具有深厚红色基因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重庆这座城市的红色标识。

红岩精神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它的独特内涵究竟是什么？在新时代，我们该怎样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连日来，围绕上述问题，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周勇教授，以及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文博研究馆员朱军。

红岩精神的命题是邓颖超同志提出的

重庆日报：红岩精神是党和民族的财富，更是重庆这座城市的灵魂。什么是红岩精神？

周勇：红岩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谱系中的重要一脉。它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中锤炼形成的革命精神。也是我们党唯一产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精神，更是新时代的教科书和必修课。

我认为，红岩精神的本质是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普遍具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党的路线紧密相连。因此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同时，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红岩精神也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它包括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

1985年10月14日，原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同志重返红岩村，题写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首次提出了“红岩精神”这个命题。

红岩村、曾家岩、虎头岩这“红色三岩”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代表和象征

重庆日报：红岩精神为什么诞生在重庆，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

朱军：红岩精神产生的大背景是世界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处于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逐步成熟时期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具体讲，红岩精神产生在风雨如磐的革命斗争岁月，整个时间跨度从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成立至1946年5月南方局离开重庆。

南方局最初的办公场地在城内原机房街70号，既不利于工作也不方便防空，周恩来遂指示南方局有关同志另觅安全的办公场所，并通过地下党找到了重庆郊外的红岩嘴“大有农场”主人饶国模。饶国模欣然答应，将正准备自建住宅的土地让给八路军办事处建房。1939年秋，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楼落成，南方局和办事处机关、人员旋即迁入其内办公和住宿，国民政府给了此处一个门牌号“红岩嘴13号”，这就是“红岩”的来历。为了方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邓颖超又以周恩来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名义，在国民党党政军特集中办公的地区租下了曾家岩50号，大家称为“周公馆”。此时，南方局直接领导的、能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也搬到了虎头岩。这样，红岩、曾家岩、虎头岩这“红色三岩”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代表和象征。

“红岩精神”与《红岩》小说二者不要混为一谈，也不要相互替代

重庆日报：人们对小说《红岩》耳熟能详，它与“红岩精神”是什么关系？

周勇：很多人经常问到这个问题，它也是常常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我从1980年代起就研究南方局历史，研究红岩精神，近40年了。特别是2003年以来，在宋平、童小鹏等老同志指导下系统地研究红岩精神，撰写了专著《红岩精神研究》和论文《论红岩精神》《红岩精神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等。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周恩来、南方局是红岩精神的创造者，红岩村是红岩精神的源头；歌乐山烈士和《红岩》小说描写的英雄群体，是红岩精神的继承者、传承者。

首先，从形态和时间上讲，他们是有区别的。在全面抗战的8年中，周恩来、董必武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住在红岩村领导大后方党的工作，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他们的精神风范提炼出来就是红岩精神。小说《红岩》是以解放战争后期川东地下党的英勇斗争业绩为基础创作的一部小说，是一个文艺作品。二者不要混为一谈，也不要相互替代。

其次，从内容上看，两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红岩精神是与抗日战争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小说当中这些革命烈士所体现的精神风范，主要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二者从精神内容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有些人把历史上真实的红岩精神，与作为文艺作品的小说《红岩》混为一谈，借此质疑、攻击、污蔑红岩精神的真实性。这是不能允许的。

红岩精神为今天的共产党人坚守政治品格，经受市场经济考验提供了成功典范

重庆日报：在今天新的征程上，红岩精神蕴涵着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同样是与时俱进的精神财富。当下，我们应该怎样思考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今天的共产党员又该怎样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呢？

周勇：今天的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就要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为师，从他们当年在极其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的政治环境里所表现的政治智慧中汲取营养，为中国共产党今天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提供政治智慧。同时，红岩精神为今天的共产党人坚守政治品格，经受市场经济考验提供了成功典范——“同流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

当今的共产党人在交友时，一定要交良朋益友，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为政之道清似茶。既要相敬如宾，又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心中要有敬畏，才能守得住底线。

红岩党性教育基地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培训班1540个，培训党员干部55040人次

重庆日报：近年来，我们在弘扬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等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朱军：红岩精神是承载着党的精神财富的红色基因，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红色钙片”。近年来，我们针对“两个重点对象”（青少年、党员干部），加强“两个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着力“两个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党的建设）。

每年红岩三大景区参观人次超过1000万。我们按照知、情、意、行的教育规律，打造全国首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今年以来，又开展了“让烈士回家”和“让小萝卜头进校园”活动，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2015年，我们依托丰富的红岩文化资源，立足重庆、面向全国、服务全党，打造了红岩党性教育基地，设立了“大德大智、大忠大勇、大仁大义”的三大教学区、20余个现场教学点；开设了“理论教学、现场教学、体验教学、延伸教学、互动教学”等五大教学课程；设置了1-7天菜单式的教学课程。红岩党性教育基地在2012年被中组部列为全国13家特色党性教育基地之一，2018年首批入选中央国家机关党校党性教育基地名录，2019年入选中组部全国干部培训机构64家基地（干部学院）之一。从2015年9月开班至今年5月，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培训班1540个，培训党员干部55040人次。

重约1吨的《新华日报》印刷机见证烽火岁月

记者 匡丽娜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一直珍藏着一台老式的印刷机。这是一台上世纪30年代由德国进口，装有西门子马达的平板印刷机。机体完整，部分零件磨损严重，通身有氧化锈蚀的现象。

这样一台老旧的印刷机为何会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可别小看了这台印刷机，在抗日战争时期，它可是印刷《新华日报》的重要功臣！当年刊载有周恩来对皖南事变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新华日报》，就是它印刷出来的。”6月14日，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副研究馆员王春山向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了这台印刷机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第一份《新华日报》由它印刷

这台印刷机为金属材质，长224厘米、宽154厘米、高153厘米，重约1吨，是由皮带、轮子等带动的四开印刷机。

王春山介绍，1937年10月，由党中央营救出狱不久的潘梓年从周恩来那里接受了筹办《新华日报》的任务。潘梓年与章汉夫等同志先在南京、武汉等地四处奔走，找房子、搞设备、办交涉，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碍，后经周恩来等据理力争，并在进步人士的帮助下，终于获得了在汉口公开出版发行《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权力。

为了早日出版报纸，潘梓年在武汉一家小报印刷厂购得了这台装有德国西门子马达的平板印刷机。不久，《群众》周刊与《新华日报》先后于1937年12月11日和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发行，承担首印任务的便是这台印刷机。

印刷机在重庆的防空洞里印出刊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

1938年10月，日军逐步包围武汉，各级机关、工厂、学校纷纷西迁，《新华日报》一直坚守到最后。10月24日，也就是武汉沦陷前夜，周恩来在报馆口述了25日发表的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郑重宣告“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武汉终究会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当晚，报馆大部分人员撤离汉口。

“《新华日报》在汉口出版虽只有10个月时间，但发挥了巨大作用，它积极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战绩，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应有的舆论作用。”王春山称，后来，中共中央对《新华日报》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一年来，《新华日报》正确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坦白地反映了全中国同胞的意志，坚定地发扬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责任。”“所以这台印刷机功不可没。”王春山说。

武汉失守后，中国共产党驻国统区的公开机构及新华日报社辗转迁渝，印刷机也随之撤至重庆西三街。

1939年日机对重庆狂轰滥炸，印刷机随着新华日报迁至化龙桥虎头岩下。报馆的同志们动手挖了防空洞，把印刷机也搬了进去。1941年1月18日，刊载有周恩来对皖南事变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新华日报》，就是在防空洞里印出来的。

不仅展示了《新华日报》作为我党的又一支“方面军”的功绩，也成为研究《新华日报》历史的最好佐证

1947年2月，国民党关死和谈之门，强行封闭了重庆《新华日报》，并要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人员限期撤离。2月28日深夜，国民党军警宪特突然包围了《新华日报》重庆分馆。3月上旬，在渝全体中共人员撤返延安时，这台印刷机被军警拖至重庆南岸的一个监狱中。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军管会清查监狱时发现了这台印刷机，这台机器后来一直由重庆市计划委员会印刷厂使用。

“在《新华日报》发行的9年1个月又18天、共计3231期，《群众》周刊发行17卷405期的漫长岁月里，这台印刷机一直担负着《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繁重的印刷任务。”王春山说。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高度评价《新华日报》：我们不仅有一支八路军、新四军，还有一支“新华军”！王春山说，这台印刷机，作为抗战历史的重要文物，不仅展示了《新华日报》作为我党的又一支“方面军”的功绩，也成为研究《新华日报》历史的最好佐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1985年，重庆市计划委员会印刷厂将这台印刷机拨交红岩革命纪念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