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届耄耋，一时兴起，我给自己取了一个号或曰笔名，叫巴蜀译翁。

　　译翁者，做了一辈子文学翻译的老头子也；至于冠在前面的巴蜀二字，则标示出其根脉、属性。

　　具体讲：一、我出生于山城重庆十八梯下的厚慈街，自幼习惯爬坡上坎，忍受“火炉”炙烤熔炼，练就了强健的身板筋骨，养成了坚韧的性格、倔强的脾气；二、我茁壮于巴蜀文化丰厚肥美的土壤，崇拜天府文宗苏东坡，仰慕郭沫若、巴金，有这样的基因、底色、禀赋，可谓得天独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拼搏，经受住风风雨雨、坎坷磨难，在满八十岁的2018年，我获得了中国翻译协会设立的表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奖项——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本人颇感得意的是，全国七位获奖者中，有六位出自北京，只有我一人来自重庆。

　　怎么就“一步登天”呢？说来话长。

　　1949年，我小学毕业。当工人的父亲领着我几乎跑遍了重庆的一所所中学，都没能为我争取到升学的机会。失学了，十二岁的小崽儿白天只能在大街上卷纸烟儿卖；晚上却步行几里路去人民公园的文化馆上夜校，混在一帮胡子拉碴的大叔大伯中学文化。

　　眼看就要跟父亲一样当学徒做工人啦，突然喜从天降：不晓得是谁暗中帮助，第二年秋天我竟考进了重庆唯一一所不收学费还管饭吃的学校——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

　　在地处谢家湾的育才，老师教我们早日成才服务社会。当时我立志当一名电气工程师，梦想去建设水电站。谁料初中毕业一纸体检报告，判定我先天色弱不能学理工，只能考文科，于是梦想破灭。

　　1953年我转到重庆一中念高中，苦闷彷徨了一年多，后来幸好得到语文老师王晓岑和俄语老师许文戎的启发，才终于走出迷惘，重新确立了先成为翻译家再当作家的圆梦路线。1956年秋天，我被一辆接新生的无蓬卡车拉到北温泉背后的山坡上，进了西南俄语专科学校。

　　凭着在重庆育才、一中打下的坚实俄语基础，我一年便学完了两年的课程。眼看还有一年就要提前毕业，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中苏关系破裂，学俄语的人面临着僧多粥少的窘境。于是，被迫东出夔门，我转学到千里之外的南京大学读德国语言文学，从此跟德国和德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到了南大，还在二年级我便开始课余搞起翻译来。如此急不可待，除去受教师中一批成就斐然的翻译家如张威廉、何如的影响、激励外，还有个人主观的原因：从长远讲，我真是想实现自己高中时期立下的当文学翻译家的理想，但在当时，更迫切和实际的考虑则是赚取稿费，以解家庭经济的燃眉之急。

　　1959年春天，一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非洲民间童话《为什么谁都有一丁点儿聪明？》，成为我翻译生涯掘到的“第一桶金”。巴掌大的译文给了初试身手的我莫大鼓舞，以致一发不可收拾。前些年，我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一组“译坛杂忆”，详细谈了这些往事，以及后来如何在亦师亦友的叶逢植老师的指引下，不断在当年唯一的外国文学刊物《世界文学》发表翻译习作，可以讲是连跑带跳地冲上了译坛。

　　回眸60余载的从译之路，可以概括为始于走投无路，接着便一而再再而三“因祸得福”。之所以如此幸运，是因为虽遭一次次挫折、坎坷，仍对成为文学翻译家的理想坚持不懈，不离不弃，以至于成就美满姻缘，白头偕老。

　　辛勤耕耘逾六十载，我已出版译作著作超千万字。早在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便推出了《杨武能译文集》，使我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第一个生前即出版10卷以上大型译文集的翻译家。之后10多年，我又翻译了10多部德语名著，如果现在出个人译文集，规模就要增加一倍。不过呢，数量不说明全部问题，更重要的是我译的全是名著经典，而且出版后部部受欢迎，像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以及译林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格林童话全集》等等，数十年来，年年重印、再版，至今畅销不衰。

　　5年前，我离开德国回到重庆，重庆市作协组织会议，欢迎和介绍我。与会的领导和专家夸我是“重庆的骄傲”，令我感动异常。第二年，重庆图书馆给我安了一个家：经过近三年认真筹备，重图馆中馆“杨武能著译文献馆”于2015年10月闪亮登场。这样一个以翻译家名字命名的大展馆，不说中国，全世界恐怕也再难找到。

　　文献馆面积达200多平方米，收藏展出我译著、论著和创作的众多版本书籍，以及手稿、书信、新老照片，还有我在国内外荣获的勋章、奖牌、奖章、奖状等等。展品摆满了20来个玻璃展柜，特别是冯至、钱钟书、季羡林、马识途、绿原、王蒙等等学界文坛巨擘给我的数十封亲笔信，更是引人注目。

　　重图“杨武能著译文献馆”的建立，让我深感故乡对海外游子的厚爱，意义和价值不亚于我获得的德国国家功勋奖章、洪堡学术奖金和歌德金质奖章，尽管它们带给我了奖金和荣耀，还有未经申请就享有的发给外国杰出人士的永久居留权。

　　2014年我受聘西南交通大学，担任该校享受院士待遇的特聘教授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歌德作品及其汉译研究》首席专家。次年回国履职，不幸遭遇老伴去世，其后我便决心放弃德国永久居留权，落叶归根，常住重庆，并在祖籍武隆的仙女山购置了居所，命名为“译翁山房”。

　　两年后的2017年，仙女山管委会开始筹建“巴蜀译翁亭”，而今工程已在收尾。

　　“巴蜀译翁亭”有湖南书法家涂光明书写的匾额和楹联。上联“浮士德格林童话魔山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由我的4部代表作的题名构成；下联“翻译家歌德学者作家 一世书不尽的传奇”，表明我用一生的劳作奋斗，始终秉持并践行的“翻译家必须同时是学者和作家”的理念。要说呢，翻译家和学者似乎已经没有多大问题，我还须努力的是成为一位货真价实的作家，具体讲就是在有生之年创作一部反映重庆近百年历史变迁的大作品，给一世书写的传奇一个圆满的结尾。

　　所谓“一世书不尽的传奇”，咋听起来真像有点夸张，其实不然。

　　重庆市武隆区江口镇乌江岸边大山顶上的谭家村，有个贫苦农民叫杨代金，杨代金之子杨文田为饥寒所迫，1928年逃到重庆当学徒做了工人，杨文田1938年出生的儿子杨武能，正是现在的巴蜀译翁。也就是说，一个工人的儿子农民的孙子，在新中国靠吃国家发给的人民助学金，由初中而高中而大学，一步步成长为了名牌大学的博士后、教授、博导、特聘教授和驰誉海内外的学者、翻译家，获得了德国总统颁授的国家功勋奖章和国际歌德研究最高奖歌德金质奖章，获得了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等等，这难道还不算奇迹？这难道还不够传奇？

　　眼下正值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认为成就也罢，殊荣也罢，“书不尽的传奇”也罢，无疑不应当只归因于我本人，而应该归功于我们的党和国家和人民，归功于改革开放。

　　没有党和国家和人民，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新中国新时代，70年前的区区一介失学少年，哪能变成享誉海内外的文学翻译家和学者巴蜀译翁？我本人的成长经历和成才之路，无可辩驳地证明：是共产党新中国培养造就了我；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德语文学翻译家和歌德学者杨武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巴蜀译翁！

　　（杨武能，重庆人，德语文学翻译家。代表作《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格林童话》《魔山》；获奖论著《歌德与中国》《走近歌德》；散文《译海逐梦录》。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和国际歌德研究最高奖歌德金质奖章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