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聂荣臻离开家乡之前
1899年12月29日,父亲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场,也就是如今的重庆市江津区吴滩镇。这是一个有趣的日子,仅仅两天之后,人类便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纪。

父亲聂荣臻离开家乡之前

来源: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2021-02-23

文|聂力

1899年12月29日,父亲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场,也就是如今的重庆市江津区吴滩镇。这是一个有趣的日子,仅仅两天之后,人类便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纪。

父亲快满月时,读过几年私塾的我祖父翻开《随身宝》,指着该书最后一句“百福骈臻得双全”,对我祖母说:

“这是句吉利话。我们儿子是‘荣’字辈,就给他取名‘荣臻’,字‘福骈’,小名‘双全’。你觉得如何?”祖母满意地笑了。两年后,父亲又有了一个妹妹聂荣昌。

吴滩离江津约30公里,这地方林木葱郁,层峦叠翠,流水潺潺,自然风光秀丽,是一个典型的川东小镇。然而,父亲后来却回忆说:“从我记事时候起,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家乡的山水风光,孩提时代的欢乐,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

我家的祖上本是当地有名的大家族,但到了父亲出生时,聂家已经破落了。我的祖父聂仕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老实厚道,整天为生计发愁;祖母唐氏是个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心地善良。虽然家境困难,但在父母亲的熏陶下,父亲从小就热爱劳动,乐于助人。小小年纪,他就帮祖父到水塘里挑水,祖母劝不住,只好用小刀在水桶上刻了一条横线,规定父亲挑的水不能超过这条横线。他同情穷苦人,常为孤寡老人送稻草垫铺御寒;他恳求外祖父为可怜的穷人请医治病;他在寒风中把冻得发抖的小女孩带回家吃饭;他还为贫穷的校友购置笔墨文具……

尽管家徒四壁,吃穿困难,但祖父祖母仍然想尽办法让他们的儿子读书,图的是将来孩子有个出息。8岁那年开始,父亲到外祖父唐远谟开办的私塾馆读了3年多书,在这里他受到了启蒙教育。当时正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社会面临着动荡。而那时,父亲的三舅唐海潭正在重庆法政学堂读书,他见多识广,思想激进,每次回家,都能带来许多新的社会消息,他的高谈阔论对幼小的父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父亲虽然不知道共和党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又是怎么一回事,但社会需要变革的想法,已经不知不觉间闯进他年幼的心灵之中。

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清王朝灭亡,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刽子手、晚清官僚赵尔丰、端方被杀。这些重大消息接连不断传到吴滩场,父亲再也无心读那些“之乎者也”了,他向往新学,向往外部的世界。15岁那年,父亲转到离家15公里的永川县陈食高等小学住读,这个学校的老师大多受过新式教育。在这里父亲才算开了眼界。他发愤学习,珍惜时光,曾书写“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的铭言,刻在课桌上自勉。在他出生地的故居里,至今还保留着他当年用过的一个笔筒,上面刻着两个字:破睡。意思是上课的时候不要打瞌睡。

那时的父亲也很勇敢。陈食场小学设在名叫“三官殿”的一所庙宇内, 庙堂四壁排列着许多神像,令教室更显拥挤。父亲私下组织一些胆大的同学,敢于冒犯“天威”,巧妙地打掉了神龛和泥塑菩萨,扩大了校舍。父亲“打菩萨扩校舍”的故事,至今仍在当地流传。

70年之后,曾与父亲在陈食小学读书的余凤翔老人撰文:“聂于案头,自题铭言,藉以自励,每于夜读都到深夜,因而成绩优异,超越朋辈。他平时娴静少言,惟有与同学探讨学问时,则侃侃而谈,理通词达,娓娓不倦。遇及国家民族之大事,则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忧国忧民之思想,溢于言表,常于文卷之上,笔尖有力,锋芒毕露。老师曾评誉其:‘资赋不凡,终非池中之物’。”

1917年,18岁的父亲考入江津中学。这所学校是川东地区的著名学府,学制4年,教学设施先进。但是入学刚一个月,就爆发了川黔军阀间的混战,贵州军队进驻江津中学,停留三个月。父亲目睹了军阀胡作非为、欺压人民的种种暴行,他痛恨置人民死活于不顾的各路军阀,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但那时他只能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到学习中,认真刻苦地吸吮文化科学知识。

也许就是这个时期,父亲逐渐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他看到国家落后,民不聊生,认为只要把工业搞上去,国家富强了,就能减少人民的苦难。要想达到科学救国的目的,做学生的首先需要搞好学习。他面壁而读的精神,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傍晚,教室里已空无一人,父亲仍然面对墙壁高声朗读,国文教师杜文运走进来,说:“荣臻,休息一会吧。你每天都如此吗?”

父亲回答说:“是的,老师。”

“为啥呢?”

“老师,学生以为,学问就如一堵厚厚的墙壁,不下工夫就不能穿透它。”

杜老师点点头,他看到父亲的课桌上,摆着《天演论》《物种起源》《新青年》等书刊,便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学生写出了《评内忧外患》《评楚霸王》两篇精彩的文章。其中那篇《评内忧外患》,杜老师毫不吝啬地给了个满分,并贴到中堂,供同学们品读。

1918年端午节,父亲约了七八个同学,租了只小船,到浩荡的长江里畅游。船到江心,面对着滔滔江水,同学们激情勃发,感慨万千。父亲热血沸腾,不由得吟诵起屈原《离骚》中的诗句:

不抚壮而弃秽兮,

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

来吾道夫先路!

……

乘骐骥以驰骋兮,也许正是父亲前半生的写照。就在那一天,在剧烈摇摆的小舟中,父亲对他的同学发出:“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诸君将来再聚时,要有所成就方不负我们同窗之谊。”

转过年来,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某种程度上说,这股强大的历史潮流,改变了中国的未来,也改变了父亲的命运。父亲热情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他和激进的同学一起游行示威,撒传单,贴标语,反对袁世凯,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巴黎和会。就在这个时候,父亲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抵制日货,是父亲中学时代经历的最大事件。位于长江边上的江津县城,商业比较发达,然而店铺里卖的几乎全是日本货,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反感。《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的消息传来后,愤怒的学生不顾校方的阻拦,冲出校园到大街上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就势焚烧了从店铺里搜来的日本货,轰动了整个江津城。在这个过程中,父亲是最积极的人之一,为此他上了当地军警的“黑名单”。

有消息说,军警将对参与焚烧日货的学生进行镇压,轻则开除或勒令退学,重则逮捕。显然,父亲在家乡呆不下去了。在这个重要的关头,父亲面临着重大选择。是就近到某个亲戚家躲避一下,还是告别家乡,彻底远行?想到不能再上学了,父亲觉得在家乡再呆下去,已无意义。经过冷静思索,他做出一个完全出乎全家人意料的决定:到法国勤工俭学!

后来我常常想,如果那时父亲不到法国去,他的一生绝对会是另一种样子。这个决定对于父亲来说,太重要了。

不可否认,焚烧日货是父亲远行的直接导火索,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早就萌发了工业救国的理想,到国外去学点本事,回来好办工业,让老百姓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是他最向往的。借这个事件,到法国去,应该说是一个极好的时机。

父亲一提出这个想法,就遭到我的祖父母的反对。

他是家中的独生子,我的祖父祖母担心他们的宝贝儿子漂洋过海,发生什么意外,那样会要了他们的命。但是,我的父亲斩钉截铁地表示:“我生死都要去!”

在二舅唐富华的劝说下,祖父母后来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接着又在二舅和众位亲友的资助下,凑足了留学所需的300块银圆。办理去法国的手续非常简便,父亲和几位同学一起,到重庆法国领事馆,没费什么劲就领到了护照。

儿行千里母担忧。等待远行的日子里,我的祖母常常是泪眼迷离地望着她的儿子。虽然经常吃不饱饭,却没影响父亲的发育。父亲身高1米77左右,在四川人里面算是高个子,后来的十大元帅里面,刘伯承个子最高,第二高就是我父亲。

父亲离家的那一天,我祖母把一坛醇酒埋在院子里的地下,说好等父亲回来时再挖出来摆酒接风。父亲出门时,祖母拉住他的衣角,小心翼翼地问:“荣臻,啥子时候能回来?”

父亲说:“多则5年,少则3年,我就会回来的。”望着自己日渐衰老的母亲,父亲说这话时,我想他

内心里一定充满了伤感。他挥挥手,义无反顾地走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与父母的永诀!此一去,他再也没能踏进这道翠竹掩映的院门,祖父祖母也就再也没能见到自己惟一的儿子。祖父于1933年去世时,父亲正在中央苏区率红一军团反“围剿”,而1935年祖母去世时,父亲正跋涉在长征途中。那位一直关心帮助他的二舅唐富华,也在重庆解放前夕病逝了。

临出国几个月之前,父亲奉父母之命,与龙升贤结婚。父亲这一走,再没回过家,他们也没再见过面。龙升贤一直在家守着,把我的爷爷奶奶奉养、送终,并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精心保存着我父亲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用品,直到后来交给了有关部门。新中国成立后,从家乡来京的姑姑聂荣昌对父亲讲了龙升贤这些年的情况,从此,父母亲一直坚持着每月给龙升贤寄钱,资助她的生活。1988年5月龙升贤逝世后,父亲发去唁电:“龙升贤同志千古。聂荣臻张瑞华率全家敬挽。”并嘱托乡亲把龙升贤和我的爷爷奶奶安葬在一处,“以示共度艰辛”。今天看来,他们短暂的婚姻和长久的分离是封建包办和战争环境造成的,这种情况在他们那一代人中并不少见。但我深深感到,这位龙老太太一辈子也真是不容易。我和爱人丁衡高回故乡为爷爷奶奶扫墓时,总是同时为龙老太太献上一个花圈,鞠个躬,表达我们的一片敬意。

重庆朝天门码头,汽笛一声鸣响,小火轮开足马力,迎着初生的朝阳去了。在遥远的地方,未知的命运正等待着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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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23 09:00:00 来源:

文|聂力

1899年12月29日,父亲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场,也就是如今的重庆市江津区吴滩镇。这是一个有趣的日子,仅仅两天之后,人类便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纪。

父亲快满月时,读过几年私塾的我祖父翻开《随身宝》,指着该书最后一句“百福骈臻得双全”,对我祖母说:

“这是句吉利话。我们儿子是‘荣’字辈,就给他取名‘荣臻’,字‘福骈’,小名‘双全’。你觉得如何?”祖母满意地笑了。两年后,父亲又有了一个妹妹聂荣昌。

吴滩离江津约30公里,这地方林木葱郁,层峦叠翠,流水潺潺,自然风光秀丽,是一个典型的川东小镇。然而,父亲后来却回忆说:“从我记事时候起,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家乡的山水风光,孩提时代的欢乐,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

我家的祖上本是当地有名的大家族,但到了父亲出生时,聂家已经破落了。我的祖父聂仕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老实厚道,整天为生计发愁;祖母唐氏是个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心地善良。虽然家境困难,但在父母亲的熏陶下,父亲从小就热爱劳动,乐于助人。小小年纪,他就帮祖父到水塘里挑水,祖母劝不住,只好用小刀在水桶上刻了一条横线,规定父亲挑的水不能超过这条横线。他同情穷苦人,常为孤寡老人送稻草垫铺御寒;他恳求外祖父为可怜的穷人请医治病;他在寒风中把冻得发抖的小女孩带回家吃饭;他还为贫穷的校友购置笔墨文具……

尽管家徒四壁,吃穿困难,但祖父祖母仍然想尽办法让他们的儿子读书,图的是将来孩子有个出息。8岁那年开始,父亲到外祖父唐远谟开办的私塾馆读了3年多书,在这里他受到了启蒙教育。当时正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社会面临着动荡。而那时,父亲的三舅唐海潭正在重庆法政学堂读书,他见多识广,思想激进,每次回家,都能带来许多新的社会消息,他的高谈阔论对幼小的父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父亲虽然不知道共和党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又是怎么一回事,但社会需要变革的想法,已经不知不觉间闯进他年幼的心灵之中。

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清王朝灭亡,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刽子手、晚清官僚赵尔丰、端方被杀。这些重大消息接连不断传到吴滩场,父亲再也无心读那些“之乎者也”了,他向往新学,向往外部的世界。15岁那年,父亲转到离家15公里的永川县陈食高等小学住读,这个学校的老师大多受过新式教育。在这里父亲才算开了眼界。他发愤学习,珍惜时光,曾书写“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的铭言,刻在课桌上自勉。在他出生地的故居里,至今还保留着他当年用过的一个笔筒,上面刻着两个字:破睡。意思是上课的时候不要打瞌睡。

那时的父亲也很勇敢。陈食场小学设在名叫“三官殿”的一所庙宇内, 庙堂四壁排列着许多神像,令教室更显拥挤。父亲私下组织一些胆大的同学,敢于冒犯“天威”,巧妙地打掉了神龛和泥塑菩萨,扩大了校舍。父亲“打菩萨扩校舍”的故事,至今仍在当地流传。

70年之后,曾与父亲在陈食小学读书的余凤翔老人撰文:“聂于案头,自题铭言,藉以自励,每于夜读都到深夜,因而成绩优异,超越朋辈。他平时娴静少言,惟有与同学探讨学问时,则侃侃而谈,理通词达,娓娓不倦。遇及国家民族之大事,则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忧国忧民之思想,溢于言表,常于文卷之上,笔尖有力,锋芒毕露。老师曾评誉其:‘资赋不凡,终非池中之物’。”

1917年,18岁的父亲考入江津中学。这所学校是川东地区的著名学府,学制4年,教学设施先进。但是入学刚一个月,就爆发了川黔军阀间的混战,贵州军队进驻江津中学,停留三个月。父亲目睹了军阀胡作非为、欺压人民的种种暴行,他痛恨置人民死活于不顾的各路军阀,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但那时他只能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到学习中,认真刻苦地吸吮文化科学知识。

也许就是这个时期,父亲逐渐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他看到国家落后,民不聊生,认为只要把工业搞上去,国家富强了,就能减少人民的苦难。要想达到科学救国的目的,做学生的首先需要搞好学习。他面壁而读的精神,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傍晚,教室里已空无一人,父亲仍然面对墙壁高声朗读,国文教师杜文运走进来,说:“荣臻,休息一会吧。你每天都如此吗?”

父亲回答说:“是的,老师。”

“为啥呢?”

“老师,学生以为,学问就如一堵厚厚的墙壁,不下工夫就不能穿透它。”

杜老师点点头,他看到父亲的课桌上,摆着《天演论》《物种起源》《新青年》等书刊,便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学生写出了《评内忧外患》《评楚霸王》两篇精彩的文章。其中那篇《评内忧外患》,杜老师毫不吝啬地给了个满分,并贴到中堂,供同学们品读。

1918年端午节,父亲约了七八个同学,租了只小船,到浩荡的长江里畅游。船到江心,面对着滔滔江水,同学们激情勃发,感慨万千。父亲热血沸腾,不由得吟诵起屈原《离骚》中的诗句:

不抚壮而弃秽兮,

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

来吾道夫先路!

……

乘骐骥以驰骋兮,也许正是父亲前半生的写照。就在那一天,在剧烈摇摆的小舟中,父亲对他的同学发出:“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诸君将来再聚时,要有所成就方不负我们同窗之谊。”

转过年来,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某种程度上说,这股强大的历史潮流,改变了中国的未来,也改变了父亲的命运。父亲热情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他和激进的同学一起游行示威,撒传单,贴标语,反对袁世凯,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巴黎和会。就在这个时候,父亲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抵制日货,是父亲中学时代经历的最大事件。位于长江边上的江津县城,商业比较发达,然而店铺里卖的几乎全是日本货,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反感。《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的消息传来后,愤怒的学生不顾校方的阻拦,冲出校园到大街上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就势焚烧了从店铺里搜来的日本货,轰动了整个江津城。在这个过程中,父亲是最积极的人之一,为此他上了当地军警的“黑名单”。

有消息说,军警将对参与焚烧日货的学生进行镇压,轻则开除或勒令退学,重则逮捕。显然,父亲在家乡呆不下去了。在这个重要的关头,父亲面临着重大选择。是就近到某个亲戚家躲避一下,还是告别家乡,彻底远行?想到不能再上学了,父亲觉得在家乡再呆下去,已无意义。经过冷静思索,他做出一个完全出乎全家人意料的决定:到法国勤工俭学!

后来我常常想,如果那时父亲不到法国去,他的一生绝对会是另一种样子。这个决定对于父亲来说,太重要了。

不可否认,焚烧日货是父亲远行的直接导火索,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早就萌发了工业救国的理想,到国外去学点本事,回来好办工业,让老百姓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是他最向往的。借这个事件,到法国去,应该说是一个极好的时机。

父亲一提出这个想法,就遭到我的祖父母的反对。

他是家中的独生子,我的祖父祖母担心他们的宝贝儿子漂洋过海,发生什么意外,那样会要了他们的命。但是,我的父亲斩钉截铁地表示:“我生死都要去!”

在二舅唐富华的劝说下,祖父母后来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接着又在二舅和众位亲友的资助下,凑足了留学所需的300块银圆。办理去法国的手续非常简便,父亲和几位同学一起,到重庆法国领事馆,没费什么劲就领到了护照。

儿行千里母担忧。等待远行的日子里,我的祖母常常是泪眼迷离地望着她的儿子。虽然经常吃不饱饭,却没影响父亲的发育。父亲身高1米77左右,在四川人里面算是高个子,后来的十大元帅里面,刘伯承个子最高,第二高就是我父亲。

父亲离家的那一天,我祖母把一坛醇酒埋在院子里的地下,说好等父亲回来时再挖出来摆酒接风。父亲出门时,祖母拉住他的衣角,小心翼翼地问:“荣臻,啥子时候能回来?”

父亲说:“多则5年,少则3年,我就会回来的。”望着自己日渐衰老的母亲,父亲说这话时,我想他

内心里一定充满了伤感。他挥挥手,义无反顾地走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与父母的永诀!此一去,他再也没能踏进这道翠竹掩映的院门,祖父祖母也就再也没能见到自己惟一的儿子。祖父于1933年去世时,父亲正在中央苏区率红一军团反“围剿”,而1935年祖母去世时,父亲正跋涉在长征途中。那位一直关心帮助他的二舅唐富华,也在重庆解放前夕病逝了。

临出国几个月之前,父亲奉父母之命,与龙升贤结婚。父亲这一走,再没回过家,他们也没再见过面。龙升贤一直在家守着,把我的爷爷奶奶奉养、送终,并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精心保存着我父亲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用品,直到后来交给了有关部门。新中国成立后,从家乡来京的姑姑聂荣昌对父亲讲了龙升贤这些年的情况,从此,父母亲一直坚持着每月给龙升贤寄钱,资助她的生活。1988年5月龙升贤逝世后,父亲发去唁电:“龙升贤同志千古。聂荣臻张瑞华率全家敬挽。”并嘱托乡亲把龙升贤和我的爷爷奶奶安葬在一处,“以示共度艰辛”。今天看来,他们短暂的婚姻和长久的分离是封建包办和战争环境造成的,这种情况在他们那一代人中并不少见。但我深深感到,这位龙老太太一辈子也真是不容易。我和爱人丁衡高回故乡为爷爷奶奶扫墓时,总是同时为龙老太太献上一个花圈,鞠个躬,表达我们的一片敬意。

重庆朝天门码头,汽笛一声鸣响,小火轮开足马力,迎着初生的朝阳去了。在遥远的地方,未知的命运正等待着父亲。

[责任编辑: 熊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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