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南站的不远处，有一个以“铁路”命名的社区，它以南站为中心，沿着长江依次排布。这里的马路不宽，楼房也不高。老成渝铁路与社区并行，来往的火车与汽车，都同样的不急不缓。居住在铁路村的家庭，多数是铁路职工和家属，他们与铁路村一同构成了与外界截然不同的生态。

随意穿进铁路四村的一条小巷，两旁皆是低矮的铁路职工宿舍楼，它们大多人去楼空，唯有一楼的街坊小店，依旧开门迎客。穿过小巷，眼前豁然开朗。铁轨、厂房、书屋、涂鸦、本地人、外地人……又是一番奇趣的光景。成渝铁路的轨道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三岔口，以前是为蒸汽机车调头所设置，当地人俗称三角道。

三角道的一旁，一座破旧的平房挂着“军哥书屋”的木牌，5块钱一杯的盖碗茶，可以从白天喝到夜晚。不知是因为三角道，还是因为军哥书屋，这一片世外桃源已然成为人们的心之所向。

军哥书屋还是铁路摄影爱好者们的据点。铁路与人，在这里似乎有一种高度的默契。外面的人因铁路而来，里面的人因铁路而留，而军哥书屋，则因为成渝铁路，成为人们情感的寄托。

书屋的主人苟军曾经在附近的电厂工作，原本只是想找个地方堆放书籍，没想这破败的小屋竟然成了如今的模样。小屋里随处摆放着苟军几十年来的收藏，其中不乏成渝铁路的各类线路地图和各个年份的成渝两地火车票，也有《重庆南机务段志》、《重铁简史》等珍贵史料。

这两年，随着铁路三村和四村搬迁，军哥书屋又成了居民们寄放老物件的场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甚至一个印着铁路标志的搪瓷杯，老居民们把有关铁路的所有记忆，都留在了军哥书屋里，希望多年之后，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军哥书屋的一侧是火车机车的检修车间，废弃的车间门前印有一张巨大的彩色照片。站立在第二排的刘祥恩至今仍和老伴居住在铁路四村。当邻居们纷纷搬到更为舒适的居住环境，老两口却舍不得离开这个陪伴了他们几十年，每天都能听到火车声响的老房子。

87岁的刘祥恩曾是成渝铁路上的一名养路工人，对于两根钢轨，他再熟悉不过，即便是几毫米的误差，他也能肉眼辨别。看着三角道和军哥书屋突然热闹起来，老人有些不习惯，也有些不明白。三角道这边有什么？实际上就看几根旧钢轨，没有什么特殊的。

嘴上说着不好看，可事实上，老人每天都要到铁路上去看上两眼，听着火车经过时咔嚓的声响，这一天才算完整。就像身上这套深蓝色的铁路制服，即便破旧了，却始终不愿意脱下。“铁路蓝”是铁路人珍藏于心底的一抹色彩，刘祥恩穿了一辈子，而他的下一代，也同样拥有这一身制服。

在铁路系统里，铁二代，铁三代，是最常见的家族延续。铁路退休职工李国方的父亲李鸿升，是成渝铁路上的第一代火车司机，曾作为全国劳模，先后两次登上过天安门城楼旁的观礼台。

1952年7月1号成渝铁路通车的时候，人山人海，李鸿升当时是剪彩列车司机。那天上午十点，在人群巨浪般的欢呼声中，李鸿升驾驶着3859号列车从重庆站出发，踏上了“新中国第一路”。

在父亲娓娓道来的火车故事中，李国方渐渐长大，1975年他接过父亲的班，成为李家第二代火车司机，开上了他从小羡慕的“钢铁大家伙”，可真实的列车生活并不只有想象中的诗和远方。

李国方开过蒸汽机车，也开过内燃机车，却没能赶上“动车”的好时光，这是他最大的遗憾。而这个遗憾，最终也被李家的“铁三代”，李国方的儿子李治刚给弥补上了。作为成渝高铁提质改造后“复兴号”的首发司机，李治刚特意将父亲带回了这个他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

对于许多铁路人来说，铁路是他们最终的归宿，周而复始，代代相传。而对于外面的人而言，铁路是他们志在四方的起点，在任何一段如歌的岁月里。

上世纪60年代，重庆成为全国三线建设的核心地区。因为铁路的便利，很多工厂企业将厂房建在了成渝铁路沿线的周边。那时的大足，条件异常艰苦，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却干劲冲天。

从1965年10月1日正式开工修筑厂区公路，到1966年底基建和生产两方面的目标全部实现，在这个曾经的荒山沟里，不仅诞生了中国重型汽车工业的摇篮——四川汽车制造厂，还成功研制投产了中国自制重型军用越野汽车，在西南三线建设史上创造了远近闻名的“川汽速度”。

成渝铁路载着人们从天南地北来到重庆，成渝铁路也载着人们的理想，创造着一个时代的工业奇迹。在位于重庆市永川区的重庆城市科技学院里，有几栋上个世纪70年代的建筑，这里，诞生了当年国内外知名的集成电路专业研究所——1424研究所。1424研究所，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永川三线建设的缩影。

三线建设时期，在永川重点布局的有电子工业、船舶工业。红江机械厂就诞生于这个特殊的时期。一批三四十年代出生的热血年轻人，毫不犹豫地就放下了舒适的环境，来到了四川深山老林搞三线建设的大洪流。

生活的清苦并没有让青年们丧失斗志，相反，他们在铁路沿线的这座小县城里，青春澎湃，斗志昂扬。如今的红江厂，已经成长为国内生产大功率船用柴油机核心部件综合实力最强的企业之一。永川，这个偏远落后的小县城也因为他们的到来，开始焕发生机。

1977年，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被恢复。那年冬天，有570万名考生参加考试，27.3万人被录取。不同的人，怀揣着相同的梦想，在成渝铁路上相遇，同行。绿皮火车将成千上万的学子送到他们梦开始的地方，并不宽敞的车厢里，装满了鸿鹄之志和远大前程。

民谣歌手周云蓬在他的那本《绿皮火车》里写道：“我坐在车厢连接的地方，想象着将要面临的大城市。我终于一个人面对世界了。”

1980年，“春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许许多多中国人背起行囊，有的归心似箭，有的仗剑天涯，火车正好承载了关于回家和远行的意义，“仿佛站在火车边上，就已开始流浪。”

当时，成都北站只有成渝、宝成、成昆三条线。它既是特等站，又是始发站，“一票难求”自然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痛。哪怕是一张站票，也弥足珍贵。

为了缓解供不应求的矛盾，车站也尽量想办法向铁路局申请车皮，加开临客，把滞留在广场上的旅客，输送到他们的目的地。于是，铁路上出现了闷罐车，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产物，也是那个年代留给人们最鲜活的记忆。

这是已故著名摄影师王福春用三十多年时间，记录下的火车上的人生百态。它们被收纳进那本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的摄影专题集，王福春给它取名：《火车上的中国人》。

这是2020年，成渝间复兴号上的中国人。火车与人的关系，似乎不再像从前那般热络。而事实上，这种关联，已经深入骨髓。复兴号的开行，对于那些对成渝铁路有着无比眷恋的人们来说，并没有多大影响。

不管脚步走得再远，我们终将回到原点。

一个人，一条铁路，一个时代，

在成渝铁路如歌的岁月里，

一一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