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证明书》诞生记
红军长征在重庆的历史是极其短暂的,只有短短的两次军事行动。一是为了保卫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红一军团进驻綦江县羊角乡,扼守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川军和贵州盐防军的行动;二是遵义会议后,同年1月21日,红一军团8000余人从贵州松坎出发,到达綦江县石壕镇。红二军团也于同日到达石壕。红军在石壕驻扎两天后,经黎园坝向赤水进军。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对全市红军史料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整理,编成了100万字的《红军在重庆史料选编》(上下册)和《红军在重庆画册》,其中也没有红军长征经过重庆留下的文献资料。2016年,一份《中央红军证明书》(以下简称《证明书》)的公诸于世,改变了这一状况。

《中央红军证明书》诞生记

来源: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2021-03-01

文|周勇

红军长征在重庆的历史是极其短暂的,只有短短的两次军事行动。一是为了保卫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红一军团进驻綦江县羊角乡,扼守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川军和贵州盐防军的行动;二是遵义会议后,同年1月21日,红一军团8000余人从贵州松坎出发,到达綦江县石壕镇。红二军团也于同日到达石壕。红军在石壕驻扎两天后,经黎园坝向赤水进军。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对全市红军史料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整理,编成了100万字的《红军在重庆史料选编》(上下册)和《红军在重庆画册》,其中也没有红军长征经过重庆留下的文献资料。

2016年,一份《中央红军证明书》(以下简称《证明书》)的公诸于世,改变了这一状况。

命名为“中央红军证明书”

早在2005年,有人在重庆市江津区唐安华家发现了一件红军留下来的文物。它由80多年前的红军战士用毛笔沾着松烟,在粗糙的皮纸上书写而成。这篇文字记载了7位红军战士在江津四面山养伤的经过。后来,经过多位专家的科学鉴定,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于2005年8月入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在经历了发现初期的一阵热闹之后,这件珍贵文物又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并不被很多人知道。那时,我在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因而始终关注着这件事情,并展开研究。2016年,我接受记者采访,讲述了对这件文物的研究心得。其后,这篇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此之前,包括文物部门都把这件文物定名为“土城战役红军手迹”。我之所以将其定名为“中央红军证明书”,主要基于3个方面:

一是此件开宗明义即写道:“在飞鸽九凤山七名红军养伤治疗经过留给唐树田家人保存,组织查证。”在末尾又有“此文字依据,留给唐老人保存,组织查证”的文字。也就是说,这段文字记述的是1935年1月至4月,7位红军战士、两位红军将领与江津洪海百姓共度的一段经历。有立此存照的意思,说明了这篇文字的“证明”性质。

二是据唐树田的儿子唐安华回忆,“当时(1935年)我只有8岁,但有些事还是记忆犹新”。“伤员走时给我父亲送来了一个本子,我亲耳听到那个人对我父亲说:‘你要好好保存,若以后共产党得了天下再拿出来,不然会被杀头的,你若等不到就交给你儿子保存’”。这是此件“证明”性质的又一证据。

三是这件文物封面上署名为“红一方面军土城战役伤员党小组,组长廖永江”,文中标明书写时间是1935年4月5日,其创作主体是红一方面军的7位战士,廖永江是执笔者。当时红一方面军的正式称呼为“中央红军”,故我用“中央红军”冠在“证明书”的前面。

土城战役的佐证

《证明书》一共5页,约900字。从文字记录中发现,它是长征途中土城战役的佐证,而且是在重庆境内发现的有关土城战役的惟一原始资料。《证明书》记载,“一月二十七日土城战役激战一天一夜,我方伤亡严重,上级决定大部队立即转移。上级指示伤员分头转到后方”。

土城战役是在遵义会议召开10天后,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个战役,是中央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当时红军行进至桐梓,发现四川军阀刘湘的“模范师”——郭勋祺部已渡过长江,从綦江方向南下阻击红军,防止其北渡长江,进入重庆。1935年1月27日下午,中革军委到达位于贵州习水县的土城镇。得悉敌人尾追不舍,为给北上渡江创造条件,刚刚重新获得指挥权的毛泽东决定利用当地居高临下的峡谷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对郭勋祺部实施合围夹击,聚而歼之。

然而, 这一仗打得极其艰苦。形势危急之时,连朱老总也拔枪冲出了指挥部。但毛泽东拦住了朱德。总司令不能去冲锋呀,稍有闪失怎么得了?朱德把帽子一脱,说道:“得啰,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安全,这么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并亲自把朱德送上前线。在此之后,毛泽东果断地改变了既定的路线,转而向西一渡赤水,最终成就了他人生中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事后,毛泽东对这次战斗进行了总结:“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或许正因如此,过去出版的中共党川史文献上,对于土城战役的记载和评述,基本上是一笔带过。

重庆境内发现的《证明书》,是距土城战役发生时间最近的原始资料,正好佐证了这场战役的发生和战役伤亡的惨烈情况。

长征路上的《沙家浜》

《证明书》的珍贵意义,还在于它是军民鱼水深情的重要见证,其文字记载十分生动、可信、感人。

50多年前,有一出戏叫《沙家浜》,讲述了18位新四军伤病员在指导员郭建光的带领下到沙家浜养伤的故事。那是艺术的创造;《证明书》,讲述的也是伤病员在老百姓家养伤的故事。而这却是真实的历史。

第一,它发生在举世闻名的长征路上,发生在遵义会议之后,发生在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役之后,这就与伟大历史紧密相连。

第二,重庆的普通老百姓,无条件地接受了红军的伤员。《证明书》记载,上级指示伤员分头转到后方,“在温水碰到一个老乡,他有两个亲戚朋友在飞鸽洪海居住。老乡说到那边安全。陈、杨二人决定:找八个老乡□□。白天休息,行了两个晚上才到飞鸽□子陶炳兴家”。“去时在陶炳兴家住了一天,晚上就送我们到四川唐树田家。唐老人有个儿子叫唐安华,父子决定马上送我们到九凤山去找周和尚”。

这段文字记载说明,当时并没有如“沙家浜”的地下党组织接应(阿庆嫂、陈书记),而是在人地两生的情况下,重庆老百姓无条件接受了这7位伤员。红军还被称为“匪”的情况下,这些老百姓甘冒风险,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第三,重庆老百姓尽其所能为红军伤员养伤治疗。——唐树田与其子唐安华精心照料红军伤员。《证明书》记载,“唐老人有个儿子叫唐安华,父子决定马上送我们到九凤山去找周和尚”,“唐父子每天换着给我们送米、送菜、送药”。

——和尚为伤员医治枪伤、刀伤。《证明书》记载,“这周师傅对人克(客)气,武术高强,学得一手医术,周和尚会医刀伤。周师傅要我们内服中草药,外用丹药,用神水清洗,晚上在庙内住宿,白天转到离庙子一华里路远的石岩寨子里”。

——重庆老百姓倾其所有招待红军伤员过春节。《证明书》记载,“国民党到处抓捕红军,干部团的陈赓、杨德志同我们在庙里过了一个春节。唐父子给我们送来白酒、猪腿、汤元、红□、白豆腐”。

舞台上《沙家浜》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江浙一带。而《证明书》中记载的,却是长征路上真实的“沙家浜”,发生在重庆境内的“飞鸽九凤山”。

巴渝大地的历史回响

短短不到千字的《证明书》,字里行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初心见证、力量所在、火种传播、作风传承。

借东西要还,得人民情偿。《证明书》详细地记载了这一感人的场面。“陶(炳兴)开办了一间火纸厂,组织上向他借了十吊铜钱。四月五日离走 时,没有钱还陶炳兴老人,组织上到陶老人家说明情况,陶当场相送,组织上再三感谢”。“我们七人历时六十多天,唐老人《证明书》记载,“我们七名红军是陈远明、吴贞和、廖永江、彭迁高、杨玉生、张光荣、周永和等,有四人是三军团、三人是一军团,都是一方面军战士”。“七名战士有四个党员,成立党小组,廖永江任组长”。这表明,即使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哪怕只是临时组成的养伤集体,红军战士们也时刻不忘记建立基层党组织,保持党组织的完整和战斗性。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养伤期间,他们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由党小组共同做出,而不是由某一人决定,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性。包括这封《证明书》的产生,也是经过组织程序通过的。《证明书》记载,“地点:洪海唐树田父子家中党小组全体同志通过组长廖永江三五年四月五日晚”。

红军伤员与重庆老百姓结下深情厚谊,铭记不忘。1935年4月5日,在红军战士伤愈归队之际, “吃酒时,我们七名战士都说,一定回来看望唐、陶二位老人”。其中,因伤重需要继续治疗而不能归队的战士吴贞和,后来转移到贵州习水县“温水区五保一甲”“小地名娄底新店子”等地继续养伤。8年后,1943年的中秋节,他又回到江津洪海看望唐树田一家,并留下地址。

《证明书》既是中央红军战士的历史,又是重庆人民的历史。它以朴实无华的文字,成为了革命火种的传递,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传承。

对几个有争议问题的探讨

《证明书》的公诸与世,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其中既有称赞,也有质疑。同时,它也留下了一些历史的悬念,期待破解。

第一,文中使用的“红一方面军”称号,应为惯性使然。《证明书 》 正文中有我们“都是一方面军战士”的说明。有人质疑,1934年1月,红军总部合并于中央军委,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直到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今小金县)地区会师后不久,中央红军才再次改称红一方面军。因此,1935年1月长征经过重庆一带的红军,似乎不应自称为“红一方面军”,而应该称为“中央红军”。

我认为,这种意见是以严格的历史学考证的方式提出的。但现实中使用的情况千差万别,未必使用得这样严谨。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部队番号经常变换。但在惯性之下,老番号常常被人使用。例如,20世纪70年代,我曾在成字360部队服役,后来改为建字830部队。但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不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周围百姓,还是常称我们的部队为360部队。因此,在80多年前的长征途中,惯性使用“红一方面军”称号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文中有关“陈赓”及“杨德(得)志”的记载是待解之谜。

在《证明书》中,多次提到“陈赓”和“杨德志”,例如,“组织上安排陈赓、杨德志把我们七人转到温水方向隐下来治伤”;“干部团的陈赓、杨德志同我们在庙里过了一个春节”;“过了春节,陈、杨就赶回部队。走时陈、杨在山寨岩子里开了一个会”;“我们□陈、杨首长走时,每人带了一吊钱作路费”。

有人认为,陈赓当时任干部团团长、杨德志任红一团团长,均是重要领导职务。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两位团长是否有可能同时抽身护送7位伤员隐藏治伤?即便是出于关心战士的考虑,是否有必要两位团长同时护送?而且护送的时间不止一天(陈、杨与战士走了两个晚上,还在一起过了一个春节),在这短时间里,没有团长的部队由谁来指挥?

这确实是一个待解之谜,需要认真研究。目前有一些假说:

——土城一战伤亡极其惨重,其中伤亡数字极大。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指出:“……这一仗实际伤亡数字没有记载。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材料看,双方伤亡均十分惨重。国民党的统计材料认为,共产党方面伤亡了两千多人。共产党方面现在无人敢于估计当时的伤亡情况,甚至也不愿提到国民党的数字,因为数字太高,容易造成错觉”。“红军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时,号称约三万人。如果这个数字确切,他们的伤亡一定很大,基本上抵消了红军在遵义一带招募四千多新兵的人数”。在如此惨重的伤亡数字面前,安置伤员便成为重中之重。在部队大量减员的情况下,领导亲自护送安置,也未必不可能。

——陈赓、杨德志派人护送伤员,这对普通战士而言,以为护送者就是陈与杨。在历史文物上的文字记载,语焉不详者屡见不鲜。这只能说明文物上有关文字的记载不准确,或我们理解不准确,不能由此否认文物本身的真实性。

第三 , 党史部门对《证明书》中提到的人和事都进行了实地调查,进一步证明了文物的真实性。

2005年《证明书》发现后,中共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根据其中的线索,派人到飞鸽、四面山、温水等地进行实地调查,核实了《证明书》中记载的相关内容。

——吴贞和确有其人。吴贞和,江西会昌县人,1898年出生。1933年参加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从乌江到遵义、习水、土城,在青杠坡战役中左下腹受伤。据吴贞和的儿子吴炳银(习水县工商局原副局长)介绍:“1935年4月,7名红军伤员中大部分人伤已治好,父亲的伤却没有好彻底,组织决定将他留下。其余人返回部队。父亲就流落到温水镇娄底村新店子组,然后成家。1943年中秋,他亲自去了飞鸽感谢陶炳兴和唐树田,并留有地址。”吴贞和与曾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的田维扬中将是红军时期的战友,当年田维扬任营长。“文革”中,田维扬来习水检查工作时,通过时任习水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赵兴中,才了解到吴贞和的下落,田在东皇接见了吴。吴贞和于1975年去世。

——唐树田一家救助红军确有其事。中共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派人前去调查时,唐树田与其子唐安华已去世。他们找到了当年同父亲唐树田一起救助红军的小儿子唐安富老人。据他介绍:“我当年才一两岁,我和二哥(唐安华)陪父亲去杨家寨子头给红军送饭,白天是以割牛草、打猪草为名,把饭菜放在背篓底下,上面放些猪草啊牛草的。有时,是晚上送的。在我的记忆中,那条路不好走,有时还是父亲和二哥背我上山的……”

——陶炳兴及其居所真实存在。陶炳兴和妻子已相继去世,由其大女儿陶品书、三女婿廖贵发、长孙陶登发接待了调查者。其老屋为木结构穿斗式民居建筑,保存基本完好,现为“大坡乡飞鸽村3—16号”。据廖贵发称,红军当年留下的一把刀具已被四渡赤水纪念馆收藏。在陶家的新房子旁边,仍保留有当年纸厂的贮水池、泡料池遗址,可与《证明书》中的记载相印证。

——飞鸽九凤山寺庙仍然存在。九凤山寺庙亦叫金龙寺,是《证明书》记载红军战士养伤的地方,现为习水县文物保护单位。寺庙始建于清代中期,一直香火旺盛,是“两教合一”的寺庙。此处离唐树田家不远。

第四,“打倒蒋介石,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为后来添加。

在《证明书》封面上写有 “打倒蒋介石,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一语。有人认为,现有资料表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口号,最早是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的。由于《证明书》产生于1935年,因此对《证明书》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根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鉴定意见,内容写道:“该手迹应分三部分来看。一是手迹封面,封面字迹与正文有所区别,应是后来添加。关于‘打到蒋匪帮,解放全中国’等口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产物;二是正文,共5页,含落款,字迹总体较为清晰,所述事件明确,是1935年4月所记;三是伤员吴贞和于1943年返回九凤山唐家时所留地址,这可为文物正文作辅证。”

一件文字性文物在其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地添加内容,并不罕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鉴定清楚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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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证明书》诞生记

2021-03-01 09:00:00 来源:

文|周勇

红军长征在重庆的历史是极其短暂的,只有短短的两次军事行动。一是为了保卫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红一军团进驻綦江县羊角乡,扼守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川军和贵州盐防军的行动;二是遵义会议后,同年1月21日,红一军团8000余人从贵州松坎出发,到达綦江县石壕镇。红二军团也于同日到达石壕。红军在石壕驻扎两天后,经黎园坝向赤水进军。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对全市红军史料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整理,编成了100万字的《红军在重庆史料选编》(上下册)和《红军在重庆画册》,其中也没有红军长征经过重庆留下的文献资料。

2016年,一份《中央红军证明书》(以下简称《证明书》)的公诸于世,改变了这一状况。

命名为“中央红军证明书”

早在2005年,有人在重庆市江津区唐安华家发现了一件红军留下来的文物。它由80多年前的红军战士用毛笔沾着松烟,在粗糙的皮纸上书写而成。这篇文字记载了7位红军战士在江津四面山养伤的经过。后来,经过多位专家的科学鉴定,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于2005年8月入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在经历了发现初期的一阵热闹之后,这件珍贵文物又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并不被很多人知道。那时,我在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因而始终关注着这件事情,并展开研究。2016年,我接受记者采访,讲述了对这件文物的研究心得。其后,这篇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此之前,包括文物部门都把这件文物定名为“土城战役红军手迹”。我之所以将其定名为“中央红军证明书”,主要基于3个方面:

一是此件开宗明义即写道:“在飞鸽九凤山七名红军养伤治疗经过留给唐树田家人保存,组织查证。”在末尾又有“此文字依据,留给唐老人保存,组织查证”的文字。也就是说,这段文字记述的是1935年1月至4月,7位红军战士、两位红军将领与江津洪海百姓共度的一段经历。有立此存照的意思,说明了这篇文字的“证明”性质。

二是据唐树田的儿子唐安华回忆,“当时(1935年)我只有8岁,但有些事还是记忆犹新”。“伤员走时给我父亲送来了一个本子,我亲耳听到那个人对我父亲说:‘你要好好保存,若以后共产党得了天下再拿出来,不然会被杀头的,你若等不到就交给你儿子保存’”。这是此件“证明”性质的又一证据。

三是这件文物封面上署名为“红一方面军土城战役伤员党小组,组长廖永江”,文中标明书写时间是1935年4月5日,其创作主体是红一方面军的7位战士,廖永江是执笔者。当时红一方面军的正式称呼为“中央红军”,故我用“中央红军”冠在“证明书”的前面。

土城战役的佐证

《证明书》一共5页,约900字。从文字记录中发现,它是长征途中土城战役的佐证,而且是在重庆境内发现的有关土城战役的惟一原始资料。《证明书》记载,“一月二十七日土城战役激战一天一夜,我方伤亡严重,上级决定大部队立即转移。上级指示伤员分头转到后方”。

土城战役是在遵义会议召开10天后,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个战役,是中央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当时红军行进至桐梓,发现四川军阀刘湘的“模范师”——郭勋祺部已渡过长江,从綦江方向南下阻击红军,防止其北渡长江,进入重庆。1935年1月27日下午,中革军委到达位于贵州习水县的土城镇。得悉敌人尾追不舍,为给北上渡江创造条件,刚刚重新获得指挥权的毛泽东决定利用当地居高临下的峡谷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对郭勋祺部实施合围夹击,聚而歼之。

然而, 这一仗打得极其艰苦。形势危急之时,连朱老总也拔枪冲出了指挥部。但毛泽东拦住了朱德。总司令不能去冲锋呀,稍有闪失怎么得了?朱德把帽子一脱,说道:“得啰,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安全,这么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并亲自把朱德送上前线。在此之后,毛泽东果断地改变了既定的路线,转而向西一渡赤水,最终成就了他人生中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事后,毛泽东对这次战斗进行了总结:“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或许正因如此,过去出版的中共党川史文献上,对于土城战役的记载和评述,基本上是一笔带过。

重庆境内发现的《证明书》,是距土城战役发生时间最近的原始资料,正好佐证了这场战役的发生和战役伤亡的惨烈情况。

长征路上的《沙家浜》

《证明书》的珍贵意义,还在于它是军民鱼水深情的重要见证,其文字记载十分生动、可信、感人。

50多年前,有一出戏叫《沙家浜》,讲述了18位新四军伤病员在指导员郭建光的带领下到沙家浜养伤的故事。那是艺术的创造;《证明书》,讲述的也是伤病员在老百姓家养伤的故事。而这却是真实的历史。

第一,它发生在举世闻名的长征路上,发生在遵义会议之后,发生在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役之后,这就与伟大历史紧密相连。

第二,重庆的普通老百姓,无条件地接受了红军的伤员。《证明书》记载,上级指示伤员分头转到后方,“在温水碰到一个老乡,他有两个亲戚朋友在飞鸽洪海居住。老乡说到那边安全。陈、杨二人决定:找八个老乡□□。白天休息,行了两个晚上才到飞鸽□子陶炳兴家”。“去时在陶炳兴家住了一天,晚上就送我们到四川唐树田家。唐老人有个儿子叫唐安华,父子决定马上送我们到九凤山去找周和尚”。

这段文字记载说明,当时并没有如“沙家浜”的地下党组织接应(阿庆嫂、陈书记),而是在人地两生的情况下,重庆老百姓无条件接受了这7位伤员。红军还被称为“匪”的情况下,这些老百姓甘冒风险,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第三,重庆老百姓尽其所能为红军伤员养伤治疗。——唐树田与其子唐安华精心照料红军伤员。《证明书》记载,“唐老人有个儿子叫唐安华,父子决定马上送我们到九凤山去找周和尚”,“唐父子每天换着给我们送米、送菜、送药”。

——和尚为伤员医治枪伤、刀伤。《证明书》记载,“这周师傅对人克(客)气,武术高强,学得一手医术,周和尚会医刀伤。周师傅要我们内服中草药,外用丹药,用神水清洗,晚上在庙内住宿,白天转到离庙子一华里路远的石岩寨子里”。

——重庆老百姓倾其所有招待红军伤员过春节。《证明书》记载,“国民党到处抓捕红军,干部团的陈赓、杨德志同我们在庙里过了一个春节。唐父子给我们送来白酒、猪腿、汤元、红□、白豆腐”。

舞台上《沙家浜》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江浙一带。而《证明书》中记载的,却是长征路上真实的“沙家浜”,发生在重庆境内的“飞鸽九凤山”。

巴渝大地的历史回响

短短不到千字的《证明书》,字里行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初心见证、力量所在、火种传播、作风传承。

借东西要还,得人民情偿。《证明书》详细地记载了这一感人的场面。“陶(炳兴)开办了一间火纸厂,组织上向他借了十吊铜钱。四月五日离走 时,没有钱还陶炳兴老人,组织上到陶老人家说明情况,陶当场相送,组织上再三感谢”。“我们七人历时六十多天,唐老人《证明书》记载,“我们七名红军是陈远明、吴贞和、廖永江、彭迁高、杨玉生、张光荣、周永和等,有四人是三军团、三人是一军团,都是一方面军战士”。“七名战士有四个党员,成立党小组,廖永江任组长”。这表明,即使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哪怕只是临时组成的养伤集体,红军战士们也时刻不忘记建立基层党组织,保持党组织的完整和战斗性。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养伤期间,他们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由党小组共同做出,而不是由某一人决定,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性。包括这封《证明书》的产生,也是经过组织程序通过的。《证明书》记载,“地点:洪海唐树田父子家中党小组全体同志通过组长廖永江三五年四月五日晚”。

红军伤员与重庆老百姓结下深情厚谊,铭记不忘。1935年4月5日,在红军战士伤愈归队之际, “吃酒时,我们七名战士都说,一定回来看望唐、陶二位老人”。其中,因伤重需要继续治疗而不能归队的战士吴贞和,后来转移到贵州习水县“温水区五保一甲”“小地名娄底新店子”等地继续养伤。8年后,1943年的中秋节,他又回到江津洪海看望唐树田一家,并留下地址。

《证明书》既是中央红军战士的历史,又是重庆人民的历史。它以朴实无华的文字,成为了革命火种的传递,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传承。

对几个有争议问题的探讨

《证明书》的公诸与世,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其中既有称赞,也有质疑。同时,它也留下了一些历史的悬念,期待破解。

第一,文中使用的“红一方面军”称号,应为惯性使然。《证明书 》 正文中有我们“都是一方面军战士”的说明。有人质疑,1934年1月,红军总部合并于中央军委,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直到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今小金县)地区会师后不久,中央红军才再次改称红一方面军。因此,1935年1月长征经过重庆一带的红军,似乎不应自称为“红一方面军”,而应该称为“中央红军”。

我认为,这种意见是以严格的历史学考证的方式提出的。但现实中使用的情况千差万别,未必使用得这样严谨。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部队番号经常变换。但在惯性之下,老番号常常被人使用。例如,20世纪70年代,我曾在成字360部队服役,后来改为建字830部队。但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不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周围百姓,还是常称我们的部队为360部队。因此,在80多年前的长征途中,惯性使用“红一方面军”称号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文中有关“陈赓”及“杨德(得)志”的记载是待解之谜。

在《证明书》中,多次提到“陈赓”和“杨德志”,例如,“组织上安排陈赓、杨德志把我们七人转到温水方向隐下来治伤”;“干部团的陈赓、杨德志同我们在庙里过了一个春节”;“过了春节,陈、杨就赶回部队。走时陈、杨在山寨岩子里开了一个会”;“我们□陈、杨首长走时,每人带了一吊钱作路费”。

有人认为,陈赓当时任干部团团长、杨德志任红一团团长,均是重要领导职务。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两位团长是否有可能同时抽身护送7位伤员隐藏治伤?即便是出于关心战士的考虑,是否有必要两位团长同时护送?而且护送的时间不止一天(陈、杨与战士走了两个晚上,还在一起过了一个春节),在这短时间里,没有团长的部队由谁来指挥?

这确实是一个待解之谜,需要认真研究。目前有一些假说:

——土城一战伤亡极其惨重,其中伤亡数字极大。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指出:“……这一仗实际伤亡数字没有记载。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材料看,双方伤亡均十分惨重。国民党的统计材料认为,共产党方面伤亡了两千多人。共产党方面现在无人敢于估计当时的伤亡情况,甚至也不愿提到国民党的数字,因为数字太高,容易造成错觉”。“红军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时,号称约三万人。如果这个数字确切,他们的伤亡一定很大,基本上抵消了红军在遵义一带招募四千多新兵的人数”。在如此惨重的伤亡数字面前,安置伤员便成为重中之重。在部队大量减员的情况下,领导亲自护送安置,也未必不可能。

——陈赓、杨德志派人护送伤员,这对普通战士而言,以为护送者就是陈与杨。在历史文物上的文字记载,语焉不详者屡见不鲜。这只能说明文物上有关文字的记载不准确,或我们理解不准确,不能由此否认文物本身的真实性。

第三 , 党史部门对《证明书》中提到的人和事都进行了实地调查,进一步证明了文物的真实性。

2005年《证明书》发现后,中共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根据其中的线索,派人到飞鸽、四面山、温水等地进行实地调查,核实了《证明书》中记载的相关内容。

——吴贞和确有其人。吴贞和,江西会昌县人,1898年出生。1933年参加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从乌江到遵义、习水、土城,在青杠坡战役中左下腹受伤。据吴贞和的儿子吴炳银(习水县工商局原副局长)介绍:“1935年4月,7名红军伤员中大部分人伤已治好,父亲的伤却没有好彻底,组织决定将他留下。其余人返回部队。父亲就流落到温水镇娄底村新店子组,然后成家。1943年中秋,他亲自去了飞鸽感谢陶炳兴和唐树田,并留有地址。”吴贞和与曾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的田维扬中将是红军时期的战友,当年田维扬任营长。“文革”中,田维扬来习水检查工作时,通过时任习水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赵兴中,才了解到吴贞和的下落,田在东皇接见了吴。吴贞和于1975年去世。

——唐树田一家救助红军确有其事。中共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派人前去调查时,唐树田与其子唐安华已去世。他们找到了当年同父亲唐树田一起救助红军的小儿子唐安富老人。据他介绍:“我当年才一两岁,我和二哥(唐安华)陪父亲去杨家寨子头给红军送饭,白天是以割牛草、打猪草为名,把饭菜放在背篓底下,上面放些猪草啊牛草的。有时,是晚上送的。在我的记忆中,那条路不好走,有时还是父亲和二哥背我上山的……”

——陶炳兴及其居所真实存在。陶炳兴和妻子已相继去世,由其大女儿陶品书、三女婿廖贵发、长孙陶登发接待了调查者。其老屋为木结构穿斗式民居建筑,保存基本完好,现为“大坡乡飞鸽村3—16号”。据廖贵发称,红军当年留下的一把刀具已被四渡赤水纪念馆收藏。在陶家的新房子旁边,仍保留有当年纸厂的贮水池、泡料池遗址,可与《证明书》中的记载相印证。

——飞鸽九凤山寺庙仍然存在。九凤山寺庙亦叫金龙寺,是《证明书》记载红军战士养伤的地方,现为习水县文物保护单位。寺庙始建于清代中期,一直香火旺盛,是“两教合一”的寺庙。此处离唐树田家不远。

第四,“打倒蒋介石,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为后来添加。

在《证明书》封面上写有 “打倒蒋介石,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一语。有人认为,现有资料表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口号,最早是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的。由于《证明书》产生于1935年,因此对《证明书》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根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鉴定意见,内容写道:“该手迹应分三部分来看。一是手迹封面,封面字迹与正文有所区别,应是后来添加。关于‘打到蒋匪帮,解放全中国’等口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产物;二是正文,共5页,含落款,字迹总体较为清晰,所述事件明确,是1935年4月所记;三是伤员吴贞和于1943年返回九凤山唐家时所留地址,这可为文物正文作辅证。”

一件文字性文物在其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地添加内容,并不罕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鉴定清楚明了。

[责任编辑: 熊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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