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愿庵:“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

刘愿庵:“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

来源:华龙网-重庆日报2019-09-25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1895—1930)。记者 齐岚森 翻拍

1930年刘愿庵烈士遗书。(受访者供图)

■他是我国早期革命活动家,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常委,宣传科主任、教育宣传委员会书记、四川省委书记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他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在遗书中对自己短暂的一生这样总结:“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非有丝毫个人企图。”

■他牺牲时年仅35岁,死前不仅表达了自己舍生取义的决心,还表达了自己捐献遗体对人类作最后贡献的愿望。

1930年5月8日,重庆城内巴县衙门前的院坝里响起一阵枪声,3名共产党人高呼着口号应声倒地,被军阀刘湘下令枪杀。其中一人,就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

成立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刘愿庵生于1895年,原名孝友,字坚予,陕西咸阳天阁村(今属咸阳市秦都区)人。”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介绍,1908年刘愿庵随父亲到江西,在南昌大同中学堂读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弃学奔赴南京,参加学生军,声讨袁世凯,后一度在川军任职。

1923年,刘愿庵在成都参加恽代英组织的“学行励进会”,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刘愿庵被推举为“叙州五卅惨案后援会”负责人之一,领导群众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中共成都特别支部书记。

1926年冬,刘愿庵在川军中开展军运工作,配合刘伯承等领导的泸(州)顺(庆)起义。他在陈书农部任师政治部中校宣传科长,兼任军官教育团政治教官。

大革命失败后,刘愿庵领导成都党的地下组织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他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常委,宣传科主任、教育宣传委员会书记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29年2月,在成都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会议正式选举刘愿庵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书记。1929年4月,他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军坝起义。同年6月,领导了邝继勋、罗世文等发动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的遂(宁)蓬(溪)起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后,刘愿庵任省委书记。随后,中共四川省委移驻重庆,开始艰苦而又危险的地下工作。

3年多时间,包括刘愿庵在内的重庆和四川党组织四任书记牺牲

“当时四川省委在重庆面临的困难很多。”周勇介绍,那时,白色恐怖严重,干部缺乏,斗争经验不足,交通通讯不畅,加上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中央正值左倾路线占领导地位时期,常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一般群众无法理解的工作方针贯彻下来,如要求各地发动工人运动时一定要“援助上海工人罢工”,要动员各界群众“武装拥护苏联”“反对改组派”等等,使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更加艰难。

“重庆的中共组织当时十分弱小,党员人数也很少。”周勇称,据史料记载:在重庆的北、南、中三个区,中区有60多人,其中20多名工人,中区领导了几个工会(手工业),至多不过几十个群众。南岸有3个支部,江北组织不健全,只有六七个同志。城南有一个1000多人的兵工厂,组织了一个工会,有20多名会员。此外,当时一般党员甚至省委机关部分工作人员政策水平低,思想政治素质差,也不能很好地执行上级的策略决议,譬如有人解释“苏联”是“苏秦联合六国”,土地革命是“革土地菩萨的命”等。

“三三一”惨案发生后,1927年4月,重庆地执委书记杨闇公被捕、牺牲。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傅烈、周贡植等入川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傅烈担任省委书记。1928年3月“兴隆巷事件”发生,傅烈、周贡植等人被捕,4月牺牲。

“兴隆巷事件”后,四川省委立即决定由张秀熟担任代理省委书记,继续领导开展反抗军阀统治的革命斗争。但随后因叛徒出卖,1928年10月1日,张秀熟等27位共产党和共青团干部被捕。

1928年10月,穆青在成都建立起新一届临时省委,任书记。1929年6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成都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选出新一届中共四川省委,刘愿庵任省委书记。1930年3月20日,穆青在重庆被叛徒出卖被捕,5月牺牲。

1930年5月5日,刘愿庵在秘密据点——重庆浩池街39号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议时,不幸被叛徒出卖被捕。1930年5月8日,刘愿庵等人在巴县衙门前壮烈牺牲。

张秀熟因为是当时四川文化教育界名人,在各界舆论压力下,张秀熟被判刑狱,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时才获释,他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重庆被捕的五位重庆、四川党的书记中唯一的幸存者。

“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非有丝毫个人企图”

“刘愿庵被捕入狱,得知自己即将被处决后给表姐夫周竹虚写了一封遗书。”周勇介绍,这封信1979年由周世模捐献给重庆市博物馆,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这封遗书仅有1页,长29厘米,宽24厘米,毛笔书写,全文行文流畅,一气呵成,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这封家书实际上是刘愿庵对理想信念的总结,也是对自己后事的交代。”周勇对这封家书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

首先,这封家书开头表达了刘愿庵对兄长关爱自己的感谢之情。也对因心有信念,参加革命,故不能听从兄之放弃革命理想的劝告的表白——“弟之行动始终不能为兄赞同,而弟亦不能如兄历年谆谆劝告放弃工作。然而兄始终对弟之爱护有加,及对于舍间之照拂,实永藏心中不敢或忘。”

全信最大篇幅是对家人和自己后事的交待——

对弟妹:嘱托兄长照顾弟妹的成长——“敢以累兄时加顾助,以待弱弟妹之成立。”

对父母:嘱托兄长不要将自己牺牲的消息告诉父母,就对他们说自己出远门了——“弟之死耗,对舍间务请秘密,勿使老亲知之,即以弟已出川代为掩盖。”

对妻子:嘱托兄长将遗书送达妻子——“寄弟妇遗函一封,务请设法转寄,勿任遗失,至所盼望。”

对遗体:表达了自己捐献遗体对人类作最后贡献的愿望——“此外弟孑然一身,毫无系累,亦别无所求。至弟之尸体,已嘱送之医院解剖,以尽我最后对人类之贡献,万望无加阻止,虚耗金钱。”

遗书最后表达了刘愿庵舍身取义的决心——“人生谁有不死?弟今日之死,虽不能说成仁取义,亦较困死牖下多多矣。”

信中的一句话尤为催人泪下,“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非有丝毫个人企图。”这是刘愿庵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他一生奋斗的唯一目的,也可以说这就是刘愿庵的中国梦。

刘愿庵在给妻子周敦琬(四川省委委员、省委秘书机关负责人)的遗书中更倾诉了一个革命者在临刑前感天动地的爱情:“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要一刻懈怠、消极”“别了,亲爱的,我的情人,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周勇说:“从这些直抒胸臆的家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温度,看到那些付诸笔端的信仰的光芒。这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恐怕很难理解。但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它让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洞察先辈们的理想与初心,这种无声的力量,跨越时代,照耀当下,激励我们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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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愿庵:“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

2019-09-25 09:45:45 来源: 0 条评论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1895—1930)。记者 齐岚森 翻拍

1930年刘愿庵烈士遗书。(受访者供图)

■他是我国早期革命活动家,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常委,宣传科主任、教育宣传委员会书记、四川省委书记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他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在遗书中对自己短暂的一生这样总结:“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非有丝毫个人企图。”

■他牺牲时年仅35岁,死前不仅表达了自己舍生取义的决心,还表达了自己捐献遗体对人类作最后贡献的愿望。

1930年5月8日,重庆城内巴县衙门前的院坝里响起一阵枪声,3名共产党人高呼着口号应声倒地,被军阀刘湘下令枪杀。其中一人,就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

成立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刘愿庵生于1895年,原名孝友,字坚予,陕西咸阳天阁村(今属咸阳市秦都区)人。”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介绍,1908年刘愿庵随父亲到江西,在南昌大同中学堂读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弃学奔赴南京,参加学生军,声讨袁世凯,后一度在川军任职。

1923年,刘愿庵在成都参加恽代英组织的“学行励进会”,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刘愿庵被推举为“叙州五卅惨案后援会”负责人之一,领导群众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中共成都特别支部书记。

1926年冬,刘愿庵在川军中开展军运工作,配合刘伯承等领导的泸(州)顺(庆)起义。他在陈书农部任师政治部中校宣传科长,兼任军官教育团政治教官。

大革命失败后,刘愿庵领导成都党的地下组织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他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常委,宣传科主任、教育宣传委员会书记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29年2月,在成都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会议正式选举刘愿庵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书记。1929年4月,他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军坝起义。同年6月,领导了邝继勋、罗世文等发动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的遂(宁)蓬(溪)起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后,刘愿庵任省委书记。随后,中共四川省委移驻重庆,开始艰苦而又危险的地下工作。

3年多时间,包括刘愿庵在内的重庆和四川党组织四任书记牺牲

“当时四川省委在重庆面临的困难很多。”周勇介绍,那时,白色恐怖严重,干部缺乏,斗争经验不足,交通通讯不畅,加上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中央正值左倾路线占领导地位时期,常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一般群众无法理解的工作方针贯彻下来,如要求各地发动工人运动时一定要“援助上海工人罢工”,要动员各界群众“武装拥护苏联”“反对改组派”等等,使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更加艰难。

“重庆的中共组织当时十分弱小,党员人数也很少。”周勇称,据史料记载:在重庆的北、南、中三个区,中区有60多人,其中20多名工人,中区领导了几个工会(手工业),至多不过几十个群众。南岸有3个支部,江北组织不健全,只有六七个同志。城南有一个1000多人的兵工厂,组织了一个工会,有20多名会员。此外,当时一般党员甚至省委机关部分工作人员政策水平低,思想政治素质差,也不能很好地执行上级的策略决议,譬如有人解释“苏联”是“苏秦联合六国”,土地革命是“革土地菩萨的命”等。

“三三一”惨案发生后,1927年4月,重庆地执委书记杨闇公被捕、牺牲。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傅烈、周贡植等入川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傅烈担任省委书记。1928年3月“兴隆巷事件”发生,傅烈、周贡植等人被捕,4月牺牲。

“兴隆巷事件”后,四川省委立即决定由张秀熟担任代理省委书记,继续领导开展反抗军阀统治的革命斗争。但随后因叛徒出卖,1928年10月1日,张秀熟等27位共产党和共青团干部被捕。

1928年10月,穆青在成都建立起新一届临时省委,任书记。1929年6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成都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选出新一届中共四川省委,刘愿庵任省委书记。1930年3月20日,穆青在重庆被叛徒出卖被捕,5月牺牲。

1930年5月5日,刘愿庵在秘密据点——重庆浩池街39号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议时,不幸被叛徒出卖被捕。1930年5月8日,刘愿庵等人在巴县衙门前壮烈牺牲。

张秀熟因为是当时四川文化教育界名人,在各界舆论压力下,张秀熟被判刑狱,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时才获释,他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重庆被捕的五位重庆、四川党的书记中唯一的幸存者。

“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非有丝毫个人企图”

“刘愿庵被捕入狱,得知自己即将被处决后给表姐夫周竹虚写了一封遗书。”周勇介绍,这封信1979年由周世模捐献给重庆市博物馆,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这封遗书仅有1页,长29厘米,宽24厘米,毛笔书写,全文行文流畅,一气呵成,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这封家书实际上是刘愿庵对理想信念的总结,也是对自己后事的交代。”周勇对这封家书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

首先,这封家书开头表达了刘愿庵对兄长关爱自己的感谢之情。也对因心有信念,参加革命,故不能听从兄之放弃革命理想的劝告的表白——“弟之行动始终不能为兄赞同,而弟亦不能如兄历年谆谆劝告放弃工作。然而兄始终对弟之爱护有加,及对于舍间之照拂,实永藏心中不敢或忘。”

全信最大篇幅是对家人和自己后事的交待——

对弟妹:嘱托兄长照顾弟妹的成长——“敢以累兄时加顾助,以待弱弟妹之成立。”

对父母:嘱托兄长不要将自己牺牲的消息告诉父母,就对他们说自己出远门了——“弟之死耗,对舍间务请秘密,勿使老亲知之,即以弟已出川代为掩盖。”

对妻子:嘱托兄长将遗书送达妻子——“寄弟妇遗函一封,务请设法转寄,勿任遗失,至所盼望。”

对遗体:表达了自己捐献遗体对人类作最后贡献的愿望——“此外弟孑然一身,毫无系累,亦别无所求。至弟之尸体,已嘱送之医院解剖,以尽我最后对人类之贡献,万望无加阻止,虚耗金钱。”

遗书最后表达了刘愿庵舍身取义的决心——“人生谁有不死?弟今日之死,虽不能说成仁取义,亦较困死牖下多多矣。”

信中的一句话尤为催人泪下,“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非有丝毫个人企图。”这是刘愿庵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他一生奋斗的唯一目的,也可以说这就是刘愿庵的中国梦。

刘愿庵在给妻子周敦琬(四川省委委员、省委秘书机关负责人)的遗书中更倾诉了一个革命者在临刑前感天动地的爱情:“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要一刻懈怠、消极”“别了,亲爱的,我的情人,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周勇说:“从这些直抒胸臆的家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温度,看到那些付诸笔端的信仰的光芒。这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恐怕很难理解。但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它让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洞察先辈们的理想与初心,这种无声的力量,跨越时代,照耀当下,激励我们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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