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鋕写给五姐的书信被收录在《临刑寄语——巴渝革命烈士书信选》中。

“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这是红岩烈士刘国鋕在重庆解放前夕，奔赴刑场之际，朗诵于白公馆的《就义诗》。这是一位共产党人的呐喊。

1939年，在刘国鋕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写给五姐刘国蕙的信中，他号召五姐脱离封建社会的禁锢，去做一个高尚的人。

这封家书体现了他的人生追求和初心。如今，这封家书被收录在重庆图书馆仅存一本的《临刑寄语——巴渝革命烈士书信选》中。

一封家书 道出人生追求和初心

刘国鋕写给五姐的这封信，写于1939年的鲁迅逝世纪念日。那一年，他高中毕业后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

当时，刘家有几十口人，遍及工、商、学各界，在四川有权有势。

不过，刘国鋕是受到进步文化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在信中建议自己的姐姐多读书、看报，关注外面的世界、投入新的生活，鼓励五姐思想进步、从关注家庭延伸到社会。

这封家书里，刘国鋕号召他五姐脱离已是烂疮的封建社会的禁锢，去做一个高尚的人，用一己之力投入到社会改革中去，做有意义的事。

刘国鋕在信中说：“我们要得到完全的幸福，只有让新的产生，让旧的死亡。”

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光煦认为，这首诗表现出刘国鋕等具有革命理想的进步青年对新社会、新希望的执着追求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刘国鋕还在信中说：“因为旧社会的身躯上，每一个‘家’差不多都是疮，不过有的已经溃脓，有的还在发炎，有的是杨梅，有的是疔疮。旧社会的整个身躯都要死亡，寻不出有希望的肉（家），有希望的肉（家），只存在健康的身躯里。”

徐光煦说，刘国鋕在信中毫不留情地痛斥当时病入膏肓、黑暗的、毫无希望的社会。这一方面是受到他的大家庭逐步走向衰亡的影响，同时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命运与肩负的历史使命。

正是有了这样的人生追求与初心，刘国鋕于1940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如果出卖组织 活着也没有意义

1942年，刘国鋕从昆明到重庆找党组织，被介绍给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刘光，从此他就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刘国鋕积极参加并组织青年抗日民主活动，成立“六一事件后援会”及共产党外围组织“六一社”，领导抗暴游行、营救“六一”大逮捕被捕师生。

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刘国鋕不幸被捕。

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欣喜若狂，他认为这个细皮嫩肉、文质彬彬的少爷，不可能是真共产党，只不过是青年人图个新鲜。

然而，在酷刑面前，刘国鋕没有屈服。他牙关紧咬，一言不发，敌人无法审讯，只得将他带上脚镣，投入监狱。

刘国鋕本有两次机会可以恢复自由。

刘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营救，并从香港请回刘国鋕的五哥刘国錤。在丰厚的利诱下，徐远举同意放人，但向刘国錤提出：刘国鋕必须在报纸上发表声明退出中共组织。

刘国鋕毫不犹豫地说：“不行。我死了，有共产党，我等于没有死；如果出卖组织，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二次，刘国錤送给徐远举一张空白支票，要多少钱让他自己填。

徐远举同意刘国鋕可以不声明退党，但要在刘国錤替他写的悔过书上签字。然而，刘国鋕仍十分坚定地表示：释放必须是无条件的。就这样，第二次营救也失败了。

1949年11月27日，刘国鋕在国民党特务的大屠杀中殉难，时年28岁。就义时，他怒斥特务：“你们有今天，我们有明天！”同时大声高呼：“社会主义一定胜利！革命一定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翔

人物档案：

刘国鋕，四川泸州人，1921年出生于当地名门望族，排行第七，是大家庭中备受娇宠的幺儿。1939年高中毕业后就读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40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是《红岩》小说中刘思扬的人物原型；他高吟《就义诗》在白公馆英勇就义，年仅28岁。

书信上的初心：

“我们要得到完全的幸福，只有让新的产生，让旧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