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唐苓玲

8月31日，在西南大学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暨《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新书发布座谈会”上，参与丛书编写的专家们分享了自己的编写过程，回顾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讲述了丛书出版的意义。

抗战大迁徙后，全国人口总数之一半定居于中国后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中国，绝大多数现代工业、金融、文化、教育、科技等机构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在北京出差的西南大学党委副书记、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主编潘洵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了会议。

他介绍，抗战爆发前，川滇黔陕甘湘桂7省共有工厂237家，只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03%；战前全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大部分集中在中心城市及沿江沿海一带，贵州、陕西一所也没有。

潘洵称，抗战大迁徙最早开始于1931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历经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迁徙。政府机关、厂矿企业、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大中学校、金融机构等艰难地向西迁移，涉及地域之广、动员力量之大、跋涉路途之遥远、历经时间之长，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有参会学者表示，为保存中国经济命脉、支援抗日战争，仅1938年至1940年间，内迁工厂就有448家、技工12182人。

大量东部、中部地区的人口也纷纷内迁，据相关资料显示：“到1940年，沿海各省逃往大后方的人民，从一亿八千万增加到二亿三千万，以致全国人口总数之一半定居于中国后方”。

建立起长期抗战的后方基地

“1912年至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急剧动荡、变化的时期。”丛书中《国府西迁》卷编者唐润明在会上介绍，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岌岌可危。1937年11月16日晚，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重庆，“国民政府的西迁，迅速带动中国沿海沿江和中部地区的工业、金融、文化、教育、科技等机构及民众的大规模内迁。迁往重庆的科学研究学术单位、文化机构也很多，有国民政府国史馆、中央广播电台、兵工署导弹研究所等100多个单位。”

大量报社、出版社也纷纷迁渝，当时《中央日报》《大公报》以及《新华日报》等都在重庆印行。在战时四川的“文化四坝”中，重庆就占据了“文化三坝”（北碚夏坝、市区沙坪坝、江津白沙坝），重庆出现文化机构云集，文人荟萃的局面，大大推动了重庆文化的繁荣。

抗战大迁徙，建立起一个长期抗战的战略后方基地，对支撑长期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文化存续》卷编者郭川表示，高校内迁也是抗战大迁徙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走上流亡之路，揭开抗战大迁徙的序幕，是第一所内迁的高等学府。

郭川介绍，从1937年开始到1944年，全国高校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内迁：第一次为全面抗战开始到武汉、广州会战前，内迁高校达56所，占当时全国高校总数97所的57.50%；第二次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内迁高校21所，占21.78%；第三次是1944年2月至12月豫湘桂大溃败时期，原迁于此的21所高校仓促再迁。总计抗战期间迁移高校106所，搬迁次数多达300余次。

和战前工业一样，中国西部的金融业也极为落后，贵州、甘肃等省甚至没有一家银行总行。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一大批国有、省有、商业银行纷纷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大后方迁移。到1943年12月底，四大国有银行不仅在重庆成立了最高决策机构——“四联总处”，在大后方10省中设立的分支机构已达550个，大后方在全国金融业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

“抗战大迁徙，也给中国西部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潘洵表示，抗战大迁徙不仅为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抗战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全国经济、文化、科技布局不均的状况，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