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先烈的足迹|参与制定“狱中八条” 他在狱中留下《我的“自白书”》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这是革命烈士陈然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死亡威胁,在狱中留下的题为《我的“自白书”》中的著名诗篇。15岁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团”的他,不仅是杂志《彷徨》的创立者之一,还与《挺进报》相伴至生命的终曲,以节气书写中国知识分子的钢骨,将英魂永铸在红岩之上。

追寻先烈的足迹|参与制定“狱中八条” 他在狱中留下《我的“自白书”》

来源: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2019-07-17

陈然 红岩联线供图 华龙网发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7月17日6时讯(记者 董进 实习生 江坤)“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这是革命烈士陈然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死亡威胁,在狱中留下的题为《我的“自白书”》中的著名诗篇。15岁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团”的他,不仅是杂志《彷徨》的创立者之一,还与《挺进报》相伴至生命的终曲,以节气书写中国知识分子的钢骨,将英魂永铸在红岩之上。

杂志《彷徨》让青年不再“彷徨”

1923年的冬天,陈然出生在河北省香河县。他从小就跟着家人辗转于各地生活、求学。直到1938年,15岁的陈然在湖北宜昌参加了“抗日剧团”。在这里,他接受到了革命教育,于次年成为了共产党的一员。

此后,因父亲工作的调动,他们一家安定在了重庆。那时的重庆正在经历着日军轰炸带来的苦痛,他的革命活动也常常以地下秘密联络的形式展开。

“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精神......气节是建立在高度理性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这是1947年陈然在重庆《傍徨》杂志第五期“小论坛”栏目中发表的文章《论气节》的开头。

1946年,中国社会正处在“向何处去”的重大转折关口,相当多的青年,思想状况也因政治局势的复杂和自身前途的茫然而显得苦闷与彷徨。在《新华日报》社的领导下,陈然与一些进步青年创办了《彷徨》杂志,以小职员、小店员、失学和失业青年等为对象,以谈青年切身问题为主要内容,形式上是“灰色”的,但内容是健康的,以此联系更广泛的社会群众,发展和聚集革命力量。

1947年1月1日,《彷徨》出刊后,大量读者来信,倾诉种种不幸遭遇,以及个人生活上、思想上的苦闷。陈然担任编辑部的“通联”工作,利用业余时间答复读者来信和到《新华日报》社报馆取稿,常常工作到深夜,为杂志和读者呕心沥血、不遗余力。


陈然生前刻印《挺进报》的工具 红岩联线供图 华龙网发

停刊却熔铸出《挺进报》这把尖刀

然而1947年2月,《新华日报》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查封,这一突发事件更是打断了《彷徨》杂志与《新华日报》社的联系,使陈然他们失去了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一时之间,《彷徨》陷入了停刊的危机。

然而在这样危机的情形下,陈然和《彷徨》杂志的蒋一苇、刘镕铸等同志却于1947年4月底的一天突然收到了党组织从香港寄来的《群众周刊》香港版和《新华社电讯稿》,这让几位同志欣喜若狂——“党组织”并没有忘记他们,这无疑是为他们在当时极其严峻的形势下继续开展工作带来了一盏指路明灯。

从此以后,他们每隔几天便会收到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电讯稿》,一个个人民革命胜利的消息,使大家倍受鼓舞,坚定信心。而如何把那些鼓舞人民的消息散发出去呢?陈然和同伴们决定用油印小报的方式把这些消息传播出去,并将该报定名为《挺进报》,他们希望中共地下党组织能看到这份报纸,使他们能尽快恢复与组织上的联系。

果然,《挺进报》很快传到了重庆地下党组织那里,市委派彭咏梧同志和他们接上关系,并决定将《挺进报》作为重庆地下党市委的机关报,并购买收音机直接收听延安电台,同时成立了电台特支和挺进报特支。陈然负责油印,成善谋负责抄收消息。

《挺进报》犹如一把钢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又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山城人民前进的道路。后来,地下党负责人认为《挺进报》是一把尖刀,应该利用《挺进报》对敌人展开“攻心”战,于是作出决定将《挺进报》直接寄给敌人,特别是向国民党军、警、宪、特头目寄送。

被捕入狱参与制定“狱中八条意见”

今天,在白公馆二楼东头最后一间牢房的墙上,悬挂着一块写有“狱中八条意见”的铜牌。这八条意见是: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1949年12月25日国民党撤离重庆前的大屠杀中侥幸脱险后不到一个月内,罗广斌向党提交了《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狱中八条意见”便是根据这份2万多字的报告提炼的。虽然报告的执笔者是罗广斌,但报告的内容却是张国维、江姐、陈然等革命者们发起并集体讨论形成的。

1948年初,陈然收到一封告急信,便猜测地下党组织可能出了事。可他不愿贸然转移和组织失去联系,因此依旧留在重庆。“哪怕出现最恶劣的情况,没有确切的消息,决不撤离!”陈然当时说到。

1948年4月22日,当陈然准备将印刷完毕的《挺进报》送出去的时候,特务按叛徒提供的线索追捕到他家。陈然被捕了。被捕后他经受了各种酷刑,被折磨得几次昏死过去,但即使面对穷凶恶极的酷刑逼供,他也不曾招供过一字一句,展现了一位共产党员最崇高的意志品德。最后敌人无计可施,只有将他押回牢房。

在被押到刑场时,陈然依旧毫无畏惧,甚至还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端枪的刽子手说:“你们有种的,正面开枪。”但刽子手不敢,还是从背面开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陈然始终不露惧色,他高呼口号身中数枪屹立不倒。他以自己的生命履行了对党的庄严誓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革命斗争到底。”

他的生命,结束在了重庆的秋天,却留下了英烈的铮铮铁骨,留下了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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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7 06:00:00 来源:

陈然 红岩联线供图 华龙网发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7月17日6时讯(记者 董进 实习生 江坤)“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这是革命烈士陈然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死亡威胁,在狱中留下的题为《我的“自白书”》中的著名诗篇。15岁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团”的他,不仅是杂志《彷徨》的创立者之一,还与《挺进报》相伴至生命的终曲,以节气书写中国知识分子的钢骨,将英魂永铸在红岩之上。

杂志《彷徨》让青年不再“彷徨”

1923年的冬天,陈然出生在河北省香河县。他从小就跟着家人辗转于各地生活、求学。直到1938年,15岁的陈然在湖北宜昌参加了“抗日剧团”。在这里,他接受到了革命教育,于次年成为了共产党的一员。

此后,因父亲工作的调动,他们一家安定在了重庆。那时的重庆正在经历着日军轰炸带来的苦痛,他的革命活动也常常以地下秘密联络的形式展开。

“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精神......气节是建立在高度理性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这是1947年陈然在重庆《傍徨》杂志第五期“小论坛”栏目中发表的文章《论气节》的开头。

1946年,中国社会正处在“向何处去”的重大转折关口,相当多的青年,思想状况也因政治局势的复杂和自身前途的茫然而显得苦闷与彷徨。在《新华日报》社的领导下,陈然与一些进步青年创办了《彷徨》杂志,以小职员、小店员、失学和失业青年等为对象,以谈青年切身问题为主要内容,形式上是“灰色”的,但内容是健康的,以此联系更广泛的社会群众,发展和聚集革命力量。

1947年1月1日,《彷徨》出刊后,大量读者来信,倾诉种种不幸遭遇,以及个人生活上、思想上的苦闷。陈然担任编辑部的“通联”工作,利用业余时间答复读者来信和到《新华日报》社报馆取稿,常常工作到深夜,为杂志和读者呕心沥血、不遗余力。


陈然生前刻印《挺进报》的工具 红岩联线供图 华龙网发

停刊却熔铸出《挺进报》这把尖刀

然而1947年2月,《新华日报》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查封,这一突发事件更是打断了《彷徨》杂志与《新华日报》社的联系,使陈然他们失去了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一时之间,《彷徨》陷入了停刊的危机。

然而在这样危机的情形下,陈然和《彷徨》杂志的蒋一苇、刘镕铸等同志却于1947年4月底的一天突然收到了党组织从香港寄来的《群众周刊》香港版和《新华社电讯稿》,这让几位同志欣喜若狂——“党组织”并没有忘记他们,这无疑是为他们在当时极其严峻的形势下继续开展工作带来了一盏指路明灯。

从此以后,他们每隔几天便会收到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电讯稿》,一个个人民革命胜利的消息,使大家倍受鼓舞,坚定信心。而如何把那些鼓舞人民的消息散发出去呢?陈然和同伴们决定用油印小报的方式把这些消息传播出去,并将该报定名为《挺进报》,他们希望中共地下党组织能看到这份报纸,使他们能尽快恢复与组织上的联系。

果然,《挺进报》很快传到了重庆地下党组织那里,市委派彭咏梧同志和他们接上关系,并决定将《挺进报》作为重庆地下党市委的机关报,并购买收音机直接收听延安电台,同时成立了电台特支和挺进报特支。陈然负责油印,成善谋负责抄收消息。

《挺进报》犹如一把钢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又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山城人民前进的道路。后来,地下党负责人认为《挺进报》是一把尖刀,应该利用《挺进报》对敌人展开“攻心”战,于是作出决定将《挺进报》直接寄给敌人,特别是向国民党军、警、宪、特头目寄送。

被捕入狱参与制定“狱中八条意见”

今天,在白公馆二楼东头最后一间牢房的墙上,悬挂着一块写有“狱中八条意见”的铜牌。这八条意见是: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1949年12月25日国民党撤离重庆前的大屠杀中侥幸脱险后不到一个月内,罗广斌向党提交了《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狱中八条意见”便是根据这份2万多字的报告提炼的。虽然报告的执笔者是罗广斌,但报告的内容却是张国维、江姐、陈然等革命者们发起并集体讨论形成的。

1948年初,陈然收到一封告急信,便猜测地下党组织可能出了事。可他不愿贸然转移和组织失去联系,因此依旧留在重庆。“哪怕出现最恶劣的情况,没有确切的消息,决不撤离!”陈然当时说到。

1948年4月22日,当陈然准备将印刷完毕的《挺进报》送出去的时候,特务按叛徒提供的线索追捕到他家。陈然被捕了。被捕后他经受了各种酷刑,被折磨得几次昏死过去,但即使面对穷凶恶极的酷刑逼供,他也不曾招供过一字一句,展现了一位共产党员最崇高的意志品德。最后敌人无计可施,只有将他押回牢房。

在被押到刑场时,陈然依旧毫无畏惧,甚至还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端枪的刽子手说:“你们有种的,正面开枪。”但刽子手不敢,还是从背面开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陈然始终不露惧色,他高呼口号身中数枪屹立不倒。他以自己的生命履行了对党的庄严誓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革命斗争到底。”

他的生命,结束在了重庆的秋天,却留下了英烈的铮铮铁骨,留下了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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