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但摆在新生的红色政权面前的仍是一个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人民政权是否能够站稳脚跟，面临着严峻复杂的考验。

镇压反革命、支援抗美援朝、全面启动土地改革等一系列巩固政权的举措，在重庆解放后轰轰烈烈开展。

镇压反革命：

重庆解放后巩固政权第一战

“从颤颤巍巍的破烂木屋到坚固的高楼大厦，重庆的历史就像建这些房子一样，都是一点点从屋基开始建立。”89岁的夏元芬遥望着解放碑的繁华，湿润的眼眶中有着别样的神采。

渝中区七星岗街道退休干部夏元芬经历了重庆解放前后的历史，至今在她所住的小区“红军苑荣誉墙”上，还挂有她和老伴樊清云的历史老照片。

出生于1933年的夏元芬，亲眼见证了重庆解放后的新生，也坚定了彼时“就想跟着解放军走”的信念，成为了重庆解放后地方工作的积极分子。

但摆在新生人民政权面前的并非一片坦途。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但解放第二天，原国民党军队排长刘大申等人打着解放军的旗号，成立300余人非法武装，并编造建立所谓的“解放军人民政府”。

此外，各种特务活动的破坏、暗杀、爆炸等层出不穷，重庆附近的铜梁、永川、大足等县城相继遭土匪围攻。

1950年10月10日，党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为了保障土改和经济建设，“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

1950年11月7日，重庆市宣布成立市镇反委员会。12月7日，重庆市以集中逮捕潜藏在厂矿企业的反革命分子为开端，开始了重庆市镇压反革命运动。

重庆当年的镇反运动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51年“3·13大逮捕”为标志，一大批罪恶严重的反革命分子被抓捕；第二阶段从1951年12月开始，全面肃清残敌、消灭死角，开展了民主改革、清理“中间层”、管制反革命分子、打击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等工作；第三阶段从1953年1月开始，农村取缔反动会道门，水上、建筑业镇反以及对镇反工作进行判定。

历时3年的镇反运动，集中打击了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基本扫除了在重庆的国民党残余敌对势力，为巩固人民政权，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反革命横行的时候很多群众不敢出门，但镇反运动后大家都能高高兴兴出门。”夏元芬回忆。

支援抗美援朝：

重庆儿女的忘我奉献

“镇反运动正在进行时，抗美援朝战争又打响了。”夏元芬说到此，下意识攥紧了手。

1950年，重庆成立抗美援朝分会，随后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全力支援前方战场需要。

据重庆抗美援朝分会和重庆市民政局的统计，重庆先后有2696名青年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共有207人壮烈牺牲。

革命烈士、一级英雄邱少云就是这些烈士的代表。

邱少云是重庆铜梁人，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第15军第29师第87团第9连战士。

1951年3月，邱少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952年10月12日因美军燃烧弹落在邱少云潜伏点附近，火势蔓延全身，为避免暴露，邱少云放弃自救，壮烈牺牲，年仅26岁。

抗美援朝的几乎所有战役中，都有重庆籍战士英勇牺牲、立功受奖。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重庆籍指战员共有426人481次立功受奖。

重庆不仅为前线输送了大量战斗力量，还在后方有力支援了前线战斗。

截至1952年2月，重庆人民捐款已足够购买战斗机54架，远远超过当初计划的39架。

现代战争在相当程度上打的是后勤供给能力，重庆1951年的钢轨产量比解放初增加了10倍，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也比1950年分别提高了1至4倍。

全面土地改革：

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

随着镇反运动的顺利推进以及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另一项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土地改革运动，也在巴渝大地全面铺开。

“我和老伴当年就是全面参与了渝中区的土改工作。”夏元芬说。

土改之前，重庆的土地兼并集中情况非常严重。当时的统计显示，一般地区地主占据了全部土地的70%—80%，更有少数农村的土地全部被地主兼并。

经过前期的减租退押运动，重庆的农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市郊各区和巴县参加农会的农民，分别达农民总数的32.2%和25.2%，多数地区农民已在政治上占据了优势。

土地改革运动启动后，进展极为迅速有效，1951年重庆的春季土改于1月中旬启动，3月底结束，短短两个半月时间，除菜园坝和大坪地区外，共计35个乡镇、240个村、40589户、236939人实现土改。

夏季土改从6月上旬启动，到9月结束，历时三个月，巴县的56个乡及另外2乡完成土改任务，最后两个乡也于当年12月完成扫尾工作。

最终，全市共70多万农民，共分得土地440余万市石、房屋40余万间、粮食76万余斤、耕牛2074头、农具19万多件、家具232万件，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

重庆日报记者 陈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