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随着夜幕降临，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重庆市区，重庆城万人空巷，人们走上街头热烈欢迎。

　　当天，社会大学的同学在“抗战胜利纪功碑”上升起迎接解放的第一面红旗。各地市民结成了大大小小的队伍，敲锣打鼓，庆祝重庆的新生，整个山城沉浸在沸腾的欢乐之中。

　　历史记载下了这一刻。

　　重庆——这座拥有近110万人口的山城，在1949年11月30日，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说起这段历史，许多人并不陌生，可是，你知道在11月30日解放军会师重庆之时，这座城市还发生了哪些故事吗？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重庆解放70周年。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教授接受了重庆晨报·上游新闻专访，揭开了重庆解放前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与各界人士会商

　　迎接解放军进城

　　1949年11月30日凌晨，蒋介石在重庆白市驿机场美龄号专机上度过惊惶的一夜后飞逃成都，刚起飞26分钟，解放军就攻占了机场。奉令死守重庆的卫戍司令杨森，也在同日早晨逃离重庆。正面进攻重庆的解放军进抵长江南岸海棠溪，左翼迂回部队从李家沱过江，经杨家坪、大坪至沙坪坝，重庆市区已被团团围住。

　　但是，不知事态发展的重庆人民，由于受反动派的种种反动宣传，加之耳闻目睹了三个月前“九·二”火灾的惨景和一天前21兵工厂大爆炸的巨响，都惧怕市内成为战场，民心惶恐不安。

　　在这关键时刻，中共川东特委一面利用策反过来的一个师的兵力和部分警察人员维持市内秩序，一面紧张地与各界人士会商，共组欢迎解放军代表团。

　　欢迎解放军代表团主要成员有重庆市参议长范众渠，重庆市商会会长蔡鹤年与老会长温少鹤，重庆市工会理事长周荟柏和重庆国民自卫队师长任百雕等，在川东特委负责人卢光特的带领下与解放军接头，商议迎接解放军进城事宜。

　　下午2时，代表团乘坐民生公司的小火轮民运号从长江北岸的望龙门码头起锚，一路拉着汽笛来到了海棠溪江边。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重庆地方党组织终于同解放重庆的人民军队会师了，地下党的同志激动万分！

　　30日下午6点左右，一只只轮船，分别开到南岸弹子石、海棠溪、铜元局等地接解放军过江。

　　晚上7点过，解放军47军423团一营插向“抗战胜利纪功碑”（现人民解放纪念碑），二营插向小什字街；11军31师93团经巴县于下午3点过马王坪，抢占李家沱渡口，占领大坪，并接受了佛图关国民党国防部警卫第2团1600余人缴械投降；11军32师95团主力从铜元局渡口分批渡过长江。

　　至此，解放重庆的各路部队会师重庆。

　　统战工作组多方努力

　　让民族资本家留了下来

　　很多人都知道川东地下党的事迹可歌可泣，为迎接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很少有人知道，当年经南方局安排潜伏下的一批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在迎接重庆解放中起到的重大作用。周勇的父亲周永林就是其中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周勇说，父亲曾经告诉过他，1949年，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重庆的很多工商界人士多数害怕有朝一日共产党得了天下就“共”他们的“产”，因此纷纷准备转移资金、转移企业。

　　“父亲所在的统战工作组的任务就是稳住民族资本家，争取他们拥护人民军队解放重庆，支持人民政权建设重庆。因此，他们的具体工作目标就是：争取民族资本的资金不外流，工商金融界人士不外逃。”

　　当时，重庆最有名的聚兴诚银行，老板叫杨灿三。这位大资本家思想比较保守，听说共产党马上要解放重庆了，他基本拒绝与中共人士正面接触，别人向他宣传共产党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政策，他也不信。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首先及时地将资本家按性质划分不同类别，区别对待，即对官僚资本没收，对民族资本保护。这就让包括杨灿三在内的民族资本家吃了个定心丸。

　　那时天津已解放，重庆的另一家大企业川康银行天津分行没有外逃，这对杨灿三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于是，当时的统战工作组就以此为例，动员川康银行天津分行回到重庆的人去做杨家的工作，告诉他共产党对民族资本家的具体做法。

　　在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杨灿三和聚兴诚银行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杨灿三拒绝了抽逃资金的做法，他本人也没有逃往国外境外，而是主动留在了重庆。杨灿三的态度，对重庆的其他民族资本家产生了非常积极的示范效应。

　　周勇说，父亲曾无数次表示，作为潜伏重庆的地下党，最值得欣慰的是，按照党的要求，通过艰苦的工作，让重庆工商业、金融业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同时，还为二野占领重庆、接管重庆搜集提供了一大批经济情报，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迅速接管建政、稳定西南的经济，巩固政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晟 实习生 刘雨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