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公安“活历史”杨慜

▲杨老离休后也不忘学习和工作

▲杨慜早期参加工作时的登记照

▲1988年，杨慜给保卫干部培训班学员讲授档案管理。

▲杨慜1958年在市公安局档案展览会上留影

　　“不要传资料给我！我马上回重庆！”

　　7月的一天，一通来自重庆市公安局的“求助”电话，打到了87岁老人杨慜的手机上。此时，他正在四川德阳某小区避暑度假。

　　原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市公安局拟编纂出版《巴渝警事图鉴》图册，但因受限于重庆公安历史资料的缺乏，编辑进度十分缓慢。不得已，编辑部只好向老人求助。

　　“我们把稿件送到您的避暑地！”不忍让老人奔波，编辑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但却被杨慜一口拒绝。耄耋老人接完电话，没有片刻耽搁，立即开始收拾行装，嘴里还不停念叨：“档案资料来不得半点马虎，哪有一边休假一边就把事做好的？”

　　活档案

　　杨慜是谁？为何一个团队编纂的书籍，要向一个老人求援？

　　或许普通市民并不认识老人，但在公安系统内部，杨慜却是赫赫有名。他曾是重庆市公安局办公室档案科首任科长，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便负责公安系统档案工作，对市公安局档案馆不同历史时期的档案非常熟悉。

　　杨慜是北京东城区人，生于1931年12月11日，高中文化。1949年3月参加革命，195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二野战军政治部保卫部学员，重庆市公安局一处、二处、办公室、十六处科员、副科长，办公室档案科科长等职。1992年离休，正处级侦察员。

　　离休之后，他还先后两次在修志工作中担任《重庆市志·公安志》的总纂。2016年底，由他担任总纂的《重庆市志·公安志（1986～2005）》正式发行，全书共120余万字，历经9年编纂完成。杨慜利用自己对公安工作和历史材料的了解，为该书的编纂提供了大量建议和意见，也因此被称为重庆公安历史的“活档案”。

　　所以，当《巴渝警事图鉴》的编纂遇到困难，杨慜再次以专家顾问的身份，参与到编纂工作中来。接到求助电话的第二天，他便从避暑地返回重庆，拿到书稿后，立刻投入工作。

　　“这里的表述不明确，人名弄错了！”杨慜对书稿的修改，并不仅限于小打小闹的纠错。在随后的20余天里，他从早到晚待在书房，拿着放大镜审核稿件，每天平均工作9小时以上。他在信签上，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进行查漏补缺，足足写下了厚厚一本修改意见。对书稿批注、修改200余处，一些不严谨的、存疑的材料和图片也被完善和剔除。他还翻遍家里珍藏几十年的笔记和图书，提供了大量对下一步编辑工作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线索资料。

　　审稿完成后，杨慜病倒了。市公安局党组织特地前来探望，并送上慰问金，但被杨慜婉言谢绝：“为公安事业做点事情，怎么还要拿钱？这太不像话了！”

　　“拾荒”者

　　“我们那时做档案，可不像现在这么先进。”第一次交谈，杨慜一开口便让拜访的后辈们感到意外。老人精气神像一个壮年，操着一口地道的京腔，绘声绘色地开始讲述。

　　“那时管档案，可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清闲。”杨慜说，1949年以后，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等重要机关都设在重庆。但是，当时社会治安十分混乱，面对复杂局面，重庆急需整顿治安，迅速建立新的秩序。1950年1月9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刘明辉被任命为局长。同时成立了20个公安分局，并建立了104个派出所。

　　“当时机构还不够成熟，职责分工不够明晰。我所在的资料科，就相当于各个科室之间协调的大脑。”杨慜回忆说，更重要的是，当时社会情况复杂，一份档案甚至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和前途。

　　他记得，当时四川省一位干部被前军统人员检举，声称其为国民党军统特务，且在战时是检举者的直系下属，而经过详细审问，检举者似乎并没有说谎。难道这位干部真是军统人员？随后，杨慜在调查档案资料时，发现了其中的端倪。原来，被检举的干部和另一位已被抓捕的军统人员同名同姓，于是他找到了详实的资料，帮这位干部洗清了嫌疑。

　　“那时查档案，靠的是卡片和自己的记忆。”杨慜回忆，当年的档案，都堆放在档案仓库，用索引卡片和目录来查找，每找一次档案都会弄得一手黑。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条件，所以一些被认为不重要的档案，会被定期销毁。但杨慜却喜欢从销毁的档案中“拾荒”、淘宝贝。

　　“也许一不小心就会让珍贵的档案消失，所以我必须守着。”杨慜说，每一次销毁档案，他都会自己前往，一本本地翻阅检查，生怕弄丢了宝贝。而他最得意的一次“拾荒”，便是6册“沈醉日记”。沈醉曾是国民党陆军中将，他的日记共8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杨慜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他意外地在档案科的柜子上发现了其中的6册，于是便留心保存下来，该日记至今仍保存在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中。

　　创作人

　　上世纪90年代，杨慜从岗位上离休，但他并没有离开干了一辈子的档案工作，而是开始了创作生涯。

　　由于长期从事档案管理，他有着丰富的资料积累，于是他开始从事重庆公安史等方面的研究，并著书撰文，让更多的人了解重庆公安历史。2013年，杨慜撰写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纪实》一书正式出版，全书共30万字，书中收集了大量的史料和照片，对研究抗日战争史实和中美历史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15年，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战》一文，以亲历者身份讲述了重庆市公安局民警在1950年至1953年对反革命分子三次集中打击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许多生动的场景。

　　2018年，他在广泛收集、查阅、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再次撰写了《重庆市公安局诞生前后》一文，发表在《红岩春秋》刊物上，生动再现了重庆市公安局成立的历史，引起广泛关注。

　　在他指导下，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还对建国初期一些散存无序的公安史料进行了整理汇编，为日后查阅利用创造了条件。

　　除著书撰文，杨慜还以80多岁高龄，多次给青年党员干部讲党课。2017年9月，重庆市公安局警令部邀请杨慜为年轻民警讲党课，他欣然答应。2017年9月25日，他以白公馆越狱脱险志士、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和“狱中八条”的故事为切入点，分享了自己后期参与相关审查的工作经历，激励广大青年民警牢记革命先烈泣血遗言，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对广大青年民警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意义……

　　“我知道大数据！”采访中，杨老翻出一张报纸，指着智博会的报道，兴奋地给我们做起了“科普”。他说，他一辈子和档案、资料打交道，深知在他工作的年月里，搜集、整理、保存珍贵档案的不易。

　　他不会电脑，甚至不会用智能手机，但坚持看新闻、读报纸，他听过大数据、知道5G，也知道华为和中美贸易的博弈。他明白，技术的革新会给档案管理甚至整个公安工作带来极大的帮助和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更繁荣、更富强。”杨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