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南岸区，野猫溪正街31号《挺进报》旧址。

6月25日，南岸区，市民在野猫溪正街31号《挺进报》旧址参观。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龙帆摄

“立足险境，依然顾全大局。不幸被捕，大义凛然，陈然烈士精神永垂不朽！”6月23日，南岸区野猫溪正街31号的《挺进报》旧址内，刚刚在这里了解了陈然烈士和《挺进报》的前世今生后，来自温州的游客王凯在留言簿上写道。

“这里既是《挺进报》在重庆的秘密印刷地，也是革命烈士陈然的旧居。”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说，从1947年6月到1948年4月，22期、数千份《挺进报》经陈然之手，从这栋2层小楼内传递到重庆乃至川东多个地区，甚至一度出现在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让国民党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

那么，当初的野猫溪小楼内发生了哪些故事？重庆日报记者通过采访相关专家，还原出陈然短暂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

一波三折

《挺进报》诞生于野猫溪

“其实，《挺进报》的诞生可谓是一波三折。”在《挺进报》旧址内，王浩指着墙上展出的陈然照片说。

1923年12月18日出生于河北香河的陈然原名陈崇德，1938年夏，年仅15岁的陈然在鄂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团，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剧团，陈然利用演出空闲时间，先后阅读了《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简明教程》和《论持久战》等书籍，并于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陈然与一些进步青年创办了一份名为《彷徨》的杂志。“这本杂志就是《挺进报》的前身。”王浩说。

但，好景不长。1947年3月5日，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的全体人员撤回延安后，陈然等人便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陈然等人选择了原地待命。”王浩说，当年4月，正在中粮公司机器厂工作的陈然收到了一个包裹。“打开包裹之后，陈然发现里面是《群众》周刊香港版和《新华社电讯稿》。”王浩说，这个包裹的到来让陈然等人意识到党组织并没有忘记他们。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陈然等人每隔几天就会收到党组织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电讯稿》，上面报道的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不仅让陈然等人备受鼓舞，也让他们意识到应该把这些鼓舞人民的消息散发出去。“当年5月，陈然等人就把《新华社电讯稿》摘编刻印成油印小报，在熟悉可靠的同志中传阅，而这份没有名字的油印小报就是日后的《挺进报》。”王浩说。

“《挺进报》一经推出，就受到同志们的欢迎。”王浩说，不久之后，当时的中共重庆市委派彭咏梧与陈然等人联系，决定把《挺进报》作为重庆地下党市委的机关报，并购买收音机直接收听延安电台。

“虽然陈然等人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但考虑到当时的革命形势，《挺进报》的印刷还是在秘密中进行。”王浩说，根据陈然的身份，组织上决定让他负责油印，成善谋负责抄收消息。不久，电台特支和挺进报特支同时成立，《挺进报》就在南岸区野猫溪的这栋小楼中悄然诞生了。

法庭相认

《挺进报》中的战友情

“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陈然，《挺进报》负责人，印刷《挺进报》。”……在1949年的国民党法庭上，当听到法官宣布所谓的“罪状”时，陈然与身旁的战友同时甩开特务的看押，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约而同地说出：“紧紧地握你的手！”“致以革命的敬礼！”

“那名战友就是成善谋。”王浩说，他们之所以如此激动，与他们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有关。

原来，自从电台特支和挺进报特支成立以来，两者都是单线联系，互不往来。但陈然在印刷《挺进报》的时候，发现每次从组织上转来收录的电讯稿都字迹工整，一丝不苟，有时文句中断了，句子后面还会打上省略号，并注明原因。陈然被收录员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折服，他想写一封信给这位同志，向他表示敬意。

当陈然把这个想法汇报给上级后，上级考虑到地下秘密工作纪律，没有同意。后在陈然的多次恳求下，允许他写一两句简单的话，不签名，由组织转交。陈然考虑了很久，想写的话太多，但最后仅写了一句：“致以革命的敬礼！”几天后，他收到这位同志的回信，也是简单的一句话：“紧紧地握你的手！”

“这位回信的同志就是成善谋，但他们都遵守党的工作纪律，从不相互打听和谈论工作情况。”王浩说，正因于此，当国民党法官点出成善谋的身份时，陈然才恍然大悟，激动万分。

“除了与其他同志保持单线联系外，《挺进报》内部也曾约法三章，明确规定办报人员不得向家人披露消息。”王浩说，陈然等人的行为，也表现出他们已自觉地把对党的忠诚，作为一种信念来坚守，这对于当下的共产党员来说，无疑是相当有借鉴意义的。

大义凛然

陈然慷慨就义

在《挺进报》旧址外的墙面上，有一组版画，描写的是陈然在狱中斗争的场景，画面中的陈然虽然带着镣铐，但依然昂首挺胸，眼神坚毅。

“陈然被捕后的表现，更是体现了共产党员坚守信仰、绝不背叛的英雄品格。”王浩说。

1948年4月22日，由于叛徒出卖，正在家中赶印《挺进报》的陈然不幸被捕。“当时，国民党特务看到陈然年纪轻轻，长相清秀，认为让他开口相当容易。但他们没想到的是，纵使他们使出各种手段，他们都没从陈然口中得到一点有价值的情报。”王浩说。

在罗广斌所写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记录了陈然的审讯结果：“刑讯下，他承认《挺进报》是他全部负责，上级姓李，不知住何处。二处拿李的照片给他看，他说‘不是’，从陈然那儿没有人被捕，而且态度也很倔强，问了两三回后，就不再问他了，后来特务徐远举对人说陈然的案子很复杂，而他又很不坦白。”

“在后面的几个月里，徐远举亲自出马，多次提审陈然，但即便他们用尽酷刑、逼供、恐吓、欺诈、利诱等手段，陈然都没有吐露《挺进报》的发行名单。”王浩说。

“在狱中，陈然也没有忘记给室友及时传递消息。”王浩说，被押到白公馆监狱不久，陈然便和狱中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凭着记忆把一些胜利的消息写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小纸片顺着一个秘密孔道，传到难友手中，小小的纸片被难友们亲切地称为“狱中挺进报”。

与此同时，重庆地下党组织也通过各种方式，将一条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狱中，并通过“狱中挺进报”传播，使坚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鼓舞。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兵临重庆，彼时的陈然虽早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折磨得奄奄一息，腿部严重受伤，但他依旧斗志昂扬，特别是当听闻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陈然和难友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他们相互拥抱，用脚镣、手铐互相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来表达胜利的喜悦。

“即使面对死亡，陈然也很坦然。”王浩说，1949年10月28日，当敌人把他押到刑场，准备处决时，陈然用反绑的双手将背上的死囚标签扯下，喝令“从正面向我开枪”……

“我们党员干部一定要像陈然那样，不断学习，自觉加强党性教育和忠诚教育，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筑牢思想根基，让政治上的忠诚成为自觉行动。”王浩说。

重庆日报记者 黄琪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