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颖

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破坏城市、炸毁工厂，妄图使重庆成为“一个烂摊子”。针对敌人的破坏活动，中共川东特委按照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组织领导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城市保卫战，使多数兵工厂、电厂和水厂得到保护，并迎来胜利的曙光。

针锋相对，发动群众进行护厂斗争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挺进大西南，直逼重庆。蒋介石从台湾发出“固守重庆”的指令：“即使重庆失守，也要全城爆破，给共军留下一个烂摊子。”为此，国民党特务机关制定了“破坏、屠杀、潜伏、游击”等阴谋计划。

11月14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重庆市区嘉陵新村6号召开军警特务头子会议，部署“大破坏”行动，成立“重庆破厂办事处”（又称“破厂指挥部”）。破坏对象包括10个地区的兵工厂、发电厂、军械总库、广播电台及机场等17个单位。同时，从台湾空运爆破专家杜长城及“东南技术总队”来渝，实施爆破计划，预计使用黄色炸药200-300吨。

11月22日，毛人凤又召集有关负责人开会，确定具体破坏目标500余处，委派掩护部队指挥官和各厂破坏指挥官，安排炸药搬运事宜。这个破坏计划经蒋介石批准“照办”，给予破坏费用17.91万元（含银圆券和银圆）。28日，毛人凤下令各厂安装炸药。29日，蒋介石（半个月前自台北飞临重庆）在市郊山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30日晚撤出重庆，并立即进行破坏。

敌人的险恶用心，中共中央和各级党组织早有预判。同年3月，上海局对川东特委作出指示：大西南的解放为期不远，党的地下工作方针，要从农村转变到“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上来；根据其他大城市的经验，敌人在溃逃前夕必将尽其所能，实行屠杀、破坏，给我们留下烂摊子，我们要护厂、护校，营救狱中战友。川东特委负责人刘兆丰于7月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上海局指示，对开展全市护厂、护校斗争和营救狱中同志作了周密部署。

按照“七月会议”安排，刘兆丰和蒋仁风对重庆上层进步人士开展了统战工作。他们通过“思想上同情党，与党组织有所接触”的高允斌等联系，先后与重庆市参议会议长范众渠、重庆市商会会长蔡鹤年、重庆市参议会秘书长柯尧放等人见面。经过商议，由他们出面组成重庆市“迎接解放筹备小组”。蒋仁风对小组作出具体指示：要以商会和参议会的名义广泛联络工商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保护工商企业，尤其是电厂、水厂；维持社会治安，防止敌特破坏抢劫；在解放军进城时做到水电不停，交通畅通，社会秩序不乱。

同时，川东特委负责工运的卢光特与刘兆丰具体部署了全市工运系统的护厂斗争。成立了全市工运系统“护厂领导小组”，由王尧弼、刘家彝、黄友尚三人组成。领导小组提出“工厂、机器是我们的饭碗，丢了就挨饿”“工厂是我们的家，保住工厂就是保住命根子”等口号，组织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在企业广泛宣传，发动职工团结起来，共同护厂。

勇敢机智，奋力保护电力设备

重庆市电力公司是全市最大的公用电力企业，下辖大溪沟电厂、鹅公岩电厂、弹子石电厂和江北、南岸、沙坪坝的供电办事处，担负主城及郊区的电力供应。它们一旦被破坏，全市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和社会生活将陷入瘫痪。

为保护电厂不受破坏，中共川东特委通过蔡鹤年，给重庆市电力公司总经理傅友周做工作，取得对方支持。傅友周于1949年11月23日、24日相继召开公司各级部门主管人员会议和职工代表会议，研究护厂措施。决定软硬兼施：筹款，收买军警特务，避免炸厂；筹枪，成立护厂队，武装保护电厂。

电力公司组建了公司总部和3个电厂共4个护厂队，枪支除原厂警队20支外，傅友周向电力公司名誉董事长潘文华商借步枪、机枪60支，分配给大溪沟电厂50支，弹子石电厂、鹅公岩电厂和公司总部各10支。各护厂队组建后，加紧训练，日夜巡逻。各厂周围架设电网，加固围墙厂门。护厂人员由各厂抽调，所需费用公司出一部分，各厂筹集一部分，主要向员工借用，事后由公司归还。公司还给护厂队员最多的大溪沟电厂下拨20石大米。

大溪沟电厂地处市区，许多工人曾在工人夜校中受过革命教育，尤其是经过南方局领导的“胡世合事件”抗暴民主运动的锻炼后，觉悟大为提高。加之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随时面临失业和饥饿的威胁，工人们深知电厂就是衣食父母。得知军警特务要搞破坏，他们义愤填膺，纷纷加入护厂队。

11月29日下午4点多钟，国民党政府警察六分局局长鲜善于带领交警队60余人，带着炸药乘车来到大溪沟电厂对面的平康茶馆旁。安插在电力公司的国民党特务、总务科长张庸之对傅友周进行威逼，要傅率领工人退出厂外，将电厂交给交警队接管，却被拒绝。随后，鲜善于进入厂区，威胁傅友周说：“如果你还不率领工人退出电厂，我们就要打进来！限你半点钟内答复。”

傅友周与大家商议对策，修配技师杨如坤建议：立即停止发电，造成厂内一片漆黑，即使敌人进厂也难辨方向，弄不清我们和机器设备所在，便于防守；利用厂房是钢筋水泥建筑可以抵御轻武器袭击的有利条件，如大门守不住，护厂队可退进厂房，把守门窗和周围要道，从厂门到厂房层层设防，以逸待劳；利用天黑和厂房设备管网众多的特点，布置迷魂阵，威吓、迷惑敌人，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商定措施后，大家立即行动。军警见厂里半天没有动静，便纠集扑来，大叫开门，双方对峙了一阵。张庸之等趁护厂队员不备，打开大门，军警特务一拥而入。护厂队员迅速退进厂房，在房顶和晒台架设机枪对准院中军警。各车间也加强警戒，不许军警进入，更不准放任何东西。护厂队员在厂区来回走动，借天黑难辨，制造人数众多的假象。同时，电厂事务科连钟毓等人摆上几桌酒席，假装“慰劳”，并告诫：“车间到处有电，很危险，你们不要乱走！”军警见到处都有武装工人，加上天色已黑，生怕触电，不敢乱窜。酒席摆上后，他们就大吃大喝起来。

军警赖着不走，傅友周唯恐生变，便给蔡鹤年打电话。蔡立即赶到电厂，与带队的军官交涉：“电厂向全市人民供电，破坏了损失太大，你们都是重庆人，不要做对不起父老乡亲的事！”并说：“我认识你们长官，这件事由我去给他们讲，你们不要担心！”“这里有600多块银圆，让弟兄们拿去作茶水钱。”一番口舌后，军警才撤到厂外。

晚上10点多钟，人民解放军进入市郊，密集的炮火震撼山城。军警见状仓皇逃命，大溪沟电厂得到保护。

凌晨1点多钟，嘉陵江对面21兵工厂的炸药库突然爆炸，巨大的冲击波震塌了电厂的木质冷却水塔，震坏了锅炉的给水泵。电停了，但锅炉余火仍在燃烧，气压很高，随时会因缺水而爆炸。厂务主任欧阳鉴立即安排工人调节汽轮机，并派杨如坤修复给水泵，避免了爆炸的危险。

鹅公岩电厂地处21兵工厂分厂相邻的两个山洞内，为兵工厂供电。11月26日，军警以“护厂”为名，强行在厂内驻扎一个连，将厂区包围起来，职工进出都要检查，形势严峻。在厂务主任孙新传回厂传达护厂紧急会议的要求后，工人们积极响应，踊跃参加护厂队，日夜保护洞内设备。

11月29日晚，一支国民党军警带着炸药冲进电厂，缴了站岗工人唐义和、陈树安的枪，押着他们来到锅炉车间。一个军官用枪指着唐义和问：“这个机器重要吗？是不是发电机？”唐义和明白，这些军警不懂电，没有找到厂里最重要的汽轮发电机车间。他指着庞大的锅炉哄骗说：“这个最重要。”军官威胁说：“你骗我，这是烧火的炉子，能发电吗？你说假话，我毙了你。”唐义和回答：“厂里就是用这些机器发电，我没说假话。”军警信以为真，在锅炉车间安放炸药后，仓皇逃命。

唐义和、陈树安想到车间还有工人，立即跑向洞口大叫：“炸药要炸了，快跑出来！”话音刚落，锅炉车间发生爆炸，坚守生产岗位的卢树清、彭子清、高元成、蒲兴国、李小丰、彭桂林六名工人牺牲，一台锅炉被炸毁。但电厂最复杂、最难修复的关键设备——汽轮机、发电机组，躲过一劫。

地处长江南岸的弹子石电厂，事先按照重庆电力公司的布署，加固厂门和围墙，架设电网。全厂青壮工人组成的护厂队，用公司拨给的10支步枪和铁棒、火钎武装起来，日夜站岗防守，使装有两台1000千瓦机组的电厂得以完整保存。

在中共川东特委的领导下，在护厂人员英勇机智的斗争下，重庆电力公司所属3个电厂的发电设备及供电设备，大都得到保护，使城市生产、生活有充足的电力供应。

临危不惧，拆除厂内爆破炸药

重庆是国民党政府重要兵工生产基地，兵工企业成为敌人破坏的重点，斗争最激烈。

地处市郊大渡口的29兵工厂，主要生产钢铁和武器配件，是大型兵工厂之一。该厂副工程师、中共党员刘家彝是中共川东特委工运系统“护厂领导小组”成员。他按照指示，多方工作，厂方成立了由全厂各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应变委员会”，全厂各所（分厂）成立了护厂队。

29厂一所的发电厂装设有两台1500千瓦的发电机组，担负全厂兵工生产和生活用电的供应。发电厂负责人、副工程师简国治及时组建了护厂队，划分防护区域，日夜巡逻。

工人们的护厂行动引起了厂里特务的恐慌。火砖部工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胥良，因积极发动工人护厂，于1949年11月26日深夜被秘捕，28日晨被特务杀害，成为该厂护厂斗争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

1949年11月28日下午，国民党政府派驻大渡口爆破指挥官陈海初等人进厂，向厂长王怀琛宣布训令，要求全厂立即停产，所有员工一律回家 ；解散工人护厂队，撤出厂房，由重庆卫戍司令部派人保护工厂。

29日上午，员工们被迫离厂，仅有一所的发电厂和供水车间值班人员被允许留下。下午4点，一队武装军人进入一所，强令停止水、电生产，并将值班人员简国治、古传贤等10多人押送出厂。在停止发电机组时，简国治示意操作工人，按操作规程正常停机，不要强迫停机而损坏机组，以备将来恢复生产。这时，两只登陆艇运来技术爆破队及“TNT”黄色炸药，强拉百余工人将炸药运进厂内。当晚，10余吨炸药被安装在一所发电厂的发电机组、二所的炼铁炉及炼钢炉。由于人民解放军抵近南岸，军警来不及引爆，四散而逃。

30日凌晨3点，有人在公路上高喊：“国民党军队跑了，没人站岗了！”工人们闻声入厂。简国治等看到多处堆放炸药，立即指挥工人搬运。大家排成长龙，争分夺秒地将一箱箱炸药传送到离厂房较远的空地。简国治等则在炸药堆里寻找引爆器。

刘家彝得知后，也赶到现场。见炸药才运走三分之一，引爆器仍未找到，即指示增派人员，加快搬运进度。简国治叫人去打电话，谁知那人刚走到总机室门口，忽听一声巨响，炸药引爆了。厂房以及两部 1500千瓦发电机组被炸毁，抢运炸药的简国治、刘家彝、黎勋文、古传贤、曹仲良、应文宇、田玉清、任安炳、陈建铭、董定盛、柳传、张金山、王昌、张国梁、罗万忠、吕治平、王吉之，不幸牺牲。

地处江北的21兵工厂，共有11个所（分厂），职工一万多人，具有20多种武器弹药的生产能力，是军警特务破坏的重点目标。该厂中共党员较多，组织了由青年工人和技校学生组成的工人自卫队，日夜巡逻。

11月29日早晨6点，国民党军警一个营和爆破队包围了21兵工厂。他们趁当天工厂休假，把厂里值班的少量职工、自卫队员和厂警卫队赶出工厂，全厂戒严；封锁嘉陵江面，扼守交通要道。军警特务将炸药运进工厂，安装在步枪所、机器所、工具所、发电所和刘家台弹药库，形势十分危急。

中共党员赖宗瑜立即召开由全体党员和进步群众参加的会议，研究措施，采取行动。经厂长余濯之批准，从库房领取步枪50支，加上修枪所的枪支，组织武装护厂队，保护工厂；派党员到周边观察，了解敌人动向，研究对策；为确保安全，组织住在厂区周围的群众疏散；大力争取敌特反正。广大职工也行动起来，坚守岗位，保护工厂。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涌现了不少英雄模范，如万东康、吴坤山等。

在21兵工厂职工的英勇斗争下，国民党军警运来的2000多箱炸药，只有600多箱被引爆，其余都被清除、缴押，工厂的大部分厂房、设备被保护下来。

继承遗志，建设人民的新重庆

重庆解放后，电力和兵工企业的护厂斗争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称赞和表彰。各工厂企业沉痛悼念护厂烈士，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积极建设人民的新重庆。

西南军政委员会有关部门在大溪沟电厂召开庆功会，隆重表彰护厂队员的英勇行为。重庆市电力公司召开护厂斗争庆功会，给各单位护厂有功人员颁发“护厂有功”奖章和奖金。

1949年12月24日，公司召开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在“中美合作所”英勇牺牲的刘德惠、何敬平、周显涛、刘祖春四名电力英烈，以及在鹅公岩电厂护厂斗争中殉难的卢树清、彭子清、高元成、蒲兴国、李小丰、彭桂林。

追悼大会出刊《追悼特刊》，热情讴歌烈士们“前仆后继，为人类献身”的崇高革命精神，教育公司职工“革命大业成功不易，新的中国创造维艰”，激励职工“奋发图强，努力建设新中国”。

29兵工厂召开了护厂烈士追悼大会，各所（分厂）和部门职工代表、家属代表及驻厂解放军代表参加，沉痛悼念简国治、刘家彝等护厂烈士。 挽联挂满墙壁，花圈摆满会场内外，“不顾粉身碎骨为了护厂……”无不表达了对烈士的衷心爱戴和沉痛悼念。未能参加追悼会的职工，也自发前去灵堂悼念。

21兵工厂英勇拆除敌人的破坏炸药，保护大部分兵工生产设备的爱国行为，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表彰。在护厂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吴坤山，被选为厂工会首任主席、人民代表和首届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第一次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接见。

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召开全市烈士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在渣滓洞、白公馆被特务秘密杀害的杨虎城将军、英勇牺牲的283名革命烈士和在护厂斗争中殉难的25名护厂烈士。简国治烈士的夫人程其峰在会上悲痛致词：“工人阶级在蒋匪炸毁工厂时，为了抢救新中国的资产而殉难，他们死得其所，死而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