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庸生批注的《史记菁华录》。

位于巴南区惠民街道宜家桥社区的童庸生旧居。

1925年春重庆团地委部分负责人合影。

人物档案：

童庸生，又名童鲁，1899年出生于巴县永兴场（现重庆市巴南区惠民街道）的一个封建地主官僚家庭，后来，他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

在革命实践中，童庸生成为四川和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优秀领导人之一，并于1924年被选为重庆团地委书记。是四川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对推动重庆地区革命形势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926年10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通讯》在评价中共重庆地委领导的四川党的工作时曾这样指出：“四川负重责的吴、杨、童三同志，均忠实有活动能力”、“川省现实是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有别省所不及者”。

这里的童，便是指童庸生。童庸生，又名童鲁，1899年出生于巴县永兴场（现重庆市巴南区惠民街道）的一个封建地主官僚家庭，后来，他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用星星之火，照亮巴渝大地的革命之路。

不惧权贵敢于抗争，是革命的开路先锋

“这是舅公以前的家，听老一辈说，舅公以前最喜欢读书，啥子书都看。”童庸生的外侄孙赵朝敏，指着巴南区惠民街道宜家桥一处农家小院说道。

1919年童庸生考入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其时正当“五四”思想大解放时期，接受过西方思想洗礼的他投身于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在运动中，认识了王右木，参加马克思读书会。在“王右木先生的感化”下，建立起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开始运用“马克思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的一切问题”，把自己的命运和世界无产阶级的事业联系起来。

1922年，为了抗议军阀侵占教育经费，成都各校学生大游行，以“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发表宣言，号召全川师生员工团结起来，维护教育事业，改革教育进而改造社会，开展平民与军阀的斗争。王右木、童庸生在高师校园开万人大会，揭露军阀们侵占教育经费的种种事实，群情激愤，会后组织请愿团、讲演团，游行大队。

这次抗议活动，得到成都、重庆等地学生纷纷响应，终于迫使省议会通过学生代表的提案，这一斗争取得初步胜利。1922年下半年，国民党熊克武派支持省长撤掉省一中进步校长陈光普的职务。童庸生与阳翰笙、李硕勋一起，带领各校同学，散发传单，反对政客严恭寅接任省一中校长，而官府不理睬。当严乘轿到校上任，一中学生激于义愤，砸烂轿子，赶走警察，严狼狈而逃。学生们即组织护校委员会，自己管理学校。此风一开，便蔓延全川。

任重庆团地委书记，对革命发展作出开创性贡献

1923年初，童庸生高师毕业回重庆，任教于母校巴师。他一到校，便投入团的活动，在重庆青年学生中积极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组织学习革命理论，培养学运骨干，先后在川东师范、巴县中学等七八所学校中发展团员，建立团支部，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童庸生还与肖楚女、杨闇公、罗世文等发起组织“平民学社”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政治周报》和《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宣传革命理论。在革命实践中，童庸生成为四川和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优秀领导人之一，并于1924年被选为重庆团地委书记。在筹建中共重庆地委过程中，童庸生积极向中央汇报筹集工作情况，推荐人选，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是四川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重庆多地成立团组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共产主义运动在重庆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黎余介绍，重庆多地的团组织成立后，在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参与和发动以学运和工运为主体的群众运动中起到主导作用，对推动重庆地区革命形势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善于做宣传对革命忠诚，刘伯承曾写信赞扬他

1956年，刘伯承在写给时任四川省委负责人李大章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于1926年在四川担任顺泸起义总指挥时，童庸生同志任党代表，这个同志是一个对革命忠诚，善于做宣传的好同志。”

这样一个全情投入为国为党的好同志，却差点遭到反动势力的加害。

事情发生在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无比悲愤，立即在全国发动了各界人民参加的追悼孙中山活动，形成了宣传新三民主义的高潮。此后，童庸生按中共中央指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以国民党左派资格公开活动，成为国民党右派的一名强劲对手。同年5月底，童庸生回到重庆，在重庆地委领导下，根据党、团中央指示，为加强国共合作，团地委采取多种方式组织青年，扩大左派力量。

国民党“二大”选举前后，军阀刘湘下令通缉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国民党右派闯入左派掌握的学校殴打团员。

“舅舅，有人来了。”1925年的一天，童庸生的侄女赵佐珍跑进屋内，对正在开会的童庸生说。

“撤！佐珍，等会儿有人问起，你就说没有见过我。”童庸生说完，就从后门离开了。

看着童庸生离开，赵佐珍才打开大门。“你看到一个戴眼镜、穿灰布长衫的人没有？”门外，几个大汉气势汹汹地问。

“没有，没有……”赵佐珍话音未落，几个人又往外追去……

“从老家巴县宜家桥到重庆城，一般都要经过巴县长生桥，以前舅公总会在路过时到姑婆家坐一坐。在刘湘下令抓捕后，为了不连累家人，舅公几乎很少回家。”赵朝敏说。

赴苏学习两年，学成归国回川途中失踪

面对恶势力的一次次威胁，童庸生并没有退缩，他除了与同伴一起商筹发展四川国民革命，还发布了给右派以“致命打击”的文件即吴玉章在“二大”的《四川省临时省党部党务报告》，在等待“二大”开会期间，童庸生又执笔写了《介绍重庆的“四川平民学社”》和《右派的三民主义》两篇文章，赞扬四川平民学社激昂的反帝运动，暴露中国官场的黑暗及与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的丑相。《右派的三民主义》以熟练的笔法，列举右派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大量事实，为大会给右派分子的党纪制裁、开除党籍，起了一定作用。

“二大”闭幕日，童庸生又发表了一个叫《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成绩》的“代表意见”，比较了“一大”和“二大”的形势，欢呼左派取得的胜利。

1927年1月，童庸生按照中共中央的计划起程赴苏，先就学于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1928年11月，再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专攻军事。次年3月，他学成归来，由党中央派赴回川工作，在搭乘轮船返川途中，于安徽安庆失踪。至此，杳无音讯。

他像一颗璀璨的明星，正当光芒四射的时候却骤然消失。

但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共产主义先驱，1945年，中央组织部认定童庸生为革命烈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和人民以不同的方式怀念共产主义先驱者童庸生，他的高尚品德、精神风貌正成为鼓舞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谭柯 实习生 曹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