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从“筒子楼”到“长高的城市”

70年:从“筒子楼”到“长高的城市”

来源:华龙网-重庆晨报2019-09-27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对,人情所愿也。有了房子,生活就有了依托,生活也就有了最基本的保障。70年来,在重庆,人们追求居住升级的脚步从不曾停歇。

从“居者忧其屋”到“居者有其屋”再到“居者优其屋”的巨大时代变迁,房子不再是遮风挡雨的工具,从简单的满足基本需求变得有了生活的人文气息和品质追求,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改变的印证。

苏式建筑与筒子楼

在建筑学专业里,其实并没有“苏式建筑”这个词,“筒子楼”也是中国人自己取的,均为民间约定俗成的说法。从形式上讲,它们指的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时期的坡屋顶、厚墙、高空间、冬暖夏凉、楼高一两层或三四层的建筑。

筒子楼的又一个名称叫“赫鲁晓夫”楼:一条长走廊串连着许多个单间。因为长长的走廊两端通风,状如筒子,故名。它与苏式民居建筑几乎是同一概念。

当时的苏式建筑最典型的就是市体育馆、三医大(现陆军医大)教学楼、西南医院老门诊楼和住院部、市委办公厅、大渡口钢花电影院等。居住在苏式建筑里的人们比院外民居少了两大烦恼:用水和如厕。他们吃水不用和其他人一样去水站挑,如厕不用蹲尿罐。不仅如此,苏式楼还十分皮实且显得公平。武斗时,江对岸的长安厂和三钢厂打过来的1.27高机子弹,只能在砖墙上钻个铜钱大的眼,即使37炮弹,也只是碗大的疤。另外,在机关里,无论炊事员、司机还是处长,分的面积都一样,且家具是公家的,标有白色号码,谁也想不到还要去做柜子箱子。

虽说50年代人们的居住条件并不宽裕,但那毕竟是百业待兴的时期,充满了朝气与活力,住房紧张点,但家居生活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无比温暖和谐。

红砖房子与工人新村

与机关修建的苏式筒子楼比,重庆的工人新村建设规模要大得多,对城市的影响也更深远。

工人新村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工厂宿舍的一种泛称。国家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招来大批工人,如重庆最高峰时产业工人达百万。为了解决工人的住房问题,分批量建设工人新村,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项迫切任务。只是各新村的叫法却不同,如重钢叫钢花村,土湾的重棉厂叫模范村,小龙坎的交机厂叫工人村,双碑的嘉陵厂叫嘉陵村……

事实上,村子叫法虽异,但模样几乎相同:红砖房子,三到四层,厨房、厕所公用。如此简陋的工房,还不一定能分到,得按工龄或贡献来排队,毕竟僧多粥少,想分房的人太多了。

红砖房子多属砖混结构,铺预制板,看似牢实,其实不隔音,楼上的熊孩子如果迁翻滚铁环,楼下就像在打雷。它的结构变化大抵始于60年代中期:1965年,嘉陵江大桥通车后,观音桥转盘开辟出来,周围建起若干红砖房子,其格局不再是单调的筒子楼,而是把走廊设计在临街的一面,两家人为一个单元,有公用厨房,就不用再把炉子搁走廊上了;厨房里有两家人共用的水龙头,厕所设计在走廊尽头,开有花砖气窗——这在所有人看来,相当高级了!今天,在新牌坊旁一个叫九建的地方,绿荫下还遗存着数幢红砖房子,每每路过,还能让人想起一个时代。

三线建设和干打垒宿舍

重庆作为三线建设最大的中心城市,根据中央和国务院决定,通过16年三线建设,建立起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改革开放后,这一体系经过调整改造,在“军转民”中发挥了巨大潜能,形成摩托车、微型车、轿车等在全国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对振兴重庆经济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今天,无论在北碚、南川、涪陵,还是在江津、万盛、合川,三线工厂虽已人去楼空,但曾经的奋斗与拼搏、梦想与怀念,依然萦绕在山谷中,回旋在干打垒的檐壁上。

干打垒,是一种缘起于我国西北的简易筑墙方法,即在两块固定的木板中间填入黏土,然后盖瓦成房。这种建房方法因大庆石油会战而传向全国:1960年3月,4万多石油会战大军聚集在荒无人烟的松嫩平原,气候酷寒,广大干部职工因陋就简,把从西北带来的建房方法用在大庆,成就了大庆艰苦创业“六个传家宝”之一的“干打垒”精神。

自来水进户与工贸地标

到70年代末,鉴于扩大企业自主权使效益提升,各单位开始自建新工房。新工房打破了红砖房子的旧格局,呈典式、砖混,外观做粉水,设计有1室1厅或2室1厅,配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关键是,自来水龙头牵引入各家各户,扁担和水桶可以扔掉,再也不用去水站挑水了!

进入80年代,重庆轻工开始发力,三峡洗衣机、三峡电扇、红岩三洋彩电、金鹊彩电、泰尔森838录音机、将军冰箱、阿里斯顿冰箱、五洲自行车等进入家庭,有条件的人家甚至安上了窗式空调——这时的夏夜,如果从曾家岩走去上清寺,往年满街的凉椅、凉床、凉棍及纳凉的人们,渐次不见踪影,唯剩街头的小贩,还在拉长声调作最后的叫卖:“冰糕凉快—冰糕,香蕉—牛奶—豆沙冰糕……”

以轻工五朵金花为首的工业品,对重庆人居生活的改善,功不可没!只是,它们大多已香消玉殒。此后,重庆开始“长高”。1984年,全市第一座百米高楼落成,这就是工贸大厦,它巍然屹立于长江南岸,让市民亮瞎眼;紧接着,又一座高楼拔地而起,这就是与工贸犄角而立的扬子江假日饭店。想想吧,两座百米高的地标建筑与脚下三五层楼高的旧工房比,那是一种什么概念?重庆土地金贵,要发展只能向天空要空间。此后,百米高楼一栋接一栋立起来,彻底改变了重庆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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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从“筒子楼”到“长高的城市”

2019-09-27 10:13:36 来源: 0 条评论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对,人情所愿也。有了房子,生活就有了依托,生活也就有了最基本的保障。70年来,在重庆,人们追求居住升级的脚步从不曾停歇。

从“居者忧其屋”到“居者有其屋”再到“居者优其屋”的巨大时代变迁,房子不再是遮风挡雨的工具,从简单的满足基本需求变得有了生活的人文气息和品质追求,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改变的印证。

苏式建筑与筒子楼

在建筑学专业里,其实并没有“苏式建筑”这个词,“筒子楼”也是中国人自己取的,均为民间约定俗成的说法。从形式上讲,它们指的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时期的坡屋顶、厚墙、高空间、冬暖夏凉、楼高一两层或三四层的建筑。

筒子楼的又一个名称叫“赫鲁晓夫”楼:一条长走廊串连着许多个单间。因为长长的走廊两端通风,状如筒子,故名。它与苏式民居建筑几乎是同一概念。

当时的苏式建筑最典型的就是市体育馆、三医大(现陆军医大)教学楼、西南医院老门诊楼和住院部、市委办公厅、大渡口钢花电影院等。居住在苏式建筑里的人们比院外民居少了两大烦恼:用水和如厕。他们吃水不用和其他人一样去水站挑,如厕不用蹲尿罐。不仅如此,苏式楼还十分皮实且显得公平。武斗时,江对岸的长安厂和三钢厂打过来的1.27高机子弹,只能在砖墙上钻个铜钱大的眼,即使37炮弹,也只是碗大的疤。另外,在机关里,无论炊事员、司机还是处长,分的面积都一样,且家具是公家的,标有白色号码,谁也想不到还要去做柜子箱子。

虽说50年代人们的居住条件并不宽裕,但那毕竟是百业待兴的时期,充满了朝气与活力,住房紧张点,但家居生活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无比温暖和谐。

红砖房子与工人新村

与机关修建的苏式筒子楼比,重庆的工人新村建设规模要大得多,对城市的影响也更深远。

工人新村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工厂宿舍的一种泛称。国家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招来大批工人,如重庆最高峰时产业工人达百万。为了解决工人的住房问题,分批量建设工人新村,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项迫切任务。只是各新村的叫法却不同,如重钢叫钢花村,土湾的重棉厂叫模范村,小龙坎的交机厂叫工人村,双碑的嘉陵厂叫嘉陵村……

事实上,村子叫法虽异,但模样几乎相同:红砖房子,三到四层,厨房、厕所公用。如此简陋的工房,还不一定能分到,得按工龄或贡献来排队,毕竟僧多粥少,想分房的人太多了。

红砖房子多属砖混结构,铺预制板,看似牢实,其实不隔音,楼上的熊孩子如果迁翻滚铁环,楼下就像在打雷。它的结构变化大抵始于60年代中期:1965年,嘉陵江大桥通车后,观音桥转盘开辟出来,周围建起若干红砖房子,其格局不再是单调的筒子楼,而是把走廊设计在临街的一面,两家人为一个单元,有公用厨房,就不用再把炉子搁走廊上了;厨房里有两家人共用的水龙头,厕所设计在走廊尽头,开有花砖气窗——这在所有人看来,相当高级了!今天,在新牌坊旁一个叫九建的地方,绿荫下还遗存着数幢红砖房子,每每路过,还能让人想起一个时代。

三线建设和干打垒宿舍

重庆作为三线建设最大的中心城市,根据中央和国务院决定,通过16年三线建设,建立起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改革开放后,这一体系经过调整改造,在“军转民”中发挥了巨大潜能,形成摩托车、微型车、轿车等在全国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对振兴重庆经济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今天,无论在北碚、南川、涪陵,还是在江津、万盛、合川,三线工厂虽已人去楼空,但曾经的奋斗与拼搏、梦想与怀念,依然萦绕在山谷中,回旋在干打垒的檐壁上。

干打垒,是一种缘起于我国西北的简易筑墙方法,即在两块固定的木板中间填入黏土,然后盖瓦成房。这种建房方法因大庆石油会战而传向全国:1960年3月,4万多石油会战大军聚集在荒无人烟的松嫩平原,气候酷寒,广大干部职工因陋就简,把从西北带来的建房方法用在大庆,成就了大庆艰苦创业“六个传家宝”之一的“干打垒”精神。

自来水进户与工贸地标

到70年代末,鉴于扩大企业自主权使效益提升,各单位开始自建新工房。新工房打破了红砖房子的旧格局,呈典式、砖混,外观做粉水,设计有1室1厅或2室1厅,配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关键是,自来水龙头牵引入各家各户,扁担和水桶可以扔掉,再也不用去水站挑水了!

进入80年代,重庆轻工开始发力,三峡洗衣机、三峡电扇、红岩三洋彩电、金鹊彩电、泰尔森838录音机、将军冰箱、阿里斯顿冰箱、五洲自行车等进入家庭,有条件的人家甚至安上了窗式空调——这时的夏夜,如果从曾家岩走去上清寺,往年满街的凉椅、凉床、凉棍及纳凉的人们,渐次不见踪影,唯剩街头的小贩,还在拉长声调作最后的叫卖:“冰糕凉快—冰糕,香蕉—牛奶—豆沙冰糕……”

以轻工五朵金花为首的工业品,对重庆人居生活的改善,功不可没!只是,它们大多已香消玉殒。此后,重庆开始“长高”。1984年,全市第一座百米高楼落成,这就是工贸大厦,它巍然屹立于长江南岸,让市民亮瞎眼;紧接着,又一座高楼拔地而起,这就是与工贸犄角而立的扬子江假日饭店。想想吧,两座百米高的地标建筑与脚下三五层楼高的旧工房比,那是一种什么概念?重庆土地金贵,要发展只能向天空要空间。此后,百米高楼一栋接一栋立起来,彻底改变了重庆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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