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二日，以“防疫有我·爱卫同行”为主题的爱国卫生志愿服务活动在永川区举行。通讯员 陈仕川 张玲 摄/视觉重庆

“爱国卫生运动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一项创举，反映了中国卫生工作的鲜明特色。”日前，原市爱卫办主任、从事爱卫工作30多年的何爱华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经过68年的发展，爱国卫生运动内涵已极大丰富，不再是简单的清扫卫生。

从1952年开始，重庆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城乡卫生状况持续改善。如今，重庆的爱国卫生运动又有哪些变化，记者由此走访了市卫生健康委和重庆图书馆的专家。

历史：山城曾暴发大规模霍乱

“新中国建立前，全国的卫生条件十分有限，人口死亡率在千分之二十五，人口平均寿命约为35岁。”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拿出一叠厚厚的资料介绍，1945年，重庆城内曾爆发大规模的霍乱，造成当地“千人死亡，棺材售罄”的痛心局面。而在1950年至1953年的4年中，白喉、疟疾与麻疹三种疾病也曾在山城暴发。

根据《重庆市卫生志》的记录，1950年至1953年，山城共有235771人患上各式各样的传染病。其中身患疟疾的共有154369人，占患病人口总数的76.23%。

由于当时教育水平落后，市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封建迷信的思想根深蒂固。重庆市的《第六卫生事务所 1951年2月份工作月报》记录了这样一个事例：重庆市金马地区的李九娃出了传染性极强的麻疹，但是在防疫员登门访视时，却因为要“忌生人”而躲藏起来不见面。

“与此同时，当时全国的公共卫生设施也较为落后。”重庆图书馆研究员王志昆介绍，档案记载，清代和民国时期，四川城镇公厕多沿用旧习，靠墙挖坑，以席或土墙、夹壁围之，坑槽上以木板或者石头作为踏板，有房顶的多为茅草棚，瓦顶较少，所以那时的厕所被称为“茅（毛）房”或“官茅（毛）司”。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个别地方才修建了少数近代公厕。随着下水道的兴建，重庆市城区才修建了水冲厕所。

“市中区中山公园（现人民公园）有一所砖墙、水泥坑槽、磨石地面和蹲位的水冲式公厕，雇有专人看管及清洁，进厕者须付钱，由看管人给一张手纸。一般公厕只是每天清晨有人清洁而无人看管收费，卫生状况很差。”王志昆说。

发展：“除四害”全民参与行动

“为了消灭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的疾病，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把除害灭病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原市爱卫办专职副主任徐世樟介绍，1952年全国广泛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把“卫生工作与群众性卫生运动相结合”定为卫生工作的一项原则,随后全国各地都逐级建立了爱国卫生委员会。

“重庆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如火如荼开展。”徐世樟介绍，1950年3月25日，重庆市卫生委员会成立，全市98.6%的地区和单位建立起卫生防疫组织，形成了卫生防疫网络。1952年10月，重庆市卫生委员会更名为重庆市卫生防疫委员会，并于1953年3月，更名为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那时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热潮。”重庆图书馆特藏文献中心副主任袁佳红介绍，1960年9月，原邮电部发行了特43《爱国卫生运动》特种邮票1套5枚，其主图分别为“厂矿卫生”“除四害”“讲卫生”“预防疾病”“锻炼身体”。

袁佳红解释，“‘除四害’活动是当时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她称，《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中记载，1956年至1957年，重庆市进行了鼠类抽样调查，发现有黄胸鼠等13种，市中区以沟鼠为最多。为了灭鼠，全市抽调了数十名卫生、工程技术人员，按市、区、街道办事处逐级进行技术训练，各街道、基层单位等纷纷利用报告会、誓师会、展览会、座谈会、黑板报、广播、演唱、标语、漫画等方式宣传老鼠的危害和灭鼠的方法，并发动了95%以上的群众积极参加灭鼠。

如今：五大行动助推爱国卫生运动广泛开展

实际上，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爱国卫生运动。

今年3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明确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力改善人居环境，培养健康饮食习惯，完善公共卫生设施，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今年的爱国卫生运动确定了‘防疫有我，爱卫同行’爱卫月、‘灭蚊阻疫’病媒生物防制、控烟、卫生创建、健康知识普及行动等五大行动。”市卫生健康委爱卫处处长李彤说。

“爱国卫生运动需要人人关注、人人参与、人人共享、同向同行。”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黄明会表示，为了进一步推动爱国卫生运动，重庆将加大宣传推动，采取“线上+线下”方式，普及疫情防控、疾病预防和健康生活等知识，让群众以“主角”姿态，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爱国卫生运动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