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如何以文铸魂以文塑形
清水村的实践,正是我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旅游赋能乡村发展的一个缩影。去年,我市创建乡村旅游A级景区20个,打造乡村旅游线路200余条。其中,20个村进入全国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

乡村建设如何以文铸魂以文塑形

来源:华龙网-重庆日报2021-03-23

日前,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市民正在游玩。首席记者 龙帆 实习生 何佩玙 摄/视觉重庆

雨霁风光,春分天气,千花百卉争明媚。

3月21日,春雨后的武隆区羊角街道清水村,碧空如洗,陌上青绿。游客们逐“艺”而来,有的在心跳博物馆记录心跳,为生命拍照;有的走入“爱的小径”,感受丹麦童话的浪漫与童真;有的躲进竹音剧院,聆听悦耳的天籁音……

生活即艺术,艺术亦生活。这个曾经的偏僻贫困山村,如今以一张艺术“名片”誉满四方,成为热门旅游景点。

清水村的实践,正是我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旅游赋能乡村发展的一个缩影。去年,我市创建乡村旅游A级景区20个,打造乡村旅游线路200余条。其中,20个村进入全国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

乡村建设,需要利用旅游“一业兴促百业旺”的辐射带动能力,而旅游一定要有IP(即知识产权,能带来效应的产品)形象,IP形象就是生产力。如何因地制宜打造独特的乡村IP形象,让“千村一面”变得“各美其美”,既留得住乡愁,又能把田园风光、秀美乡村变成聚宝盆呢?

文化缺位

乡村建设“有形无神”

“你看我们的村子,车在景中走,人在画中游,游客络绎不绝。其实,它也曾人去村空,差点消亡。”清水村村长傅国东对记者说。

清水村距武隆城区约30公里,海拔1000米左右,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高谷深耕地少,且土层薄、不蓄水,种庄稼“十年九不收”。

村民们挣扎过、奋斗过,种烟叶、栽茶树,但一遇天干就死一大片。无奈之下,改回种玉米、马铃薯。

靠地里刨食,生活艰难,村民只能大量外出务工。而随着人员不断外流,村里人气渐弱,活力渐失,大有从“空巢”到“弃巢”的趋势。

“用文化赋能乡村发展,说实在话,我们之前想都没有想过。村里既没文物古迹,也缺特色民居。我们能接触到的‘文化’活动,除了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傅国东坦言。

如果说,在清水村的乡建历程中,文化缺位是受地理环境、交通条件、村民观念等主客观因素制约,荣昌安富街道通安村的发展历程则能进一步说明问题。

论“古”,成渝古驿道穿村而过,见证了通安村的千年繁华与辉煌,民谣吟唱的“金竹山,瓦子滩,十里河床陶片片,窑公吆喝悍声远,窑火烧亮半边天”便是写照。

谈“今”,永荣矿务局于1959年在此掀起了第一波乡村建设。由于打井采煤的带动,小山村也有了电影院、商店、保健站、食堂、招待所。高峰时,这里年产煤炭5万多吨,职工多达1200多人。

“借煤矿的光,我家上世纪50年代就装了电灯,当时很多县城都只能点煤油灯。村里的姑娘小伙,是十里八乡争相说媒的对象。”55岁的村民刘长久回忆说。

然而,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资源枯竭,矿井被迫关停,工人逐渐撤离,厂房荒芜。留给村民的除了废墟,还有人均仅4分的土地。“矿厂占地,无法复耕。靠种粮食,根本吃不饱。”刘长久说,红极一时的“煤炭村”因此走向衰落。

“这两个村在乡建中文化缺位,绝非个别现象,即便到了现如今,一些地方的乡建依然缺乏内涵,存在盲目冒进、不切实际、方法简单、行为失当等现象。”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联盟副主席张晓军说,如一些地方建设重表象建设、轻实质需求,修建大公园、大广场、大草坪等形象工程,跟风式打造“千村一面”的景观,按照城市的模式,颠覆性地改变乡村的原有格局,甚至以主观臆想代替客观实际,使乡村逐渐丧失原有吸引力,投资项目成为门可罗雀的“烂尾景区”。

植入外来文化

乡野之地成热门打卡地

乡村建设,需要激发文化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因为,差异化的文化表达,才能呈现主题鲜明、亮点突出的独特形象。

那么,在乡建的具体实践中,如何用文化“铸魂”“塑形”?

对此,在清水村成功打造懒坝国际禅境艺术度假区的陈勇有他个人的独到见解: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般的美妙,是乡村;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般的热情,是乡村;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般的悠闲,也是乡村

……

“乡村与城市在自然环境、历史沿革、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差异,造就了二者较大的差异性,这就是乡村吸引城市人的源动力。我们需要做的是,用文化手段放大这一异质性,从而让城市人到乡村能放松心情、有所收获。”陈勇称。

2012年,他到武隆度假,偶然听说清水村有户农家做的羊肉不错,便与朋友驱车前往。

“车子在盘山路上兜兜转转了很久才赶到……房屋破旧、土地荒芜,清水村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凋敝。”陈勇回忆说,但当地绿水青山映衬下的老房子、性格淳朴的老百姓,打动了他。

“没有可供挖掘和表达的历史文化,我能否植入‘外来’文化,用大地艺术革新乡村?”有着浓厚艺术情结的陈勇说,当时他的脑袋里闪现出一个大胆的念头。

旋即,他与团队通过考察、论证、设计……用两个月时间,制定出一套“艺术兴村”的方案,懒坝项目随之上马。

建设中,陈勇把“艺术本体”和“审美情趣”视为成败的关键。

在艺术本体上,他选择了当代国际先锋艺术,邀请多位全球知名艺术家,打造了心跳博物馆、漂浮的岛屿、爱的小径等国内独一无二的IP作品,涵盖绘画、装置、雕塑、行为等艺术类别。

在审美情趣上,他秉持“把艺术还给人民”的理念,筛选作品时注重亲民性、参与性、在地性、生态性、多样性、功能性等,力争让每件作品都能融入环境、融入乡村、融入观众、融入农民的生活。

“审美,对艺术项目尤其重要。首先,它不能是艺术家小众的‘自嗨式’艺术,必须兼顾大众审美及游人的参与和互动;其次,绝不能盲目跟风、简单复制、粗制滥造,要在潮流中做出自己的特色,做出真正接地气的艺术,让多数人‘伸手可及’且又具一定引领性。”陈勇说。

最后,经过8年的匠心打造,陈勇的作品——中国武隆·懒坝国际大地艺术季于2019年8月启幕,其后虽有新冠疫情“搅局”,但项目依然“一炮而红”,现已累计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节假日及旅游旺季,周边民宿更是“一房难求”。

傅国东称,项目对村里的带动效应很明显。在土地流转上,每年村里有150万余元收入;在村民务工上,约有300位村民在项目常年工作,月薪3000元左右;村里办起了民宿、农家乐15家,经营得好的在夏天旺季月营业收入超过10万元。

挖掘在地文化

以独有形象激活内生动力

相比清水村“无中生有”的外来文化植入方式,通安村则探索了另一种“文化兴村”的模式,通过对在地传统文化的挖掘、提炼和创新表达,把文化“种”到了游客的心里。

该村依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荣昌陶的文化吸引力和感染力,打造了无法复制的以荣昌陶为主题的古街古道、展览馆、博物馆、文创市集等,营造出一个独特、惊艳、富感染力的乡村空间。

如今,走进通安村,小桥、老街与古巷串联成珠,陶艺、文创与展览相得益彰……悠闲静谧的村庄院落,配上波光粼粼的鱼塘、成排的新型农业大棚,吸引着大量游客、农民、买手、文青聚集,品茗、聊天、鉴陶、交易,各自寻找着最舒适的生活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在让传统非遗文化“活起来”“火起来”的过程中,通安村十分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时代表达。

该村利用村闲置院落——通安小栖,引进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的管永双、李云杉夫妇,开办陶艺工作室,潜心制陶。

相比传统制陶的“师传徒”模式,两人经过专业艺术院校的培训,有较高的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延续荣昌陶传统工艺流程的基础上,他们把“时代基因”编入到这项非遗技艺中,对器型、颜色等进行了大量艺术创新,尤其对汉代草木灰釉进行了创新发展,开发了20多种植物灰釉作品,更加契合时代审美,受到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

两人的多件作品获得全国大奖,其中作品《无象》还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实现艺术人才、非遗传承、乡村建设的共促共荣、多向赋能。

通安村党支部书记邓跃虎介绍,目前,该村已走上一条“乡村+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路,实现文化资源与文化创意、生态旅游等有机结合,2020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1万多元。

黑瓦房、白粉墙,一栋栋错落有致的民居点缀在青山绿水间,一块块金黄色油菜花田镶嵌在大地上……时下,江津区吴滩镇郎家村也已美成了画,这里探索的则是乡村振兴的另一条新路——用红色资源激活乡村发展。

郎家村是聂荣臻元帅的故乡,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聂荣臻元帅故居所在地,也是国家蔬菜种植综合标准化示范区项目基地、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该村利用聂荣臻故居、冲口私塾、聂氏染房、插旗寺小学、吴滩古镇等资源,整体提升了乡村的风貌、景观和环境,建设了感恩步道、郎家村乡情陈列馆、乡村图书馆、田间学校、乡村红色大舞台、富硒田园等文旅互动体验点,打造出集红色教育、农耕文化、农业科普、亲子研学、旅游观光等于一体的红色教育体验景区。

目前,郎家村不仅已摘得国家森林乡村、全国文明村、全国红色美丽村庄等多块“金字招牌”,聂荣臻故里景区还正在积极创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大量游客的到来,也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去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1.7万多元。

“用红色精神的代代传承,激活组织振兴、文化振兴、产业振兴,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激发村民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内动力,既富了村民的腰包,也改变了村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赢。”郎家村村党委书记杨钟海说。

专家观点>>>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院长秦红雨:

乡村文化发展要保护和传播特色乡村形象

乡村振兴,需要文化赋能。乡村文化如何激发内在活力、动力与创新力,走差异化、本土化的发展之路?3月22日,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院长秦红雨就此话题接受了采访。

在秦红雨看来,在乡村文化发展和乡村形象传播过程中,需要重视三个问题:

第一,乡村文化发展要保护和传播特色乡村形象。在重庆广袤的土地上,每一个村庄都是一本“秘史”,因为地理、自然、人文环境差异较大,有着内在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脉络,也是乡村形象的特色所在。在乡村形象的传播与塑造中,要因地制宜,注意挖掘、保护、传播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成自己独特的乡村景观和文化魅力,要让自然与人文相映衬、精神与物质共提升。

第二,乡村文化要注重多种媒介方式的共生。伴随着乡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从广播电视的“村村通”到互联网向乡村普及,再到现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乡村文化既要加强乡村民居、名人故居、历史传说、民风民俗等的继承和发扬,也可以构建自然景观、文旅热点、非遗基地等新的乡村文化传播场域,还可以借助网络直播、微电影、沉浸式旅游等多种方式来打造现代的乡村形象。这需要在共生共融的基础上,共同创造更加丰富的媒介景观,更好地传播乡村文化。

第三,乡村文化要注意激发村民的内在动力。乡村文化说到底是村民的文化,村民的认同不仅是文化的基础,更是乡村文化持续发展的动力。过去“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维应该转变,更应该关注村民对乡村文化自身的创造与发展,吸引更多村民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之中,通过积极参与,增加村民的集体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要鼓励农民借助今天的各种媒介技术手段传播自己的乡村文化,主动塑造乡村文化形象。

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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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如何以文铸魂以文塑形

2021-03-23 06:42:39 来源: 0 条评论

日前,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市民正在游玩。首席记者 龙帆 实习生 何佩玙 摄/视觉重庆

雨霁风光,春分天气,千花百卉争明媚。

3月21日,春雨后的武隆区羊角街道清水村,碧空如洗,陌上青绿。游客们逐“艺”而来,有的在心跳博物馆记录心跳,为生命拍照;有的走入“爱的小径”,感受丹麦童话的浪漫与童真;有的躲进竹音剧院,聆听悦耳的天籁音……

生活即艺术,艺术亦生活。这个曾经的偏僻贫困山村,如今以一张艺术“名片”誉满四方,成为热门旅游景点。

清水村的实践,正是我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旅游赋能乡村发展的一个缩影。去年,我市创建乡村旅游A级景区20个,打造乡村旅游线路200余条。其中,20个村进入全国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

乡村建设,需要利用旅游“一业兴促百业旺”的辐射带动能力,而旅游一定要有IP(即知识产权,能带来效应的产品)形象,IP形象就是生产力。如何因地制宜打造独特的乡村IP形象,让“千村一面”变得“各美其美”,既留得住乡愁,又能把田园风光、秀美乡村变成聚宝盆呢?

文化缺位

乡村建设“有形无神”

“你看我们的村子,车在景中走,人在画中游,游客络绎不绝。其实,它也曾人去村空,差点消亡。”清水村村长傅国东对记者说。

清水村距武隆城区约30公里,海拔1000米左右,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高谷深耕地少,且土层薄、不蓄水,种庄稼“十年九不收”。

村民们挣扎过、奋斗过,种烟叶、栽茶树,但一遇天干就死一大片。无奈之下,改回种玉米、马铃薯。

靠地里刨食,生活艰难,村民只能大量外出务工。而随着人员不断外流,村里人气渐弱,活力渐失,大有从“空巢”到“弃巢”的趋势。

“用文化赋能乡村发展,说实在话,我们之前想都没有想过。村里既没文物古迹,也缺特色民居。我们能接触到的‘文化’活动,除了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傅国东坦言。

如果说,在清水村的乡建历程中,文化缺位是受地理环境、交通条件、村民观念等主客观因素制约,荣昌安富街道通安村的发展历程则能进一步说明问题。

论“古”,成渝古驿道穿村而过,见证了通安村的千年繁华与辉煌,民谣吟唱的“金竹山,瓦子滩,十里河床陶片片,窑公吆喝悍声远,窑火烧亮半边天”便是写照。

谈“今”,永荣矿务局于1959年在此掀起了第一波乡村建设。由于打井采煤的带动,小山村也有了电影院、商店、保健站、食堂、招待所。高峰时,这里年产煤炭5万多吨,职工多达1200多人。

“借煤矿的光,我家上世纪50年代就装了电灯,当时很多县城都只能点煤油灯。村里的姑娘小伙,是十里八乡争相说媒的对象。”55岁的村民刘长久回忆说。

然而,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资源枯竭,矿井被迫关停,工人逐渐撤离,厂房荒芜。留给村民的除了废墟,还有人均仅4分的土地。“矿厂占地,无法复耕。靠种粮食,根本吃不饱。”刘长久说,红极一时的“煤炭村”因此走向衰落。

“这两个村在乡建中文化缺位,绝非个别现象,即便到了现如今,一些地方的乡建依然缺乏内涵,存在盲目冒进、不切实际、方法简单、行为失当等现象。”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联盟副主席张晓军说,如一些地方建设重表象建设、轻实质需求,修建大公园、大广场、大草坪等形象工程,跟风式打造“千村一面”的景观,按照城市的模式,颠覆性地改变乡村的原有格局,甚至以主观臆想代替客观实际,使乡村逐渐丧失原有吸引力,投资项目成为门可罗雀的“烂尾景区”。

植入外来文化

乡野之地成热门打卡地

乡村建设,需要激发文化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因为,差异化的文化表达,才能呈现主题鲜明、亮点突出的独特形象。

那么,在乡建的具体实践中,如何用文化“铸魂”“塑形”?

对此,在清水村成功打造懒坝国际禅境艺术度假区的陈勇有他个人的独到见解: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般的美妙,是乡村;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般的热情,是乡村;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般的悠闲,也是乡村

……

“乡村与城市在自然环境、历史沿革、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差异,造就了二者较大的差异性,这就是乡村吸引城市人的源动力。我们需要做的是,用文化手段放大这一异质性,从而让城市人到乡村能放松心情、有所收获。”陈勇称。

2012年,他到武隆度假,偶然听说清水村有户农家做的羊肉不错,便与朋友驱车前往。

“车子在盘山路上兜兜转转了很久才赶到……房屋破旧、土地荒芜,清水村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凋敝。”陈勇回忆说,但当地绿水青山映衬下的老房子、性格淳朴的老百姓,打动了他。

“没有可供挖掘和表达的历史文化,我能否植入‘外来’文化,用大地艺术革新乡村?”有着浓厚艺术情结的陈勇说,当时他的脑袋里闪现出一个大胆的念头。

旋即,他与团队通过考察、论证、设计……用两个月时间,制定出一套“艺术兴村”的方案,懒坝项目随之上马。

建设中,陈勇把“艺术本体”和“审美情趣”视为成败的关键。

在艺术本体上,他选择了当代国际先锋艺术,邀请多位全球知名艺术家,打造了心跳博物馆、漂浮的岛屿、爱的小径等国内独一无二的IP作品,涵盖绘画、装置、雕塑、行为等艺术类别。

在审美情趣上,他秉持“把艺术还给人民”的理念,筛选作品时注重亲民性、参与性、在地性、生态性、多样性、功能性等,力争让每件作品都能融入环境、融入乡村、融入观众、融入农民的生活。

“审美,对艺术项目尤其重要。首先,它不能是艺术家小众的‘自嗨式’艺术,必须兼顾大众审美及游人的参与和互动;其次,绝不能盲目跟风、简单复制、粗制滥造,要在潮流中做出自己的特色,做出真正接地气的艺术,让多数人‘伸手可及’且又具一定引领性。”陈勇说。

最后,经过8年的匠心打造,陈勇的作品——中国武隆·懒坝国际大地艺术季于2019年8月启幕,其后虽有新冠疫情“搅局”,但项目依然“一炮而红”,现已累计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节假日及旅游旺季,周边民宿更是“一房难求”。

傅国东称,项目对村里的带动效应很明显。在土地流转上,每年村里有150万余元收入;在村民务工上,约有300位村民在项目常年工作,月薪3000元左右;村里办起了民宿、农家乐15家,经营得好的在夏天旺季月营业收入超过10万元。

挖掘在地文化

以独有形象激活内生动力

相比清水村“无中生有”的外来文化植入方式,通安村则探索了另一种“文化兴村”的模式,通过对在地传统文化的挖掘、提炼和创新表达,把文化“种”到了游客的心里。

该村依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荣昌陶的文化吸引力和感染力,打造了无法复制的以荣昌陶为主题的古街古道、展览馆、博物馆、文创市集等,营造出一个独特、惊艳、富感染力的乡村空间。

如今,走进通安村,小桥、老街与古巷串联成珠,陶艺、文创与展览相得益彰……悠闲静谧的村庄院落,配上波光粼粼的鱼塘、成排的新型农业大棚,吸引着大量游客、农民、买手、文青聚集,品茗、聊天、鉴陶、交易,各自寻找着最舒适的生活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在让传统非遗文化“活起来”“火起来”的过程中,通安村十分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时代表达。

该村利用村闲置院落——通安小栖,引进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的管永双、李云杉夫妇,开办陶艺工作室,潜心制陶。

相比传统制陶的“师传徒”模式,两人经过专业艺术院校的培训,有较高的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延续荣昌陶传统工艺流程的基础上,他们把“时代基因”编入到这项非遗技艺中,对器型、颜色等进行了大量艺术创新,尤其对汉代草木灰釉进行了创新发展,开发了20多种植物灰釉作品,更加契合时代审美,受到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

两人的多件作品获得全国大奖,其中作品《无象》还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实现艺术人才、非遗传承、乡村建设的共促共荣、多向赋能。

通安村党支部书记邓跃虎介绍,目前,该村已走上一条“乡村+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路,实现文化资源与文化创意、生态旅游等有机结合,2020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1万多元。

黑瓦房、白粉墙,一栋栋错落有致的民居点缀在青山绿水间,一块块金黄色油菜花田镶嵌在大地上……时下,江津区吴滩镇郎家村也已美成了画,这里探索的则是乡村振兴的另一条新路——用红色资源激活乡村发展。

郎家村是聂荣臻元帅的故乡,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聂荣臻元帅故居所在地,也是国家蔬菜种植综合标准化示范区项目基地、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该村利用聂荣臻故居、冲口私塾、聂氏染房、插旗寺小学、吴滩古镇等资源,整体提升了乡村的风貌、景观和环境,建设了感恩步道、郎家村乡情陈列馆、乡村图书馆、田间学校、乡村红色大舞台、富硒田园等文旅互动体验点,打造出集红色教育、农耕文化、农业科普、亲子研学、旅游观光等于一体的红色教育体验景区。

目前,郎家村不仅已摘得国家森林乡村、全国文明村、全国红色美丽村庄等多块“金字招牌”,聂荣臻故里景区还正在积极创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大量游客的到来,也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去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1.7万多元。

“用红色精神的代代传承,激活组织振兴、文化振兴、产业振兴,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激发村民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内动力,既富了村民的腰包,也改变了村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赢。”郎家村村党委书记杨钟海说。

专家观点>>>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院长秦红雨:

乡村文化发展要保护和传播特色乡村形象

乡村振兴,需要文化赋能。乡村文化如何激发内在活力、动力与创新力,走差异化、本土化的发展之路?3月22日,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院长秦红雨就此话题接受了采访。

在秦红雨看来,在乡村文化发展和乡村形象传播过程中,需要重视三个问题:

第一,乡村文化发展要保护和传播特色乡村形象。在重庆广袤的土地上,每一个村庄都是一本“秘史”,因为地理、自然、人文环境差异较大,有着内在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脉络,也是乡村形象的特色所在。在乡村形象的传播与塑造中,要因地制宜,注意挖掘、保护、传播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成自己独特的乡村景观和文化魅力,要让自然与人文相映衬、精神与物质共提升。

第二,乡村文化要注重多种媒介方式的共生。伴随着乡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从广播电视的“村村通”到互联网向乡村普及,再到现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乡村文化既要加强乡村民居、名人故居、历史传说、民风民俗等的继承和发扬,也可以构建自然景观、文旅热点、非遗基地等新的乡村文化传播场域,还可以借助网络直播、微电影、沉浸式旅游等多种方式来打造现代的乡村形象。这需要在共生共融的基础上,共同创造更加丰富的媒介景观,更好地传播乡村文化。

第三,乡村文化要注意激发村民的内在动力。乡村文化说到底是村民的文化,村民的认同不仅是文化的基础,更是乡村文化持续发展的动力。过去“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维应该转变,更应该关注村民对乡村文化自身的创造与发展,吸引更多村民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之中,通过积极参与,增加村民的集体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要鼓励农民借助今天的各种媒介技术手段传播自己的乡村文化,主动塑造乡村文化形象。

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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