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重庆的两份《青年生活》
为更好地指导和教育大后方青年学习、工作、生活和斗争,周恩来和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持久有效的宣传教育,主办和领导了三份《青年生活》报刊,代表党在国统区公开发声宣传,成为大后方青年宣传工作的主阵地。

八十多年前重庆的两份《青年生活》

来源:华龙网-重庆晚报2022-05-11

2022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

百年青运史,红岩谱华章。

5月10日,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丁英顺介绍,全民族抗战以来,当时周恩来和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高度重视大后方青年工作,寄望广大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

为更好地指导和教育大后方青年学习、工作、生活和斗争,周恩来和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持久有效的宣传教育,主办和领导了三份《青年生活》报刊,代表党在国统区公开发声宣传,成为大后方青年宣传工作的主阵地。其中,八十多年前这两份在重庆创办的《青年生活》,影响极大。

《新华日报·青年生活》

国统区青年的良师益友

《新华日报》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其中,《青年生活》是《新华日报》几大著名专刊之一,由南方局青年组主编(1946年5月南方局东迁后,由中共四川省委青年组主编),实际上已成为南方局、四川省委指导大后方青年工作的公开部门。

1940年2月,南方局在《新华日报》报馆中专门增设青年问题研究会,由青年组刘光负责。以此为基础,刘光和青年组在《新华日报》开辟《青年生活》专刊(两周刊),以此打造《新华日报》宣传青年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阵地,使其“真正成为全国青年的园地、生活与斗争的锻冶厂、学习与批判的社会大学”。

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为了适应日趋恶化的政治环境,疏散大批人员,缩减报纸篇幅,《青年生活》专刊于1941年1月25日出至第25期后暂时停刊,于1942年2月1日复刊。

复刊后的《青年生活》还经历了几次改版。1942年第41期起,改版后的《青年生活》每期固定在第四版下半部分,与《新华副刊》各占一半篇幅,内容编排更加严谨,贴合大后方青年的实际生活和工作需求。1945年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从1945年5月13日第107期起,《青年生活》由两周刊改为周刊。

1947年2月23日,《青年生活》出版至第187期也是最后一期,以重庆青年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文章《曲折的斗争,显明的口号》,提醒青年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1947年2月28日,《新华日报》遭国民党当局强令停刊。

《青年生活》专刊在6年多时间里,认真倾听青年心声,积极回应青年关切,解决青年困惑,循循善诱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引导大后方青年走向光明人生,因此受到各界青年的欢迎和喜爱。

丁英顺说,《青年生活》专刊是南方局指导和教育大后方青年学习、工作、生活和斗争最直接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在大后方青年宣传主阵地上打赢了一个又一个胜仗,在党报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

川东特委青委《青年生活》

重庆青年学习生活园地

丁英顺介绍,重庆《青年生活》由川东特委于1938年9月25日在重庆正式创办,作为川东特委青委机关刊物,由青委书记杨述、委员许立群、许晓轩分别担任主编和编委,许晓轩还负责杂志发行工作。

每期稿件编好后,由许晓轩送到《新蜀报》或《商务日报》印刷厂排印,每期印一两千份。除内部赠送外,大部分交生活书店出售。《青年生活》一开始是月刊,从1939年3月1日第4期起改为两周刊,一直到7月15日被迫停刊,一共出了10期。

尽管重庆《青年生活》存续时间不到一年,但其刊登的文章内容如《职业青年与补习教育》《论青年组织问题》《保持青年的光荣传统》《怎样去组织农村青年》《到那里去升学》等紧扣时事、贴合青年实际的问题,因此备受欢迎。

1939年,重庆经历了惨烈的“五三”“五四”大轰炸,《青年生活》编者们在躲避空袭的同时,于第8、9期合刊中专门开辟了《论轰炸中都市的青年工作》的集体讨论,痛斥日寇“用无耻的轰炸政策,想动摇我们抗战决心,企图以疯狂的屠杀,慑服我们战斗的勇气”,提醒广大青年“由重庆‘五三’‘五四’两次轰炸所得的血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到,在敌机轰炸后,青年工作和一般的群众工作的条件大大改变了”。

这期合刊开辟的《五四特辑》中还有许晓轩撰写的《五四在今年》,呼吁青年“在‘五四’这一天,不仅是了解了‘五四’而是要实实际际的为纪念‘五四’而工作”。

作为编委和发行员的许晓轩,在《青年生活》出版发行期间做了大量工作,除亲自撰写文章,还负责发行工作。他节衣缩食,把积存的钱用来办刊物,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延伸 桂林也有一份《青年生活》

1940年春,桂林《青年生活》在李克农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支持下正式创办。据杂志负责人蒋宗鲁回忆:“《青年生活》是月刊,于1940年春创刊以后,一直得到八路军驻桂办事处的重视,并给以领导和支持。”

桂林《青年生活》刚创办时,编辑工作由蒋宗鲁、李庚、叶方等人负责,主要由蒋具体负责,发行人是樊克昂,负责出版等具体工作。杂志的内容选题丰富、贴近实际且具有影响力。

皖南事变后,《青年生活》的几个创办人相继撤退到敌后根据地,刊物就由张若达、张先畴、林涧青、姚平等人继续筹办。一直到1944年日军进攻广西,出至5卷1期(1944年6月)停刊,一共出版了25期,后期还出版了一套《青年生活丛书》。

桂林《青年生活》在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桂办事处的领导下,对广大青年起到了积极的宣传和组织作用。杂志的发行数量也逐步上升,由开始的两三千份,最高时达到一万多份。不仅在广西青年中颇有影响,而且远销湖南、江西、广东、贵州、云南等地,是当时在西南各省销量较多、影响较大的进步青年读物之一。

丁英顺介绍,《青年生活》收到了创办时所预期的效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使不少青少年走上抗战和革命道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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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多年前重庆的两份《青年生活》

2022-05-11 05:34:34 来源:

2022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

百年青运史,红岩谱华章。

5月10日,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丁英顺介绍,全民族抗战以来,当时周恩来和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高度重视大后方青年工作,寄望广大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

为更好地指导和教育大后方青年学习、工作、生活和斗争,周恩来和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持久有效的宣传教育,主办和领导了三份《青年生活》报刊,代表党在国统区公开发声宣传,成为大后方青年宣传工作的主阵地。其中,八十多年前这两份在重庆创办的《青年生活》,影响极大。

《新华日报·青年生活》

国统区青年的良师益友

《新华日报》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其中,《青年生活》是《新华日报》几大著名专刊之一,由南方局青年组主编(1946年5月南方局东迁后,由中共四川省委青年组主编),实际上已成为南方局、四川省委指导大后方青年工作的公开部门。

1940年2月,南方局在《新华日报》报馆中专门增设青年问题研究会,由青年组刘光负责。以此为基础,刘光和青年组在《新华日报》开辟《青年生活》专刊(两周刊),以此打造《新华日报》宣传青年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阵地,使其“真正成为全国青年的园地、生活与斗争的锻冶厂、学习与批判的社会大学”。

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为了适应日趋恶化的政治环境,疏散大批人员,缩减报纸篇幅,《青年生活》专刊于1941年1月25日出至第25期后暂时停刊,于1942年2月1日复刊。

复刊后的《青年生活》还经历了几次改版。1942年第41期起,改版后的《青年生活》每期固定在第四版下半部分,与《新华副刊》各占一半篇幅,内容编排更加严谨,贴合大后方青年的实际生活和工作需求。1945年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从1945年5月13日第107期起,《青年生活》由两周刊改为周刊。

1947年2月23日,《青年生活》出版至第187期也是最后一期,以重庆青年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文章《曲折的斗争,显明的口号》,提醒青年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1947年2月28日,《新华日报》遭国民党当局强令停刊。

《青年生活》专刊在6年多时间里,认真倾听青年心声,积极回应青年关切,解决青年困惑,循循善诱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引导大后方青年走向光明人生,因此受到各界青年的欢迎和喜爱。

丁英顺说,《青年生活》专刊是南方局指导和教育大后方青年学习、工作、生活和斗争最直接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在大后方青年宣传主阵地上打赢了一个又一个胜仗,在党报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

川东特委青委《青年生活》

重庆青年学习生活园地

丁英顺介绍,重庆《青年生活》由川东特委于1938年9月25日在重庆正式创办,作为川东特委青委机关刊物,由青委书记杨述、委员许立群、许晓轩分别担任主编和编委,许晓轩还负责杂志发行工作。

每期稿件编好后,由许晓轩送到《新蜀报》或《商务日报》印刷厂排印,每期印一两千份。除内部赠送外,大部分交生活书店出售。《青年生活》一开始是月刊,从1939年3月1日第4期起改为两周刊,一直到7月15日被迫停刊,一共出了10期。

尽管重庆《青年生活》存续时间不到一年,但其刊登的文章内容如《职业青年与补习教育》《论青年组织问题》《保持青年的光荣传统》《怎样去组织农村青年》《到那里去升学》等紧扣时事、贴合青年实际的问题,因此备受欢迎。

1939年,重庆经历了惨烈的“五三”“五四”大轰炸,《青年生活》编者们在躲避空袭的同时,于第8、9期合刊中专门开辟了《论轰炸中都市的青年工作》的集体讨论,痛斥日寇“用无耻的轰炸政策,想动摇我们抗战决心,企图以疯狂的屠杀,慑服我们战斗的勇气”,提醒广大青年“由重庆‘五三’‘五四’两次轰炸所得的血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到,在敌机轰炸后,青年工作和一般的群众工作的条件大大改变了”。

这期合刊开辟的《五四特辑》中还有许晓轩撰写的《五四在今年》,呼吁青年“在‘五四’这一天,不仅是了解了‘五四’而是要实实际际的为纪念‘五四’而工作”。

作为编委和发行员的许晓轩,在《青年生活》出版发行期间做了大量工作,除亲自撰写文章,还负责发行工作。他节衣缩食,把积存的钱用来办刊物,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延伸 桂林也有一份《青年生活》

1940年春,桂林《青年生活》在李克农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支持下正式创办。据杂志负责人蒋宗鲁回忆:“《青年生活》是月刊,于1940年春创刊以后,一直得到八路军驻桂办事处的重视,并给以领导和支持。”

桂林《青年生活》刚创办时,编辑工作由蒋宗鲁、李庚、叶方等人负责,主要由蒋具体负责,发行人是樊克昂,负责出版等具体工作。杂志的内容选题丰富、贴近实际且具有影响力。

皖南事变后,《青年生活》的几个创办人相继撤退到敌后根据地,刊物就由张若达、张先畴、林涧青、姚平等人继续筹办。一直到1944年日军进攻广西,出至5卷1期(1944年6月)停刊,一共出版了25期,后期还出版了一套《青年生活丛书》。

桂林《青年生活》在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桂办事处的领导下,对广大青年起到了积极的宣传和组织作用。杂志的发行数量也逐步上升,由开始的两三千份,最高时达到一万多份。不仅在广西青年中颇有影响,而且远销湖南、江西、广东、贵州、云南等地,是当时在西南各省销量较多、影响较大的进步青年读物之一。

丁英顺介绍,《青年生活》收到了创办时所预期的效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使不少青少年走上抗战和革命道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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