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中凝结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为主要领导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进驻重庆,带领西南人民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为西南地区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重庆留下了他们领导西南建设的光辉业绩,也留下了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

老照片中凝结的记忆

来源: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2021-03-14

文| 田姝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为主要领导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进驻重庆,带领西南人民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为西南地区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重庆留下了他们领导西南建设的光辉业绩,也留下了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

确定三位首长的排名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36号的市委大院,曾是西南局所在地,属于原国民党时期的“大溪别墅”区。

1949年11月,西南局在二野进军大西南至湖南常德时正式成立,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重庆解放后,随着二野领导机关及人员进驻重庆,西南局也入驻办公。当时,刘邓贺三位首长住在西南局机关所在地市委大院。

1950年1月15日,刘邓首长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西藏的指示,在西南局驻地4号楼接见了二野第18军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及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方针和部署。

交谈中,刘伯承语重心长地说,解放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边防,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事业,希望你们勇敢地担负起来。

邓小平特别强调,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特殊,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军事与政治相比,政治更重要,要军事政治协同解决。从历史上看,凡对西藏单靠用兵的,都没有解决问题。而解决者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团结达赖、班禅等上层人士。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同时还必须解决补给问题,解决公路问题。

正是在这种 “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正确思想指导下,西藏和平解放最终得以实现。

1950年的秋天,越南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华大使黄文欢从北京回国述职,途经重庆,住在春森路西南局招待所,他提出想会见主政西南的最高领导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刚好外出开会去了,是西南局接待处一位姓郑的处长接的电话。

由于缺乏外事方面的经验,郑处长想,机关的车都出去了,西南局招待所到西南局机关也不过十来分钟的路程,就回话说:“邓政委很快就回来,你们走过来行吗?”不一会儿,邓小平坐着吉普车回来了。郑处长马上汇报了情况,邓小平一听,神情严肃起来,他既是批评,也带开导地说:“同志,黄文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驻华大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按外交惯例,我们需到机场迎接或到招待所看他。你叫人家自己走路来,真是不懂规矩,乱弹琴。快,坐我的车,再带一个警卫班,在路上去接人家。”在西南局的会客室里,黄文欢和邓小平相见了,两人促膝长谈。

刘邓贺在工作上密切配合,在生活中彼此关心,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邓小平曾经风趣地说:“我们是个大家庭。”

1950年6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会上研究到刘邓贺三位首长的排名问题时,刘伯承说:小平同志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理所当然应该排第一。邓小平却说:伯承同志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应该排第一。说完,他机敏地征求贺龙的意见,贺龙点了点头,表示赞同。邓小平果断地说:好,就这样决定!接着,他郑重地宣布:今后报纸公布首长排名次序是刘伯承、贺龙、邓小平、张际春。

刘邓贺三位首长坐镇重庆,放眼西南,领导政权建设,恢复生产,稳定秩序,进行土改,镇压反革命,为西南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1954年7月,中央决定撤销大行政区的建制,西南局于12月停止办公。

任务繁重而艰巨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党中央在全国各地实行大区一级的行政区划制度,并在各大行政区内设立军政委员会或人民政府,实施对各大区的行政领导。

1950年2月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宣告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原国民党政府办公楼(今渝中区人民路)。在热烈而庄重的成立仪式上,刘伯承主席,邓小平、贺龙、王维舟、熊克武、刘文辉、龙云等副主席,亲切地同委员们一一握手见面。

西南军政委员会是解放初期为实施军事管制、建立革命秩序而设立的地方政权机关,同时也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所辖区域为云南、贵州、西康三省,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行政区(省级),重庆直辖市及西藏。

这年盛夏的一天,在市政府办公室里,北碚区委的一名干部正在给陈锡联市长和曹荻秋副市长汇报一件关系北碚区几万人生命安全的大事。原来,北碚长江上游水利工程处职工宿舍内存放着五千斤黄色炸药,时值炎热夏天,如果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必须马上采取紧急措施搬走。但是北碚没有这个条件,水利部也没有这个技术力量解决,于是北碚区委书记王公杰连夜派人到市里请示。

很快,市政府的报告就转给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由于当时只有部队工程兵才有安全搬撤炸药的技术,所以刘伯承当即批示:“请令12军商同水利部搬到安全地区。”陈锡联批示:“以军管会名义写一封信给北碚军管分会及12军首长,请他们协同即将炸药搬至安全区,此信转去,上面有刘伯承主席批示,请公杰同志及永银(萧永银,时任12军军长)同志协商解决。”

不久,12军派人到北碚把炸药搬走了,避免了重大事故的发生。长江上游水利工程处的职工和北碚人民对此非常满意,称颂共产党为人民、为职工办了好事,安全有了保障。

西南局时期,以刘伯承为主席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人民政府各项方针政策,领导西南地区完成了城市接管、征粮剿匪、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一系列运动,迅速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进行各种社会改革,恢复城乡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为西南地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为有计划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1953年1月,根据中央政府要求,西南军政委员会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等九人为副主席,驻地仍在重庆,管辖区域不变。

1954年11月,为适应国家的计划经济建设,进一步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西南行政委员会正式宣布撤销。

“什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年2月,西南军区在重庆正式成立。军区机关以第二野战军机关为基础,同率领第18兵团入川的西北军区机关一部合并组成,贺龙任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

第二野战军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刘邓大军,他们战功赫赫,威震神州,而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他们历来非常重视党风军纪,对干部的要求更是严格,早在进城之初就强调要以李自成为鉴,要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不料进城不久,担任城防卫戍任务的12军某师,经不住社会上对部队的喝彩捧场而放弃原则,接受了群众送的慰问品,并且违反中央停止扩军的命令,在重庆招收了部分青年入伍。

刘邓首长得知后,十分生气,决定找该师政委谈话。当师政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来时,邓小平目光严肃地看着他,指着他胸前佩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一词一字地讲: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人民”,什么是“解放”,什么是“军”。邓小平停了停,看了看师政委的表情,又严厉地说,你是师政委,党纪军纪你又不是不晓得,你们这样做,把党和人民的利益丢到哪里去了?要知道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权靠什么取信于民,靠的是我们的实际行动,靠的是我们纪律严明。像你们这样败坏纪律,就要把胸章上“人民解放”四个字勾掉,和旧军队没有两样。一席话说得师政委惭愧地低下头,主动请求组织处分。

抗美援朝时期,西南军区担负着保证朝鲜战场常规武器、炸药供给的任务。当时重庆各兵工企业夜以继日地生产枪支弹药,这给保管、储存带来了诸多压力。为此,军区后勤部奉命建造一批弹药库房。

负责库房建筑工程的是西南新华营造厂的总经理王瑞昌,施工负责人为宋敬亭。48座山洞库房于1950年底动工,历时一年竣工,用于储存武器弹药。但是,1952年朝鲜前线志愿军总部向中央军委报告,由重庆供给前线的枪支生锈,子弹在射击时瞎火,初步查明为保管不慎所致。

军区司令员贺龙接到军委严加追查事故原因的指令,亲自带领调查组对48座军械库房一一检查,发现山洞库房水泥剥落,洞壁渗水,库房湿度大大超标。贺龙气愤地批评后勤部的领导:“这样的库房怎么能保管枪炮,等于帮美帝国主义的忙,可恶,实在太可恶了!”他当场下令要层层追查责任。

检查完库房后,贺龙来到后勤部某司令部,看到两幢建筑华丽的新办公楼,再一追问,原来竟是承包商“送”给某司令部的“礼物”。贺龙听后非常生气:“就是这两幢楼迷住了你们的眼睛,好坏不分,是非不分。”他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刚进城,别忘了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皮带的日子。这大楼,我给取个名字叫‘华尔街’大楼,同志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后来在“三反”“五反”运动过程中,通过内查外调,认定奸商王瑞昌和宋敬亭是破坏国防建设、行贿领导干部、大肆盗窃国家财产的罪犯。1952年6月,西南军区军事法庭在重庆民航局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对主犯王、宋处以死刑,对与此案有关的18名军内外犯人处以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

进城一年多,干部队伍中逐渐滋生的骄傲自满、享乐腐化、道德败坏、脱离群众的思想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男女关系上,到处闹“婚姻改组”。主持西南工作的领导都察觉到这一状况。1952年,在西南军区小礼堂召开的地师级干部会上,邓小平尖锐地谈到了“改组”现象。他严厉地指出:有个市委九个委员有七个闹离婚,12军直属干部队闹得最凶。这些人以“婚姻自由”为借口,无视党纪国法,不顾家庭妻儿的幸福,使用威胁欺骗手段以达到自己卑劣的目的,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国民党散布说,“共产党进城要不了几年,就会‘红的进,黑的出’”。看吧,眼前有些人不是已经变质了吗?此风不刹,后患无穷。

邓小平的讲话不胫而走,由此党风军纪也得到了整顿和好转。广大党员干部、军队战士又重新振作起来,全力投入到大西南的建设中。

1955年西南军区撤销,分为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它对西南的解放和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永载史册。

心中最重人民事

在今天长江之滨的佛图关下,车辆穿梭如织,修整一新的公路和沿途商铺已洗去了旧日岁月的痕迹。从公路往崖壁上看,茂密的枝叶间隐隐透出几个阴刻大字——“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解放初期,重庆接管工作顺利结束后,西南局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发出这个伟大号召。

1949年重庆解放后,在党中央和西南局的直接领导下,仅仅用了50多天,就完成了对这个满目疮痍、破败凋敝的城市的接管。

1950年1月23日至29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西南局在会上发出号召,“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1951年12月,这个号召被刻在了佛图关的崖壁上,以取代原有蒋介石题字“复兴关”。

“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充分体现了进城之初,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以人民利益为重,紧紧抓住生产建设这一中心任务的执政理念。在这一奋斗目标指引下,在西南局的领导下,重庆市委、市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工商业、整顿财政金融、稳定物价、修建铁路……使重庆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其中,邓贺联手打“两白(大米和棉纱)”之战,便是一段广为人知的佳话。

1950年春节前后,由于投机商在背后囤积居奇,加上国民党特务从中捣乱,重庆、成都物价涨风突起,大有扰乱西南市场的趋势。为了尽快平抑物价,给不法投机商一点“颜色”,2月,贺龙与邓小平经过周密策划,分别在成渝两地打响了著名的“两白战争”。

在重庆的“大米战争”中,面对大阳沟农贸市场囤积平价粮、又哄抬米价、再高价出售的投机分子,邓小平深知:“牛已过河了,如再拉牛尾巴是回不来的;只有牵牛鼻子,牛才会跟你走。”于是,他从川东、川南暗运大量粮食到重庆。不知玄妙的米贩子为了牟取更大的暴利,仍继续抢购粮食囤积。哪知十天后,邓小平一声令下,全市粮店按平价出售大米,并充分供应。米贩子们恍然大悟,急呼“上了共产党的当”。

在成都同时进行的“棉纱战争”中,贺龙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他与邓小平密切配合,从重庆暗运棉纱,最终挤垮了棉纱大王,让他们赔尽老本,不得不宣布破产。群众拍手称快,成渝两地物价很快稳定下来。

“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这11个大字,记述了那段艰难但意义深远的历史。佛图雄关依旧,浩瀚长江依旧。“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已经深深地铭刻在重庆人民心中,它的故事历久弥新。

贺龙为第一场足球赛开球

在重庆市大田湾体育场路口,一组褚红色的群雕引人注目:贺龙左手拿着烟斗,右手夹着草帽,在几位英姿飒爽的运动员簇拥下,举目远眺……

1951年进军大西南不久,担任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看到全市没有一处可开展体育运动的正规场所,便组织动员干部、群众在大田湾荒地上,辟山填沟,平整地基,修建了大田湾广场,为重庆人民打开了体育运动的大门。

5月4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体育检阅大会在大田湾广场举行,工会、农民协会、部队、公安、机关、学联和中专以上学校共约20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球类比赛及集体表演项目。

1952年5月4日,西南区第一届人民体育检阅大会在大田湾广场隆重开幕,贺龙任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这次运动会规模大、人数多,堪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体育盛会。当有关单位请贺龙题词时,他慨然应允,第二天就派人送来了“开展人民的体育运动,为祖国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服务”的题词。

开幕式上,贺龙发表讲话后大步进入运动场,亲自为西南军区对重庆市的足球表演赛开球。运动会期间,他经常到会观看比赛,还把当时正在重庆开会的西南各省、市党政军负责同志请到赛场参观,反复向他们宣传开展体育运动的意义,指示他们要把体育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随着重庆群众体育运动的蓬勃开展,贺龙又提议修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和体育馆。1953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投资200亿(旧币)在重庆市两路口建成全国第一个能容纳4500名观众的乙级大型体育馆。体育馆占地1.8万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馆外牌楼彩画,墙面用石英砖镶嵌;馆内装饰典雅,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正中有长37米、宽21米的楠木嵌花地板球场,可开展各种球类及体操、武术等竞技活动。

1954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又投资200亿(旧币),重庆市人民政府投资100亿(旧币),准备在大田湾广场的基础上修建一座甲级大型体育场。重庆市体育场于1955年动工,1956年竣工,占地近10万平方米,场内建有标准田径场和草坪足球场,场外建有泥地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和训练房等,四周绿化区占地23467平方米,可容纳4.5万观众。

重庆市体育场和体育馆是新中国最早建成的现代化体育设施之一,里面凝结着贺龙的智慧和心血。从提议修建,到审查设计方案,以及解决施工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贺龙都亲自过问,并作出重要指示。他曾对设计方案中的大屋顶结构提出批评,指出:“大屋顶费工、费料、增大开支,造成铺张浪费。建筑应该从经济实用、坚固大方出发,反对华而不实,崇洋复古。”为此,设计师重新修改了方案。

在紧张施工过程中,贺龙数次亲临工地,视察工程进展情况,要求切实保证质量。他对细节问题也不放过,如对体育场的看台是否方便群众,对近5万观众进出场地是否拥挤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要求多设通道,做到观众在五六分钟内就能全部退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完善体育场和体育馆的功能,市政府先后投资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在体育场安装了灯光工程、玻璃钢座板、彩色电子显示屏;在体育馆安装了中央空调、电子记分装置以及休息室、更衣室等配套设施;并在其周围安放了露天的大众健身器材。大田湾地段由于体育场、馆集中,又地处中心地带,交通方便,而成为重庆人民平时休闲运动和举行盛大文体活动的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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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中凝结的记忆

2021-03-14 09:00:00 来源:

文| 田姝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为主要领导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进驻重庆,带领西南人民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为西南地区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重庆留下了他们领导西南建设的光辉业绩,也留下了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

确定三位首长的排名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36号的市委大院,曾是西南局所在地,属于原国民党时期的“大溪别墅”区。

1949年11月,西南局在二野进军大西南至湖南常德时正式成立,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重庆解放后,随着二野领导机关及人员进驻重庆,西南局也入驻办公。当时,刘邓贺三位首长住在西南局机关所在地市委大院。

1950年1月15日,刘邓首长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西藏的指示,在西南局驻地4号楼接见了二野第18军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及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方针和部署。

交谈中,刘伯承语重心长地说,解放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边防,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事业,希望你们勇敢地担负起来。

邓小平特别强调,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特殊,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军事与政治相比,政治更重要,要军事政治协同解决。从历史上看,凡对西藏单靠用兵的,都没有解决问题。而解决者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团结达赖、班禅等上层人士。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同时还必须解决补给问题,解决公路问题。

正是在这种 “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正确思想指导下,西藏和平解放最终得以实现。

1950年的秋天,越南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华大使黄文欢从北京回国述职,途经重庆,住在春森路西南局招待所,他提出想会见主政西南的最高领导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刚好外出开会去了,是西南局接待处一位姓郑的处长接的电话。

由于缺乏外事方面的经验,郑处长想,机关的车都出去了,西南局招待所到西南局机关也不过十来分钟的路程,就回话说:“邓政委很快就回来,你们走过来行吗?”不一会儿,邓小平坐着吉普车回来了。郑处长马上汇报了情况,邓小平一听,神情严肃起来,他既是批评,也带开导地说:“同志,黄文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驻华大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按外交惯例,我们需到机场迎接或到招待所看他。你叫人家自己走路来,真是不懂规矩,乱弹琴。快,坐我的车,再带一个警卫班,在路上去接人家。”在西南局的会客室里,黄文欢和邓小平相见了,两人促膝长谈。

刘邓贺在工作上密切配合,在生活中彼此关心,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邓小平曾经风趣地说:“我们是个大家庭。”

1950年6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会上研究到刘邓贺三位首长的排名问题时,刘伯承说:小平同志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理所当然应该排第一。邓小平却说:伯承同志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应该排第一。说完,他机敏地征求贺龙的意见,贺龙点了点头,表示赞同。邓小平果断地说:好,就这样决定!接着,他郑重地宣布:今后报纸公布首长排名次序是刘伯承、贺龙、邓小平、张际春。

刘邓贺三位首长坐镇重庆,放眼西南,领导政权建设,恢复生产,稳定秩序,进行土改,镇压反革命,为西南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1954年7月,中央决定撤销大行政区的建制,西南局于12月停止办公。

任务繁重而艰巨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党中央在全国各地实行大区一级的行政区划制度,并在各大行政区内设立军政委员会或人民政府,实施对各大区的行政领导。

1950年2月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宣告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原国民党政府办公楼(今渝中区人民路)。在热烈而庄重的成立仪式上,刘伯承主席,邓小平、贺龙、王维舟、熊克武、刘文辉、龙云等副主席,亲切地同委员们一一握手见面。

西南军政委员会是解放初期为实施军事管制、建立革命秩序而设立的地方政权机关,同时也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所辖区域为云南、贵州、西康三省,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行政区(省级),重庆直辖市及西藏。

这年盛夏的一天,在市政府办公室里,北碚区委的一名干部正在给陈锡联市长和曹荻秋副市长汇报一件关系北碚区几万人生命安全的大事。原来,北碚长江上游水利工程处职工宿舍内存放着五千斤黄色炸药,时值炎热夏天,如果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必须马上采取紧急措施搬走。但是北碚没有这个条件,水利部也没有这个技术力量解决,于是北碚区委书记王公杰连夜派人到市里请示。

很快,市政府的报告就转给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由于当时只有部队工程兵才有安全搬撤炸药的技术,所以刘伯承当即批示:“请令12军商同水利部搬到安全地区。”陈锡联批示:“以军管会名义写一封信给北碚军管分会及12军首长,请他们协同即将炸药搬至安全区,此信转去,上面有刘伯承主席批示,请公杰同志及永银(萧永银,时任12军军长)同志协商解决。”

不久,12军派人到北碚把炸药搬走了,避免了重大事故的发生。长江上游水利工程处的职工和北碚人民对此非常满意,称颂共产党为人民、为职工办了好事,安全有了保障。

西南局时期,以刘伯承为主席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人民政府各项方针政策,领导西南地区完成了城市接管、征粮剿匪、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一系列运动,迅速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进行各种社会改革,恢复城乡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为西南地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为有计划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1953年1月,根据中央政府要求,西南军政委员会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等九人为副主席,驻地仍在重庆,管辖区域不变。

1954年11月,为适应国家的计划经济建设,进一步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西南行政委员会正式宣布撤销。

“什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年2月,西南军区在重庆正式成立。军区机关以第二野战军机关为基础,同率领第18兵团入川的西北军区机关一部合并组成,贺龙任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

第二野战军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刘邓大军,他们战功赫赫,威震神州,而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他们历来非常重视党风军纪,对干部的要求更是严格,早在进城之初就强调要以李自成为鉴,要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不料进城不久,担任城防卫戍任务的12军某师,经不住社会上对部队的喝彩捧场而放弃原则,接受了群众送的慰问品,并且违反中央停止扩军的命令,在重庆招收了部分青年入伍。

刘邓首长得知后,十分生气,决定找该师政委谈话。当师政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来时,邓小平目光严肃地看着他,指着他胸前佩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一词一字地讲: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人民”,什么是“解放”,什么是“军”。邓小平停了停,看了看师政委的表情,又严厉地说,你是师政委,党纪军纪你又不是不晓得,你们这样做,把党和人民的利益丢到哪里去了?要知道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权靠什么取信于民,靠的是我们的实际行动,靠的是我们纪律严明。像你们这样败坏纪律,就要把胸章上“人民解放”四个字勾掉,和旧军队没有两样。一席话说得师政委惭愧地低下头,主动请求组织处分。

抗美援朝时期,西南军区担负着保证朝鲜战场常规武器、炸药供给的任务。当时重庆各兵工企业夜以继日地生产枪支弹药,这给保管、储存带来了诸多压力。为此,军区后勤部奉命建造一批弹药库房。

负责库房建筑工程的是西南新华营造厂的总经理王瑞昌,施工负责人为宋敬亭。48座山洞库房于1950年底动工,历时一年竣工,用于储存武器弹药。但是,1952年朝鲜前线志愿军总部向中央军委报告,由重庆供给前线的枪支生锈,子弹在射击时瞎火,初步查明为保管不慎所致。

军区司令员贺龙接到军委严加追查事故原因的指令,亲自带领调查组对48座军械库房一一检查,发现山洞库房水泥剥落,洞壁渗水,库房湿度大大超标。贺龙气愤地批评后勤部的领导:“这样的库房怎么能保管枪炮,等于帮美帝国主义的忙,可恶,实在太可恶了!”他当场下令要层层追查责任。

检查完库房后,贺龙来到后勤部某司令部,看到两幢建筑华丽的新办公楼,再一追问,原来竟是承包商“送”给某司令部的“礼物”。贺龙听后非常生气:“就是这两幢楼迷住了你们的眼睛,好坏不分,是非不分。”他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刚进城,别忘了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皮带的日子。这大楼,我给取个名字叫‘华尔街’大楼,同志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后来在“三反”“五反”运动过程中,通过内查外调,认定奸商王瑞昌和宋敬亭是破坏国防建设、行贿领导干部、大肆盗窃国家财产的罪犯。1952年6月,西南军区军事法庭在重庆民航局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对主犯王、宋处以死刑,对与此案有关的18名军内外犯人处以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

进城一年多,干部队伍中逐渐滋生的骄傲自满、享乐腐化、道德败坏、脱离群众的思想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男女关系上,到处闹“婚姻改组”。主持西南工作的领导都察觉到这一状况。1952年,在西南军区小礼堂召开的地师级干部会上,邓小平尖锐地谈到了“改组”现象。他严厉地指出:有个市委九个委员有七个闹离婚,12军直属干部队闹得最凶。这些人以“婚姻自由”为借口,无视党纪国法,不顾家庭妻儿的幸福,使用威胁欺骗手段以达到自己卑劣的目的,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国民党散布说,“共产党进城要不了几年,就会‘红的进,黑的出’”。看吧,眼前有些人不是已经变质了吗?此风不刹,后患无穷。

邓小平的讲话不胫而走,由此党风军纪也得到了整顿和好转。广大党员干部、军队战士又重新振作起来,全力投入到大西南的建设中。

1955年西南军区撤销,分为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它对西南的解放和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永载史册。

心中最重人民事

在今天长江之滨的佛图关下,车辆穿梭如织,修整一新的公路和沿途商铺已洗去了旧日岁月的痕迹。从公路往崖壁上看,茂密的枝叶间隐隐透出几个阴刻大字——“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解放初期,重庆接管工作顺利结束后,西南局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发出这个伟大号召。

1949年重庆解放后,在党中央和西南局的直接领导下,仅仅用了50多天,就完成了对这个满目疮痍、破败凋敝的城市的接管。

1950年1月23日至29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西南局在会上发出号召,“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1951年12月,这个号召被刻在了佛图关的崖壁上,以取代原有蒋介石题字“复兴关”。

“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充分体现了进城之初,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以人民利益为重,紧紧抓住生产建设这一中心任务的执政理念。在这一奋斗目标指引下,在西南局的领导下,重庆市委、市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工商业、整顿财政金融、稳定物价、修建铁路……使重庆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其中,邓贺联手打“两白(大米和棉纱)”之战,便是一段广为人知的佳话。

1950年春节前后,由于投机商在背后囤积居奇,加上国民党特务从中捣乱,重庆、成都物价涨风突起,大有扰乱西南市场的趋势。为了尽快平抑物价,给不法投机商一点“颜色”,2月,贺龙与邓小平经过周密策划,分别在成渝两地打响了著名的“两白战争”。

在重庆的“大米战争”中,面对大阳沟农贸市场囤积平价粮、又哄抬米价、再高价出售的投机分子,邓小平深知:“牛已过河了,如再拉牛尾巴是回不来的;只有牵牛鼻子,牛才会跟你走。”于是,他从川东、川南暗运大量粮食到重庆。不知玄妙的米贩子为了牟取更大的暴利,仍继续抢购粮食囤积。哪知十天后,邓小平一声令下,全市粮店按平价出售大米,并充分供应。米贩子们恍然大悟,急呼“上了共产党的当”。

在成都同时进行的“棉纱战争”中,贺龙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他与邓小平密切配合,从重庆暗运棉纱,最终挤垮了棉纱大王,让他们赔尽老本,不得不宣布破产。群众拍手称快,成渝两地物价很快稳定下来。

“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这11个大字,记述了那段艰难但意义深远的历史。佛图雄关依旧,浩瀚长江依旧。“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已经深深地铭刻在重庆人民心中,它的故事历久弥新。

贺龙为第一场足球赛开球

在重庆市大田湾体育场路口,一组褚红色的群雕引人注目:贺龙左手拿着烟斗,右手夹着草帽,在几位英姿飒爽的运动员簇拥下,举目远眺……

1951年进军大西南不久,担任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看到全市没有一处可开展体育运动的正规场所,便组织动员干部、群众在大田湾荒地上,辟山填沟,平整地基,修建了大田湾广场,为重庆人民打开了体育运动的大门。

5月4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体育检阅大会在大田湾广场举行,工会、农民协会、部队、公安、机关、学联和中专以上学校共约20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球类比赛及集体表演项目。

1952年5月4日,西南区第一届人民体育检阅大会在大田湾广场隆重开幕,贺龙任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这次运动会规模大、人数多,堪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体育盛会。当有关单位请贺龙题词时,他慨然应允,第二天就派人送来了“开展人民的体育运动,为祖国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服务”的题词。

开幕式上,贺龙发表讲话后大步进入运动场,亲自为西南军区对重庆市的足球表演赛开球。运动会期间,他经常到会观看比赛,还把当时正在重庆开会的西南各省、市党政军负责同志请到赛场参观,反复向他们宣传开展体育运动的意义,指示他们要把体育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随着重庆群众体育运动的蓬勃开展,贺龙又提议修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和体育馆。1953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投资200亿(旧币)在重庆市两路口建成全国第一个能容纳4500名观众的乙级大型体育馆。体育馆占地1.8万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馆外牌楼彩画,墙面用石英砖镶嵌;馆内装饰典雅,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正中有长37米、宽21米的楠木嵌花地板球场,可开展各种球类及体操、武术等竞技活动。

1954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又投资200亿(旧币),重庆市人民政府投资100亿(旧币),准备在大田湾广场的基础上修建一座甲级大型体育场。重庆市体育场于1955年动工,1956年竣工,占地近10万平方米,场内建有标准田径场和草坪足球场,场外建有泥地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和训练房等,四周绿化区占地23467平方米,可容纳4.5万观众。

重庆市体育场和体育馆是新中国最早建成的现代化体育设施之一,里面凝结着贺龙的智慧和心血。从提议修建,到审查设计方案,以及解决施工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贺龙都亲自过问,并作出重要指示。他曾对设计方案中的大屋顶结构提出批评,指出:“大屋顶费工、费料、增大开支,造成铺张浪费。建筑应该从经济实用、坚固大方出发,反对华而不实,崇洋复古。”为此,设计师重新修改了方案。

在紧张施工过程中,贺龙数次亲临工地,视察工程进展情况,要求切实保证质量。他对细节问题也不放过,如对体育场的看台是否方便群众,对近5万观众进出场地是否拥挤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要求多设通道,做到观众在五六分钟内就能全部退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完善体育场和体育馆的功能,市政府先后投资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在体育场安装了灯光工程、玻璃钢座板、彩色电子显示屏;在体育馆安装了中央空调、电子记分装置以及休息室、更衣室等配套设施;并在其周围安放了露天的大众健身器材。大田湾地段由于体育场、馆集中,又地处中心地带,交通方便,而成为重庆人民平时休闲运动和举行盛大文体活动的重要场所。

[责任编辑: 熊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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