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中区湖广会馆，这里曾是保路宣传的主战场。 本版图片由记者 龙在全摄
修葺一新的张培爵纪念碑
百年川汉路 梦圆渝川鄂
——从辛亥革命到实现民族复兴
重庆渝中区沧白路上，矗立着一座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碑，铭刻着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声名显赫的辛亥英烈-张培爵。鸟瞰脚下的嘉陵江，不但将都市的日新月异尽收眼里，还向人们诉说着100年前的那一个特别日子。
当年，重庆革命党人不费一枪一弹夺取了清廷的地方政权，宣布重庆独立，时年35岁的张培爵担任重庆蜀军政府都督。
在很多人看来，这段光复重庆的历史，也许只是四川保路运动一个锦上添花的过程，但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周勇认为，保路运动中的川汉铁路影响了中国百年来的历史进程，重庆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特殊使命
参加保路运动积蓄力量
时间追溯到100年前，四川保路运动消息传来，重庆在1911年6月28日率先成立了“重庆保路同志协会”，连续在万寿宫、禹王庙(现在湖广会馆一带-记者注)等处召开大会宣传保路主张。本月11日，周勇向记者讲述了100年前波澜壮阔的保路风潮。
1911年8月5日，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在成都召开，同盟会重庆支部派朱之洪以重庆股东代表身份赴成都出席。行前，负责人杨庶堪对朱之洪说：“同盟会应趁此时机，转化保路运动为反满革命运动”。
从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仅一个半月，风靡全川，人民群众正在逐渐突破“文明争路”的蕃篱。此时，淸廷委派赵尔丰接替王人文任四川总督。四川立宪派为求得赵尔丰的支持，在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前，定下基调仍是“文明争路”。
朱之洪到成都后，与在省党人曹笃、龙剑鸣等密商，决定“采取孤立成都，最后夺取成都”的革命战略。“当时，成都清吏对革命党防备极严，同盟会基本上停止了有组织的活动。”周勇介绍，在特别股东大会上，朱之洪又利用合法讲坛，揭露清政府破坏保路运动的阴谋。
1911年8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转来了端方的电报，端方指责四川保路运动是“蜀中近状嚣张”，诬蔑和分化运动的领导力量。与会代表都纷纷表示强烈反对，提出罢斥李稷勋。
朱之洪立即登台发言，有理有据地逐条驳斥端方对四川保路运动的诬蔑和攻击，赢得了会议代表的阵阵喝彩。随后，朱之洪以“川省川汉铁路股东会”的名义，起草了给端方的复电。
8月24日上午，出席特别股东大会的代表正式获悉李稷勋升官的消息，会场内一片哭喊声、叫骂声。下午，民众愤怒了，百业停闭，学堂一律停课。
声援四川
同盟会骨干曾策划罢市
由于同盟会员在重庆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所属各州县也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使重庆保路运动出现了“同志会日张大，演说者集万众，哗动一时”的大好形势。
1911年7月，长寿县铁路股东代表刘天佑、向树贤、舒兴铨等赶回原籍，他们在县乡通衢大道处张贴各种宣传品，用通俗语言鼓动群众参加保路运动。
面对这一形势，长寿地方官“恐过激生变”，不准成立协会。长寿热心士绅彭凤和等人出面主持，长寿县保路同志协会才得以成立，当即有两千多人入会。
得知这一消息，四川京官、裁缺内阁侍读学士甘大璋向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密告重庆同盟会员“开会演说，意在谋为不轨”，要求惩办。
“其实，当时的革命条件并不十分成熟，重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并不会公开鼓动闹事，而是暗中进行起义准备。”据周勇介绍，成都罢市罢课的消息传来，重庆保路同志协会也“秘密地进行着鼓动”，计划8月30日举行全市罢市。8月30日一大早，川东道、巴县知县和所有的地方官都倾巢出动，到街上威胁各商家，要他们照常开门营业。一部分富裕商人产生了动摇，他们害怕由于罢市而遭到清政府的压制，因而拒绝罢市。
“由于局势动荡，重庆商人也不再向上海采运货物，并且赶紧运出重庆的土货，以至市面货物越来越少。”周勇表示，尽管重庆当时没有罢市，但到9月中旬，“除了柜台上的零星交易外，全部买卖都已停顿”。
联络袍哥
作为武装起义“别动队”
1911年9月中旬，成都同盟会员制作的的“水电报”传到了重庆。重庆支部随后通知各州县革命党人密谋起义。
“武装起义，是同盟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周勇表示，同盟会重庆支部成立之际，一方面“联络袍哥会当中的知识分子，作为发动举事时的别动队”。另一方面又控制了重庆府中学堂供学生练习的两百支快枪。
清朝重臣端方率军经过重庆时，恰逢广东巡警道李湛阳回渝省亲。李湛阳是重庆总商会首任总理、西南最大票号天顺祥老板李耀庭的长子，与端方要好。因此，端方命李为新巡防军统领，招募新兵组建防军三营。杨庶堪凭借他与李家的姻亲关系，趁机控制了这支部队。
同时，许多同盟会员本身就是会党首领。重庆同盟会员刘祖荫，就是重庆哥老会有名的舵把子，很有号召力。同盟会员朱之洪、朱必谦在袍哥中享有声望，他们联系福寿堂仁字号堂口的冉大爷(炳之)具体负责组织袍哥参加起义。
此外，同盟会重庆支部还通过袍哥控制了部份清军。会党首领况春发、熊宅安、关绍州、关炳成等各自编成一支小队，购置军械，自任队长，在清军中发展队伍。
况春发是会党中的著名人物，他与川东道朱有基的心腹、炮队营教练长邓崑山交情甚好，通过这个关系，他组织的这支队伍共有三百多人，都是行侠仗义的敢死之士，取名“义勇队”。
除联络会党，控制新军外，同盟会重庆支部还建立了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效法黄花岗起义“选锋队”(敢死队)的举动，也组织了以同盟会员石青阳、卢汉臣为首的“敲死队”，作为发动重庆起义的骨干力量。
兵不血刃
知府投降宣告革命胜利
1911年11月18日，同盟会员廖树勋在长寿逮捕知县沈兆翔，宣布独立，建立了长寿军政府。“重庆以下各州县先于重庆而起义独立，都是同盟会重庆支部策动的，各州县‘皆以重庆机关部为革命枢纽’”周勇表示，他们的起义为重庆独立准备了条件。
1911年11月5日夜，夏之时策动驻龙泉驿的新军230人誓师起义，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夏旋即率军东下，由水道抵重庆江北。
重庆商人以为夏军是前来镇压的清军，托朱之洪送给夏之时钱和米，请他不要入城。朱之洪与夏之时商定了夏军入城后即宣布重庆独立的计划。随后，夏之时军兼程进抵城外。浮图关守关的水警巡防军早已转向革命，听到这一消息，立即打开城门。次日早晨，夏之时军已全部齐集浮图关上。
朱之洪回城后，同盟会重庆支部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以和平方式发动重庆独立，将新政府定名为“蜀军政府”。
11月22日，夏军由浮图关进城。重庆知府纽传善急令关闭城门，宣布戒严，负隅顽抗。朱之洪偕张颐取道通远门迎接夏军，守城士兵以无纽传善手令，拒绝开门。朱只好绕道于城墙低矮之处出城，赶赴两路口与夏军相见。朱蕴章随率体育学堂学生至城门，砸锁开门，迎接夏军入城。
夏之时入城时，杨庶堪、张培爵等人出动同盟会控制的中营城防游击队、商勇、川东道防营、水道巡警及炮队、民团等武装力量，集全城官绅商学各界代表两三百人在朝天观开大会，对外宣告重庆独立。
川东道朱有基见大势已去，便弃印而逃，纽传善马上表示缴印剪发投降。随后，一群革命党人押着剪去发辫的清朝官吏游街。
当天，重庆革命党人设“蜀军政府”于原巡警总署，通电全国宣布独立，35岁的张培爵担任重庆蜀军政府都督，夏之时任副都督。
“这场革命，兵不血刃，垂手而克复名城’。”周勇表示，这是全国、全川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的结果，也是同盟会重庆支部长期积蓄力量，周密筹划的必然结果。
关键人物
夏之时入渝助重庆独立
电视剧《世纪人生》中，上海赫赫有名的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多姿多彩的人生，打动了不少观众。董竹君当年从妓院逃出，并远赴日本，离不开丈夫夏之时的帮助。而在辛亥革命的风暴大潮中，夏之时为全国第一个省级军政府-重庆蜀军政府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夏之时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教授馆员徐志福说，夏之时是四川合江人，1905年在东京留学时参加了同盟会，1908年奉命返回四川策动革命。因为他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清朝政府怕他和同盟会有关，不敢重用。只让他在四川新军十七镇当了一个步兵排长。手下人手不多，夏之时便悄悄在部队秘密发展同盟会。
1911年9月，夏之时所在的部队移驻到成都龙泉驿。四川省同盟会派人前来与他秘密接头，不久又传来湖北党人起义成功的喜讯。夏之时决定伺机起义。
同年11月5日晚上，在龙泉驿驻地，夏之时和士兵排长贾雄、骑兵排长隋士杰、辎重兵排长丁扬武等人，策动了二百多名士兵起义，夏之时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
夏之时的部队从简阳东下，一路挥师东南直取重庆。短短数天，队伍发展到了七八百人。夏之时为何选择攻打重庆？徐志福透露，可能是夏之时与同盟会重庆核心成员张培爵是好朋友的关系。当时，张培爵、杨沧白等人正在筹划起义，可惜武力不足。夏之时义军到来，正好可以里应外合。
11月中旬，朱之洪以重庆总商会代表的身份，出城犒劳起义军，送给军饷20万元，大米百石。表面上是请义军勿入重庆，实则是共商攻城大计。此后，朱之洪等人又与当地民团广泛联络，还说动水上巡防军，配合举事，迎接夏军进入重庆城。
11月22日，夏之时大军兵临浮图关。钮传善闻讯仓皇传令，关闭九门，全城戒严。见此情形，朱之洪等人只好绕道寻至城垣低处，越城而过，攀梯而下。这时，同盟会员朱蕴章率领体育学堂的锐进学子一队人赶来，斥退守城兵丁，强行武力毁锁，号称金汤城池、“壮克千秋”的通远门，终于被革命党人打开了。
先前越墙而过的朱之洪等人，翻过城外山脊，在两路口与夏之时军汇合，朱引导起义大军整队列阵，浩浩荡荡地进入通远门，至此，重庆城为起义军全部占领。
重庆蜀军政府，是辛亥革命中第一个夺取省级政权的政府，夏之时被任命为副都督、镇抚府总长，这一年，他只有24岁。
专家说法
重庆四川保路运动有区别
周勇称，四川资产阶级立宪派发动了四川保路运动，并控制着运动的领导权。蒲殿俊、罗纶是这个派别的政治领袖。这个派别，只代表了四川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一方面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斗争中表现为坚持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阶级特性决定了四川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下的保路运动，基本上都是采取上书请愿，泣求天恩的非暴力手段。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重庆的保路运动一开始就置于同盟会重庆支部的领导下。同盟会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组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从一开始，同盟会重庆支部就注意突破立宪派划定的“文明争路”的框框，把反帝爱国的保路运动转变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遗址探访
湖广会馆成保路宣传阵地
从码头下船，拾阶登上朝天门广场，沿长江滨江路西行，不到1千米，登四五十步石阶攀上右侧岩壁，就到了重庆著名的湖广会馆，这里曾经是当年重庆保路运动的主战场。10月18日，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张荣祥告诉记者，四川保路运动的消息传到重庆，在同盟会员梅树南、朱之洪、周晓峰等主持下，重庆保路同志协会连续在这里的万寿宫、禹王庙等处召开大会，由同盟会员杨霖、刘祖荫等人在会上慷慨陈词，激励民众，宣传保路主张。
据介绍，200多年前，“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们自己出资在重庆长江边建立起了湖广会馆，让它成为了游子们在异乡的家。上世纪初，会馆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地位和人气堪比“解放碑”，十分繁华。
2008年，渝中区耗资亿元，历时近两年对湖广会馆修葺一新。记者看到，禹王宫斗拱的龙头都朝着长江，寓意大龙锁江。主体建筑大体依中轴线排列，巍峨古朴。“川渝爆发保路运动后，清廷急调鄂军入川镇压，湖北空虚，武昌起义爆发。因此，湖广会馆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发轫地之一。”张荣祥如是说。
张培爵纪念碑已修葺一新
“经过保护性修复，张培爵烈士纪念碑风采依旧。”10月18日，记者在渝中区沧白路的张培爵烈士纪念碑看到，鲜花簇拥中，曾在岁月中风化的事迹介绍碑已被焕然一新的花岗石替代，纪念碑左边一侧新修建了一个花台。
张培爵是荣昌人，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张培爵等人决定将保路运动转变为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随后发动重庆起义，宣布重庆独立，并被公推为蜀军政府都督，成为当时重庆乃至全四川的辛亥革命重要领导者之一。1915年4月17日，因密谋讨伐袁世凯，张培爵被杀害于北京，时年39岁。
1944年，为纪念重庆辛亥革命中张培爵的卓越功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责成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市政府联手筹建张烈士培爵纪念碑，地点选在了沧白路。沧白路并不是张培爵就义之地，而是他一生革命的起点。
记者看到，这座纪念碑坐北朝南，碑座后部呈“八”字形。碑身正面、背面均为弧形，其上镌刻“张烈士培爵纪念碑”八个大字。1983年，重庆市政府正式将张烈士培爵纪念碑公布为市级保护单位。
据介绍，由于纪念碑地处闹市，再加上长期受粉尘污染、酸雨腐蚀和苔藓等微生物侵蚀，造成碑身严重风化、剥落。今年5月，渝中区文管所经过近两个月的施工，对张培爵纪念碑进行了全面修复。
本版稿件均由 记者 杨兴云 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