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在身后,我们就有无尽的勇气和力量”
—— 西南政法大学3位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讲述战场往事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西南政法大学雷成贵、潘伯华、蒲元春、卢锦生、王图政、吕绍成6位志愿军老战士,荣获该纪念章。

“祖国在身后,我们就有无尽的勇气和力量”
—— 西南政法大学3位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讲述战场往事

来源:华龙网-重庆日报2020-10-26

首席记者 李星婷 通讯员 崔冬赟  

西政学生记者团成员在聆听三位志愿军老战士的故事。(西南政法大学供图)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西南政法大学雷成贵、潘伯华、蒲元春、卢锦生、王图政、吕绍成6位志愿军老战士,荣获该纪念章。

走近英雄,学习英雄。10月25日,重庆日报记者和西政学生记者团成员,走近雷成贵、潘伯华、蒲元春3位志愿军老战士,聆听他们的故事,让历久弥新的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全班就一双毛皮鞋,大家轮着穿”

雷成贵:出生于1930年,四川渠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20军58师172团步炮连士兵。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10月25日,重庆日报记者在西政沙坪坝老校区见到雷成贵老人时,他正和潘伯华、蒲元春两位老战友一起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时间仿佛回到70年前。1950年10月,第一批志愿军踏上抗美援朝的征途。雷成贵当时20岁,是步炮连刚参军的一名战士。

“我们从山东出发,抵达鸭绿江的时候,原先的桥和路都被敌机炸毁了。时间紧迫,我们只能搭浮桥通行。白天常有敌机飞过,我们只好在半夜行动。”90岁的雷成贵有点耳背,但思路清晰。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他略显激动。

当时已是深秋,气温约摸五六摄氏度,水浪一个接一个涌来,打在战士们身上。大家只穿着单薄的军装和解放鞋,冻得直打抖。雷成贵和战友们用绳子把木船绑在一起,然后在木船上铺木板。有时遇到敌机丢下几枚炸弹,木桥被炸毁,“班长带头下水继续搭桥,我和战友们也都毫不犹豫地下水绑绳子、钉钉子。”说到这里,雷成贵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

过了江,部队暂时驻扎下来,粮食和衣服都很紧缺。于是,战士们到处挖野菜,混着麦糠一起吃。

那时气温已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全班就一双毛皮鞋,大家轮着穿。”雷成贵很多时候都把鞋子让给年龄较小的战友穿,这双破破烂烂的鞋子支撑了全班的整个冬天。

比起环境的恶劣,最残酷的是战场上的炮火。1951年6月3日,雷成贵所在部队向北转移,准备与兄弟部队会合。不料敌军乘机反扑,雷成贵和战友扛着步兵炮冲在最前面,就在这时,一颗炮弹落在雷成贵不远的地方,他的右手手臂被弹片撕开大约20厘米的口子,血流不止。雷成贵咬紧牙关,继续和战友扛着步兵炮撤退,还没出山口,他便晕倒了。

醒来时,雷成贵已躺在部队医院,整个手臂包扎得严严实实,这次受伤导致他右手臂神经损伤,五根手指至今无法自主屈伸……

1951年底,受伤的雷成贵回国,后被保送至西政法律系学习。大学毕业后,雷成贵在西政武装部任职,负责民兵训练,直到退休。

“看到这张照片,就能给我无尽的动力”

潘伯华:出生于1932年,四川犍为人,1951年6月入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31师91团战士。

和两位战友一样,潘伯华衣着朴素,胸前戴着纪念章,这是他一生的光荣。

在进入朝鲜前,潘伯华在国内学习军事理论,赴朝后在青年部工作。战场上,危险无处不在。有一次,潘伯华带着一队战士穿过一片竹林,刚从竹林区域离开,炮火就从天而降,整片林子陷入冲天火光……

为防止头部受伤后不方便医治,战士们都会定期理发,剃成光头或短寸。在参加上甘岭战役时,潘伯华头发长了,他正在屋里理发,一块炮弹碎片横飞而来,深插在潘伯华面前的木桌上,他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上甘岭战役打了40余天,很艰苦。但在坑道里、防空洞中、树林里,战士们都爱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潘伯华记得,歌声总是在炮火中、大雨中响起,“祖国在身后,我们就有无尽的勇气和力量。”

战士们最高兴的是慰问团的到来。那时,后勤条件已有很大的改善。慰问团带来水缸、钢笔、本子,也带来鸡蛋、面粉、罐头、糖等,给战友们莫大的鼓舞和力量。

在战场上,潘伯华很想念家人,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张全家福照片。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祖国记着他的心愿,真的为他寄来全家福。“照片上是家人的盈盈笑脸。任何时候,我只要看到这张照片,就能给我无尽的动力。”忆及此,潘伯华眼角湿润了。

“我绝不能让敌军有机可乘”

蒲元春:出生于1942年,四川南充人。1958年赴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130师独立卫生营战士。

身着灰色的棉麻服,头发花白,蒲元春手中紧攥着一个袋子。

干净的旧军帽、花布包裹的肩章、被红绳捆好的腰带……蒲元春将袋里的旧物一件件小心地拿出来展示给记者。

1958年1月,《朝鲜停战协定》已签署4年多,可战后重建工作仍在继续。志愿军来到南充招兵,年仅16岁的蒲元春应召入伍。

那是1958年大年初一,刚到朝鲜一下火车,迎接大家的是漫天大雪。“大冬天非常冷,可我们一去就有棉帽、棉被、炕床,这都是国家给的保障。”蒲元春回忆,自己被分配到卫生营,成为一名军医。

白天学习医学知识,晚上轮流站岗放哨。面对陌生的环境和语言,孤独常常裹挟着年少的蒲元春。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晚上站岗放哨,周围一片漆黑,没有灯火。蒲元春孤零零一个人站在岗前,紧攥着手中的枪,因为稍不留意就可能被敌军“摸哨”(暗中袭击敌方的岗哨)。“为了祖国和人民,我绝不能让敌军有机可乘!”蒲元春鼓足精神,十分认真地完成了任务。

1958年10月,蒲元春成为最后一批驻扎朝鲜回国的志愿军。火车行至丹东时,当地群众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蒲元春将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钢笔赠送给一位丹东群众。

后来,蒲元春还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复员后在重庆医科大学工作。1983年,他来到西政校医处工作。

“现在祖国越来越强大,我很骄傲!”年近80岁的蒲元春眼中的坚毅一如少时。他和两位战友都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奠定了新中国的重要地位,“年轻一代不要忘记历史,要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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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在身后,我们就有无尽的勇气和力量”
—— 西南政法大学3位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讲述战场往事

2020-10-26 06:57:02 来源: 0 条评论

首席记者 李星婷 通讯员 崔冬赟  

西政学生记者团成员在聆听三位志愿军老战士的故事。(西南政法大学供图)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西南政法大学雷成贵、潘伯华、蒲元春、卢锦生、王图政、吕绍成6位志愿军老战士,荣获该纪念章。

走近英雄,学习英雄。10月25日,重庆日报记者和西政学生记者团成员,走近雷成贵、潘伯华、蒲元春3位志愿军老战士,聆听他们的故事,让历久弥新的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全班就一双毛皮鞋,大家轮着穿”

雷成贵:出生于1930年,四川渠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20军58师172团步炮连士兵。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10月25日,重庆日报记者在西政沙坪坝老校区见到雷成贵老人时,他正和潘伯华、蒲元春两位老战友一起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时间仿佛回到70年前。1950年10月,第一批志愿军踏上抗美援朝的征途。雷成贵当时20岁,是步炮连刚参军的一名战士。

“我们从山东出发,抵达鸭绿江的时候,原先的桥和路都被敌机炸毁了。时间紧迫,我们只能搭浮桥通行。白天常有敌机飞过,我们只好在半夜行动。”90岁的雷成贵有点耳背,但思路清晰。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他略显激动。

当时已是深秋,气温约摸五六摄氏度,水浪一个接一个涌来,打在战士们身上。大家只穿着单薄的军装和解放鞋,冻得直打抖。雷成贵和战友们用绳子把木船绑在一起,然后在木船上铺木板。有时遇到敌机丢下几枚炸弹,木桥被炸毁,“班长带头下水继续搭桥,我和战友们也都毫不犹豫地下水绑绳子、钉钉子。”说到这里,雷成贵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

过了江,部队暂时驻扎下来,粮食和衣服都很紧缺。于是,战士们到处挖野菜,混着麦糠一起吃。

那时气温已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全班就一双毛皮鞋,大家轮着穿。”雷成贵很多时候都把鞋子让给年龄较小的战友穿,这双破破烂烂的鞋子支撑了全班的整个冬天。

比起环境的恶劣,最残酷的是战场上的炮火。1951年6月3日,雷成贵所在部队向北转移,准备与兄弟部队会合。不料敌军乘机反扑,雷成贵和战友扛着步兵炮冲在最前面,就在这时,一颗炮弹落在雷成贵不远的地方,他的右手手臂被弹片撕开大约20厘米的口子,血流不止。雷成贵咬紧牙关,继续和战友扛着步兵炮撤退,还没出山口,他便晕倒了。

醒来时,雷成贵已躺在部队医院,整个手臂包扎得严严实实,这次受伤导致他右手臂神经损伤,五根手指至今无法自主屈伸……

1951年底,受伤的雷成贵回国,后被保送至西政法律系学习。大学毕业后,雷成贵在西政武装部任职,负责民兵训练,直到退休。

“看到这张照片,就能给我无尽的动力”

潘伯华:出生于1932年,四川犍为人,1951年6月入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31师91团战士。

和两位战友一样,潘伯华衣着朴素,胸前戴着纪念章,这是他一生的光荣。

在进入朝鲜前,潘伯华在国内学习军事理论,赴朝后在青年部工作。战场上,危险无处不在。有一次,潘伯华带着一队战士穿过一片竹林,刚从竹林区域离开,炮火就从天而降,整片林子陷入冲天火光……

为防止头部受伤后不方便医治,战士们都会定期理发,剃成光头或短寸。在参加上甘岭战役时,潘伯华头发长了,他正在屋里理发,一块炮弹碎片横飞而来,深插在潘伯华面前的木桌上,他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上甘岭战役打了40余天,很艰苦。但在坑道里、防空洞中、树林里,战士们都爱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潘伯华记得,歌声总是在炮火中、大雨中响起,“祖国在身后,我们就有无尽的勇气和力量。”

战士们最高兴的是慰问团的到来。那时,后勤条件已有很大的改善。慰问团带来水缸、钢笔、本子,也带来鸡蛋、面粉、罐头、糖等,给战友们莫大的鼓舞和力量。

在战场上,潘伯华很想念家人,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张全家福照片。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祖国记着他的心愿,真的为他寄来全家福。“照片上是家人的盈盈笑脸。任何时候,我只要看到这张照片,就能给我无尽的动力。”忆及此,潘伯华眼角湿润了。

“我绝不能让敌军有机可乘”

蒲元春:出生于1942年,四川南充人。1958年赴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130师独立卫生营战士。

身着灰色的棉麻服,头发花白,蒲元春手中紧攥着一个袋子。

干净的旧军帽、花布包裹的肩章、被红绳捆好的腰带……蒲元春将袋里的旧物一件件小心地拿出来展示给记者。

1958年1月,《朝鲜停战协定》已签署4年多,可战后重建工作仍在继续。志愿军来到南充招兵,年仅16岁的蒲元春应召入伍。

那是1958年大年初一,刚到朝鲜一下火车,迎接大家的是漫天大雪。“大冬天非常冷,可我们一去就有棉帽、棉被、炕床,这都是国家给的保障。”蒲元春回忆,自己被分配到卫生营,成为一名军医。

白天学习医学知识,晚上轮流站岗放哨。面对陌生的环境和语言,孤独常常裹挟着年少的蒲元春。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晚上站岗放哨,周围一片漆黑,没有灯火。蒲元春孤零零一个人站在岗前,紧攥着手中的枪,因为稍不留意就可能被敌军“摸哨”(暗中袭击敌方的岗哨)。“为了祖国和人民,我绝不能让敌军有机可乘!”蒲元春鼓足精神,十分认真地完成了任务。

1958年10月,蒲元春成为最后一批驻扎朝鲜回国的志愿军。火车行至丹东时,当地群众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蒲元春将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钢笔赠送给一位丹东群众。

后来,蒲元春还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复员后在重庆医科大学工作。1983年,他来到西政校医处工作。

“现在祖国越来越强大,我很骄傲!”年近80岁的蒲元春眼中的坚毅一如少时。他和两位战友都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奠定了新中国的重要地位,“年轻一代不要忘记历史,要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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