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请你们相信，我不是一个无感情的白痴和缺少理智的盲动青年，希望你们相信我有我伟大的事业……”

这是一封1930年从上海寄出的绝笔家书，它记录了一位年轻人在短暂的一生中，对自己理想的冷静思考。

家书主人的真实身份曾经被历史湮没了半个世纪，直到他牺牲53年后的1988年，真相才浮出水面。

这位有着自己“伟大的事业”，并为之付出年轻生命的人，就是红十五军创建人之一，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奋战在鄂豫皖与川陕两个革命根据地，与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等并称为“从重庆走出的红军将领”—— 周吉可。

为了革命理想，周吉可别亲离家，改名匿迹直至牺牲在长征途中，半个多世纪后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幼时立志革命

在学校坚持地下斗争

周吉可原名先哲，字祯，号际可，1906年出生在重庆合川县太和镇亭子桥的一个书香之家。

周祯从小天资聪颖，勤敏好学。自幼便入读私塾，熟读经史，博习古文。

幼年丧父后，家道渐渐中落，周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骨子里多了坚韧，也更明大义。

1923年春，周祯考入铜梁县立中学学习近代新学，心智渐渐开启。他感到新的启蒙思潮正冲击着千年的封建传统，处处漫溢着社会变革的气息，他的心潮也开始萌动起来。

此时，“五四”运动的波澜已经泛延至更尘封偏远的角落。周祯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新思想的甘露，视野也豁然开朗起来，并意识到这正是自己应该追求的。

他订阅了大量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理论，还参加了旅京学生、早期共产党员唐木森等进步人士返乡组织的“读书会”，广泛地介绍列宁生平，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并组织进步青年在家乡开展以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主题的政治宣传活动。

1926年秋，周祯自合川中学毕业后考入成都私立志诚法政专门学堂。在学堂，他更加埋头苦读，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素质。翌年，周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那样风雨飘摇的岁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周祯非常清楚所面对的严峻考验，更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要使命。大革命失败后，正当革命形势遭受挫折处于低潮的关键，他的革命信念却愈加明晰，愈加坚定，他奔走的身影更加活跃在校园的各个角落，成为党领导的学生组织的中坚力量。

1928年初夏，周祯毅然告别家中老母妻小，直奔上海，更名为“周际可”，进入了国民党左派创办的上海大陆大学以读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

参与领导“互济会”活动

为红军招收宣传员

在政治系就读的周际可来校不久，便发起组织“曲线社”，出版刊物《曲线》，高声疾呼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随着在沪西多所高校发展社员，“曲线社”将进步思想与革命激情散播到了更广泛的群众中去，成为当时沪西地下党领导的最大群众团体。

1928年底，大陆大学被国民政府查，周际可没有停住奔忙的脚步，而是立即转入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中华艺术大学。带着那份愈加笃定的信念，周际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革命工作中，他参与领导“中国革命互济会”的各种活动，在闸北、虹口、江湾等地组织工人学生高举民主革命大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和游行示威活动。

同时，周际可不畏艰险，想方设法营救被捕同志，努力培训“互济会”干部，积极发展地下党员。他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数次为红军招收宣传员送往苏区，完成了党交与的特殊任务。

周际可生活简朴，性格内向，冷静理智，对人对事要求严格。他不抽烟喝酒、不下棋聊天，最感兴趣的就是读书。一有空就阅读马列主义理论书籍，以充实提高自己的革命修养和理论水平，他常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

在潘梓年的直接领导下，周际可成长为上海互济会的主要骨干和上海沪西地区党组织负责人之一。

受中央指派

参与创建红十五军

中共“六大”以后，中国革命运动开始出现新的转机。

为统一红军的编制和作战行动，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同时，又单独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大会。

根据会议“猛烈扩大”红军的要求，受党中央派遣，周际可又改名为“周吉可”，奉命随滕代远、何长工等到鄂东南组建红军。由此，他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30年6月初到达鄂东阳新后，周吉可便协助红八军留守处主任陈奇、政委柯庆施等，将驻江南阳新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同赣西北和阳新、大台地区部分革命武装，先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第四、第五纵队。

7月，他与陈奇、柯庆施、李奚石、黄刚等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率部渡江北上，执行中共中央长江局要求实现“截断长江”，“发动江北地方起义”的任务，并会合当地及皖西红军游击队。

几番辗转，红八军第四、五纵队攻克广济，移驻黄梅、考田镇地区，终于打开了蕲黄广地区的革命局面。

红八军第四、五纵队到达考田镇后，为集中当地分散游击的武装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于10月16日正式宣布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委、周吉可任政治部主任。

29岁牺牲在了

红军长征途中

红十五军组建后，随即开赴江北，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12月，进入鄂豫皖边界的广济、黄梅地区，具体执行当时中央提出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战略计划，参与了第一次反“围剿”。

1932年，周吉可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全身心地投入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在麻城战役中缴获敌军的四门野炮因没有准心而无法使用，情急之中，周吉可通过耐心有理的教育，使战俘认清时势，从水井中找回准心。

在双桥战役中，敌军34师被围歼，师长岳维峻遭活捉，周吉可协助部队领导做岳维峻的思想工作，晓以大义，使其为红军战士送来了上万套棉衣，让本来身着单衣的红军将士安全过冬。

正是这样的众志成城，红四方面军在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支援下，不到1年的时间里歼敌6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这块红色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1935年，周吉可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4月渡过嘉陵江，6月在懋功参加与中央红军的胜利会师后，随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后勤机关从卓克基向阿坝开进途中过草地时，不幸牺牲。

年仅29岁的周吉可，将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长征途中。

历史没有忘记周吉可，他的英名被载入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于1963年7月编印的《烈士资料汇集》、1986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委编印的《红军长征在四川》、198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编写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团以上烈士英名录》中，《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简编》、《红军人物志》、《中国红军人物志》、《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等军史类书籍中，均有周吉可在红军创建与发展时期任职和主要经历的记述。

1988年5月，周吉可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四川省民政部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由其女儿周美瞻执证保存。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