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专家为你讲述山城“出租车行业”发展历程
重庆清代就有“出租车” 起步价25个铜钱
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出门已经习惯在路边招招手,就有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停在身边。

文史专家为你讲述山城“出租车行业”发展历程
重庆清代就有“出租车” 起步价25个铜钱

来源:华龙网-重庆晨报2020-06-14

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出门已经习惯在路边招招手,就有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停在身边。

在交通出行越来越便利的今天,你有没有想过,100多年前的重庆城,人们是坐着什么交通工具,穿行在大街小巷里?那时有出租车这个行业吗?

1883年4月15日,驾驶轮船首航川江的英国商人立德初来重庆,在日记中写道:“重庆的出租车——轿子,停在各个街角,只要是在城墙以内,不论到什么地方,费用都是25个铜钱。”

“也就是说,在100多年前的重庆城,就已经出现了‘出租车’这个行当。”昨天,重庆市文史专家陶灵用自己多年的研究,揭开了重庆城“出租车”行业的发展历程。

最早的出租车

街轿

清代出现街头揽客的轿子

开创重庆城公共交通先河

轿子,是一种由人抬着走的旧式交通工具,主要分官轿和民轿。陶灵说,早在南宋时期,重庆就开始出现官轿,同时民间也出现一种叫“鸭壳轿”的轿子,抬送老弱病人。

而轿子被真正当做“出租车”使用,则要追溯到清道光三年(1823年)。

当时,一个叫陈松柏的人创办了重庆最早的运输商行“松柏长”,其中开设长途轿子业务,第一次把轿子纳入经营项目。

随着重庆城人口大增,再加上山地城市交通需要爬坡上坎,往来十分不便。清咸丰三年(1853年),重庆出现了一种专在街头揽客的“街轿”——立德在日记中称的“出租车”,开创了重庆城区公共交通的先河,也可算作重庆出租车的“鼻祖”。

陶灵说,最早的街轿采用小轿,有两人抬的,称“对班”;也有三人抬的,前两人后一人,叫“丁拐”。

虽说是小轿,重亦达几十斤,爬坡上坎很累,并且轿身封闭,进出城和遇关卡检查时,会有很多不便。

大约在民国初期,轿夫对街轿进行了改革,用一种竹木做的躺椅——“凉椅”,作为坐人的轿身,在躺椅两边各绑一根楠竹作抬杆,躺椅四周敞开,在客人的头乘支一块布帘作轿盖,遮挡阳光和小雨。

后来出现一种更简单的竹靠椅街轿,取消了轿盖的布帘,就是所谓的“滑竿”。返程时无客,只须一个人背着,轿夫轮换歇气。当时重庆城有4家制轿作坊,一乘凉轿卖8元、一副滑竿卖2元。

街轿最初由“三合长”“天生福”等几家小轿行经营,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发展到35家;到1916年,重庆城区已有轿行108家,轿子2200乘,轿夫4350多人。街轿的力资,不再是立德当年的“都是25个铜钱”,从朝天门至文觉寺铜钱84文、至临江门56文、至炮台街24文、至小什字16文。

外地人来山城重庆,第一次坐“街轿”上梯坡的时候,脚朝天、头冲地,好像马上要摔下来了,很是紧张。

民国时有牌照工作服

要给轿行缴纳份子钱

陶灵说,由于街轿太多后,轿夫之间经常为抢夺业务发生纠纷,于是轿行会首出面,将城区九门八码头划分为12个区承揽业务,才基本平息了争斗。

1921年,轿夫组织成立了苦力工会,归商会管理。重庆下半城著名的十八梯有一条不长的死巷,轿夫都在这里搭建一些窝棚睡觉,一到晚上摆满了滑竿,久而久之就叫了轿铺巷这个名字。

老重庆的街轿像今天的出租车一样,要给轿行缴“份子钱”,每乘街轿缴日收入的1%作为租金。1936年,重庆有轿行389家,轿子31120多乘,轿夫约10万人,规模最大的是设在来龙巷的陈小民“成都藤轿公司”,资本达3万元,有960乘轿子。

1940年,重庆市工务局对街轿进行整顿检验,核发牌照,并对街轿规模和从业人员作出规定:主城数量为2000乘,南岸和江北各为500乘,轿夫年龄在18至55岁以内,出工时穿统一的编号衣服。工务局为了不影响公共汽车出行,还明确规定,禁止街轿在公共汽车停靠站范围内候客和停放。

抗战期间的重庆作为陪都,一下子涌来大量的外来人口,街轿又给很多贫困家庭带来了比较稳定的收入,实际的街轿数量远远大于规定的数额。

陶灵说,1943年,重庆城有轿行167家,街轿19600多乘,从业轿夫45000多人,给本来就狭窄的重庆街道更添拥堵。需求与现状矛盾十分突出,当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禁止城区轿子,不许乘坐,致使重庆城大批轿行倒闭,大量的轿夫失业。1946年,轿子还有4500多乘,轿夫14800多人。

老重庆的轿行虽然经营着“出租车”,但并不属交通行业,俗称“差事铺子”,属服务行业。除了经营轿子外,还配有“龙杠”抬棺材、埋死人,称抬埋业。

街轿出现前,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重庆城的两家抬埋“差事铺子”,率先创办了“三合公”、“通行号”花轿行,为婚嫁礼俗提供花轿出租。花轿行出现之前,重庆城的人结婚迎娶,都是向大户人家借用,大户人家一般都置有花轿和大轿。花轿行的出现,在重庆城很受欢迎,很快发展到12家,遍及江北、江南一带。

省力的出租车

马车

晚于公共汽车和出租车

首条线路从化龙桥至上清寺

马车作为老重庆的另一种“出租车”,在重庆城里出现比较晚,而且比1929年出现的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还要晚,但是把马作为公共交通工具载客,清宣统二年(1910年)就出现在重庆南岸了。

早年重庆到贵州没通公路,渝黔往来货物主要靠马驮运,从南岸海棠溪的山道爬上黄桷垭,然后经老厂、三百梯、鹿角、界石等地到綦江,再入贵州境。因为隔着长江很不方便,这些驮马不进重庆城,卸了货以后,马夫和驮马都住在南岸老厂、龙门浩一带开设的骡马店。

南岸骡马店的老板受到启发,试着把马作为客运交通工具,揽客、载客。这种载客的马,由马夫牵着,得得得地慢慢走,很悠闲的样子,南岸人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溜溜马”。

溜溜马的出现,大大方便了南岸当地居民,成为一种主要的客运工具,在老厂、黄桷垭、长生桥、鹿角、龙门浩、野猫溪、弹子石、南坪一带,随处可见。

1915年,骑溜溜马从老厂至黄桷垭收费200文、至龙门浩400文、至南坪700文、至弹子石一吊。

1938年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重庆成为了国内物资运输枢纽,汽车运力明显薄弱,汽油又短缺,交通部为此设置重庆驮运管理所,统筹全国人力兽力运输事宜,以弥补汽车运力的不足。

在这个大背景下,1939年2月,经重庆市政府批准,沙坪坝商人戚鹤年在化龙桥开设了重庆城区第一家客运马车行,马车作为城区公共交通工具的一种,合法经营化龙桥至上清寺的客运业务。

1942年4月1日,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为补充城区公共交通工具的严重不足,开设了官办马车行——重庆驿运服务所,紧急制作马车,招收商马,开始经营上清寺至化龙桥马车客运线路。

6月1日起,线路延伸至沙坪坝小龙坎,8月1日发展到山洞。为方便学生进城,10月10日线路延伸到歌乐山,全程28公里,全条线路有马车84辆,早晨5点发车,晚上10点收车,日均运送乘客1500人次以上,周末日均达2200人次。

重庆驿运服务所开办的当年10月,有客运马车102辆,兽力货运板车40辆,骡马200多匹,车型有轿式、蓬式和大型车多种,分别在化龙桥、新桥、山洞设置车棚、马棚,在化龙桥设马车修理所并训练马夫,提高驾驭技术。1942年4月至1943年4月,开办一年时间,运送乘客91万多人次、货物1200多吨,客货收入分别为400万元与50多万元。

抗战期间,重庆城共有客运马车148辆,每辆为一匹马、两轮、六座,需经申请并检查合格后,发给牌照和营业证方可经营,车身标有代表线路和车号的数字编号。1944年,马车票价为每人每公里5元,旅客自带行李包裹每5公斤每公里为0.4元。新桥至歌乐山线路坡度太大,每人每公里另加收0.5元的拖坡费。

抗战胜利后,重庆驿运服务所停办,留有的117辆客货运马车自主经营,政府也停止定额补助,重庆城的客运马车也逐渐减少,驮马和马车以承接中长线货运为主要业务。

便捷的出租车

黄包车

伴随首条马路而生

坐起舒服而备受喜欢

1929年,重庆城区第一条马路竣工,自七星岗起,经观音岩、两路口、上清寺至曾家岩,全长3.5公里,称中干道西段。由嘉尔登、道康两家车行经营的18辆黄包车出现了。

陶灵说,当黄包车传入重庆时,颜色已经由黄色普遍变成了黑色,名字却没变。黄包车车轮用橡胶制作,行驶在马路上富有弹性,坐起很舒服,从外表看,制作精细、洋气,还因其车身轻巧,在多坡多巷、道路狭窄的重庆城行驶起来相当便捷,于是市民出行喜欢乘坐。

1933年9月,重庆正式开行了城区公交车,但汽车价格昂贵,购置并非易事,线路与班次因此相当有限。便捷的黄包车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市民的主要交通工具,风行重庆城,较场口、朝天门、储奇门一带的黄包车行,比比皆是。

黄包车经营有利可图,除私人老板们纷纷开设车行出租外,1936年7月,四川省银行投资5万元,先后购置黄包车250辆,成立官办的重庆人力车福利车行,还提出“拉车者有其车”的经营理念,规定车夫每天在车行存储一角钱,储金达到黄包车价款后,车归车夫所有,有400多名车夫加入了这家车行。

1937年,重庆城有车行134家,黄包车2454辆,从业车夫7000多人。有钱的官商人家为显示气度,不坐外面的“出租黄包车”,自备黄包车和专职车夫,随喊随到。专职车夫也穿号衣,不出车时,兼做一些杂事。至此,重庆另有私人自用黄包车72辆。

抗战期间,重庆城区的马路建设除继续完成主干道外,又修筑了中华路、中兴路、和平路、健康路等13条次干道,其中七星岗至民主路还铺设为重庆市第一条柏油路,城区马路总里程达40多公里,相互连接,基本形成了渝中半岛的道路网。

这期间大量的外来人口又拥入重庆城,增长速度非常快,给黄包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重庆城黄包车行发展到292家,车4714辆,车夫12000多人。即使抗战胜利后,许多机关、学校、工厂迁离重庆城,黄包车生意冷淡了一些,但仍有3841辆。

黄包车的发展,带来了城区道路的拥挤不堪,繁华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黄包车多得似乎成了黄包车停车场。国民政府已认识到重庆因抗战而急剧空前发展带来的种种严重问题,战后的1946年7月,在制定《陪都十年建设计划》的同时,下令“禁止使用人力黄包车”,规定每5个月为一期,每期取缔650辆,三年禁绝。大批的车行因此倒闭、车夫失业。人力黄包车工会帮助失业的黄包车夫转业,每人认股1—4万,筹办渝工汽车公司,后因时局变化而消声匿迹。

陶灵说,1953年前后,老重庆的“出租车”——街轿、马车、黄包车,随着城区城郊公路建设和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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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专家为你讲述山城“出租车行业”发展历程
重庆清代就有“出租车” 起步价25个铜钱

2020-06-14 06:40:06 来源: 0 条评论

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出门已经习惯在路边招招手,就有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停在身边。

在交通出行越来越便利的今天,你有没有想过,100多年前的重庆城,人们是坐着什么交通工具,穿行在大街小巷里?那时有出租车这个行业吗?

1883年4月15日,驾驶轮船首航川江的英国商人立德初来重庆,在日记中写道:“重庆的出租车——轿子,停在各个街角,只要是在城墙以内,不论到什么地方,费用都是25个铜钱。”

“也就是说,在100多年前的重庆城,就已经出现了‘出租车’这个行当。”昨天,重庆市文史专家陶灵用自己多年的研究,揭开了重庆城“出租车”行业的发展历程。

最早的出租车

街轿

清代出现街头揽客的轿子

开创重庆城公共交通先河

轿子,是一种由人抬着走的旧式交通工具,主要分官轿和民轿。陶灵说,早在南宋时期,重庆就开始出现官轿,同时民间也出现一种叫“鸭壳轿”的轿子,抬送老弱病人。

而轿子被真正当做“出租车”使用,则要追溯到清道光三年(1823年)。

当时,一个叫陈松柏的人创办了重庆最早的运输商行“松柏长”,其中开设长途轿子业务,第一次把轿子纳入经营项目。

随着重庆城人口大增,再加上山地城市交通需要爬坡上坎,往来十分不便。清咸丰三年(1853年),重庆出现了一种专在街头揽客的“街轿”——立德在日记中称的“出租车”,开创了重庆城区公共交通的先河,也可算作重庆出租车的“鼻祖”。

陶灵说,最早的街轿采用小轿,有两人抬的,称“对班”;也有三人抬的,前两人后一人,叫“丁拐”。

虽说是小轿,重亦达几十斤,爬坡上坎很累,并且轿身封闭,进出城和遇关卡检查时,会有很多不便。

大约在民国初期,轿夫对街轿进行了改革,用一种竹木做的躺椅——“凉椅”,作为坐人的轿身,在躺椅两边各绑一根楠竹作抬杆,躺椅四周敞开,在客人的头乘支一块布帘作轿盖,遮挡阳光和小雨。

后来出现一种更简单的竹靠椅街轿,取消了轿盖的布帘,就是所谓的“滑竿”。返程时无客,只须一个人背着,轿夫轮换歇气。当时重庆城有4家制轿作坊,一乘凉轿卖8元、一副滑竿卖2元。

街轿最初由“三合长”“天生福”等几家小轿行经营,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发展到35家;到1916年,重庆城区已有轿行108家,轿子2200乘,轿夫4350多人。街轿的力资,不再是立德当年的“都是25个铜钱”,从朝天门至文觉寺铜钱84文、至临江门56文、至炮台街24文、至小什字16文。

外地人来山城重庆,第一次坐“街轿”上梯坡的时候,脚朝天、头冲地,好像马上要摔下来了,很是紧张。

民国时有牌照工作服

要给轿行缴纳份子钱

陶灵说,由于街轿太多后,轿夫之间经常为抢夺业务发生纠纷,于是轿行会首出面,将城区九门八码头划分为12个区承揽业务,才基本平息了争斗。

1921年,轿夫组织成立了苦力工会,归商会管理。重庆下半城著名的十八梯有一条不长的死巷,轿夫都在这里搭建一些窝棚睡觉,一到晚上摆满了滑竿,久而久之就叫了轿铺巷这个名字。

老重庆的街轿像今天的出租车一样,要给轿行缴“份子钱”,每乘街轿缴日收入的1%作为租金。1936年,重庆有轿行389家,轿子31120多乘,轿夫约10万人,规模最大的是设在来龙巷的陈小民“成都藤轿公司”,资本达3万元,有960乘轿子。

1940年,重庆市工务局对街轿进行整顿检验,核发牌照,并对街轿规模和从业人员作出规定:主城数量为2000乘,南岸和江北各为500乘,轿夫年龄在18至55岁以内,出工时穿统一的编号衣服。工务局为了不影响公共汽车出行,还明确规定,禁止街轿在公共汽车停靠站范围内候客和停放。

抗战期间的重庆作为陪都,一下子涌来大量的外来人口,街轿又给很多贫困家庭带来了比较稳定的收入,实际的街轿数量远远大于规定的数额。

陶灵说,1943年,重庆城有轿行167家,街轿19600多乘,从业轿夫45000多人,给本来就狭窄的重庆街道更添拥堵。需求与现状矛盾十分突出,当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禁止城区轿子,不许乘坐,致使重庆城大批轿行倒闭,大量的轿夫失业。1946年,轿子还有4500多乘,轿夫14800多人。

老重庆的轿行虽然经营着“出租车”,但并不属交通行业,俗称“差事铺子”,属服务行业。除了经营轿子外,还配有“龙杠”抬棺材、埋死人,称抬埋业。

街轿出现前,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重庆城的两家抬埋“差事铺子”,率先创办了“三合公”、“通行号”花轿行,为婚嫁礼俗提供花轿出租。花轿行出现之前,重庆城的人结婚迎娶,都是向大户人家借用,大户人家一般都置有花轿和大轿。花轿行的出现,在重庆城很受欢迎,很快发展到12家,遍及江北、江南一带。

省力的出租车

马车

晚于公共汽车和出租车

首条线路从化龙桥至上清寺

马车作为老重庆的另一种“出租车”,在重庆城里出现比较晚,而且比1929年出现的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还要晚,但是把马作为公共交通工具载客,清宣统二年(1910年)就出现在重庆南岸了。

早年重庆到贵州没通公路,渝黔往来货物主要靠马驮运,从南岸海棠溪的山道爬上黄桷垭,然后经老厂、三百梯、鹿角、界石等地到綦江,再入贵州境。因为隔着长江很不方便,这些驮马不进重庆城,卸了货以后,马夫和驮马都住在南岸老厂、龙门浩一带开设的骡马店。

南岸骡马店的老板受到启发,试着把马作为客运交通工具,揽客、载客。这种载客的马,由马夫牵着,得得得地慢慢走,很悠闲的样子,南岸人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溜溜马”。

溜溜马的出现,大大方便了南岸当地居民,成为一种主要的客运工具,在老厂、黄桷垭、长生桥、鹿角、龙门浩、野猫溪、弹子石、南坪一带,随处可见。

1915年,骑溜溜马从老厂至黄桷垭收费200文、至龙门浩400文、至南坪700文、至弹子石一吊。

1938年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重庆成为了国内物资运输枢纽,汽车运力明显薄弱,汽油又短缺,交通部为此设置重庆驮运管理所,统筹全国人力兽力运输事宜,以弥补汽车运力的不足。

在这个大背景下,1939年2月,经重庆市政府批准,沙坪坝商人戚鹤年在化龙桥开设了重庆城区第一家客运马车行,马车作为城区公共交通工具的一种,合法经营化龙桥至上清寺的客运业务。

1942年4月1日,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为补充城区公共交通工具的严重不足,开设了官办马车行——重庆驿运服务所,紧急制作马车,招收商马,开始经营上清寺至化龙桥马车客运线路。

6月1日起,线路延伸至沙坪坝小龙坎,8月1日发展到山洞。为方便学生进城,10月10日线路延伸到歌乐山,全程28公里,全条线路有马车84辆,早晨5点发车,晚上10点收车,日均运送乘客1500人次以上,周末日均达2200人次。

重庆驿运服务所开办的当年10月,有客运马车102辆,兽力货运板车40辆,骡马200多匹,车型有轿式、蓬式和大型车多种,分别在化龙桥、新桥、山洞设置车棚、马棚,在化龙桥设马车修理所并训练马夫,提高驾驭技术。1942年4月至1943年4月,开办一年时间,运送乘客91万多人次、货物1200多吨,客货收入分别为400万元与50多万元。

抗战期间,重庆城共有客运马车148辆,每辆为一匹马、两轮、六座,需经申请并检查合格后,发给牌照和营业证方可经营,车身标有代表线路和车号的数字编号。1944年,马车票价为每人每公里5元,旅客自带行李包裹每5公斤每公里为0.4元。新桥至歌乐山线路坡度太大,每人每公里另加收0.5元的拖坡费。

抗战胜利后,重庆驿运服务所停办,留有的117辆客货运马车自主经营,政府也停止定额补助,重庆城的客运马车也逐渐减少,驮马和马车以承接中长线货运为主要业务。

便捷的出租车

黄包车

伴随首条马路而生

坐起舒服而备受喜欢

1929年,重庆城区第一条马路竣工,自七星岗起,经观音岩、两路口、上清寺至曾家岩,全长3.5公里,称中干道西段。由嘉尔登、道康两家车行经营的18辆黄包车出现了。

陶灵说,当黄包车传入重庆时,颜色已经由黄色普遍变成了黑色,名字却没变。黄包车车轮用橡胶制作,行驶在马路上富有弹性,坐起很舒服,从外表看,制作精细、洋气,还因其车身轻巧,在多坡多巷、道路狭窄的重庆城行驶起来相当便捷,于是市民出行喜欢乘坐。

1933年9月,重庆正式开行了城区公交车,但汽车价格昂贵,购置并非易事,线路与班次因此相当有限。便捷的黄包车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市民的主要交通工具,风行重庆城,较场口、朝天门、储奇门一带的黄包车行,比比皆是。

黄包车经营有利可图,除私人老板们纷纷开设车行出租外,1936年7月,四川省银行投资5万元,先后购置黄包车250辆,成立官办的重庆人力车福利车行,还提出“拉车者有其车”的经营理念,规定车夫每天在车行存储一角钱,储金达到黄包车价款后,车归车夫所有,有400多名车夫加入了这家车行。

1937年,重庆城有车行134家,黄包车2454辆,从业车夫7000多人。有钱的官商人家为显示气度,不坐外面的“出租黄包车”,自备黄包车和专职车夫,随喊随到。专职车夫也穿号衣,不出车时,兼做一些杂事。至此,重庆另有私人自用黄包车72辆。

抗战期间,重庆城区的马路建设除继续完成主干道外,又修筑了中华路、中兴路、和平路、健康路等13条次干道,其中七星岗至民主路还铺设为重庆市第一条柏油路,城区马路总里程达40多公里,相互连接,基本形成了渝中半岛的道路网。

这期间大量的外来人口又拥入重庆城,增长速度非常快,给黄包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重庆城黄包车行发展到292家,车4714辆,车夫12000多人。即使抗战胜利后,许多机关、学校、工厂迁离重庆城,黄包车生意冷淡了一些,但仍有3841辆。

黄包车的发展,带来了城区道路的拥挤不堪,繁华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黄包车多得似乎成了黄包车停车场。国民政府已认识到重庆因抗战而急剧空前发展带来的种种严重问题,战后的1946年7月,在制定《陪都十年建设计划》的同时,下令“禁止使用人力黄包车”,规定每5个月为一期,每期取缔650辆,三年禁绝。大批的车行因此倒闭、车夫失业。人力黄包车工会帮助失业的黄包车夫转业,每人认股1—4万,筹办渝工汽车公司,后因时局变化而消声匿迹。

陶灵说,1953年前后,老重庆的“出租车”——街轿、马车、黄包车,随着城区城郊公路建设和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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