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我们迎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的战斗中，陆军军医大学作为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组成力量，派出三批医疗队（组）共379人的白衣战士“逆行”前往疫情最严重的湖北武汉。同时，重庆共派往支援湖北1636名医疗队员，高级职称的医生有188人，占了医生总数的38.13%。正是这些医护精英在前线的抗疫奋战，才有效助推了湖北阻击战的成功推进。

今天，我们一起把目光聚焦到这群援鄂战士身上，看看他们背后的故事。

毛青：医生不需要高光时刻

毛青是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感染病防控专家，有着30多年军龄。

在毛青负责的火神山综合科病区里，住满了60位患者，其中有一部分年龄甚至超过了80岁，都属于重症患者。老人们听力普遍都不好，毛青查房时只能凑到他们耳边，大声吼。到了下午，他的嗓子就成了沙哑的“摇滚音”。

从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的感染病科，到武汉金银谭医院的重症病房，再到火神山医院，疫情以来，毛青一直都在加速奔跑。

有人曾说，疫情中的武汉，正是传染病专家大展身手的高光时刻。但毛青却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高光，没有任何人愿意有传染病爆发，然后让我们有立功受奖的机会，没有这样的人，应该做好防控，而防控是全社会来做的事情。”

刘煜亮：战疫前线的逆行者与记录者

刘煜亮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也是重庆第一批援鄂医疗队轻症专家技术组组长。

在到达孝感的“小汤山”东南医院后，刘煜亮提出了队员管理制度、院感制度、医疗护理工作制度等，并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在物资尚未齐全的情况下率先进入隔离病房查房，多次深入孝感疫情最严重的汉川、大悟、孝昌等孝感市辖区县医院巡诊并开展培训。3月5日，刘煜亮与他的队友们再次主动请缨，转战重症病房，协助重庆援鄂指挥部开展各种调研工作并提出“重医方案”，为一线抗“疫”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从驰援孝感的第一天起，刘煜亮就开始写援鄂日记。他在2月19日的日记中曾经写道：“疫情来袭，每个人都不容易，我们医务工作者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爱心，患者们才更有信心战胜这场疫情。加油吧，曙光总会来的！”

刘景仑：“有困难，我先上！”

刘景仑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和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有着15年从业经验。面对所有的危险，他永远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

在进驻孝感市中心医院早期，面临医院邀请抢救1位危重患者的紧急求助，他不顾急诊ICU防护条件差、随时有暴露感染的危险，在保障最低程度安全的情况下进入病房，会诊指导治疗重庆援鄂医疗队接收的第一位患者，缓解了患者病情。

在疫情最关键的时刻，他带领重医附一院援鄂医疗队全体再次在请战书上签字，要到最危险、最艰苦的岗位上战斗——接管孝感市中心医院感染楼共计101名患者。“有困难，我先上”，这是刘景仑掷地有声的承诺，也是作为组长、作为医生最勇敢的担当。

刘华：十七年后，重披“战甲”

刘华是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副主任护师，她的工作主要是预防和控制医疗过程中的医护感染。

54岁的刘华是第一批志愿孝感医疗队中年纪最大的队员。17年前，她抗击在非典一线，17年后，即将退休的她毅然奔赴湖北孝感，进入抗击新冠肺炎的最前线。6点半起床，7点半之前到病区，18点左右下班，这是刘华每天的工作安排。她总是第一个守在隔离区门口，严格检查每一位进出隔离区医护人员隔离装备的穿脱。每天反反复复的叮嘱唠叨，给年轻的医护人员们带来“妈妈”一般的安心。

刘华说：“我都要退休了，我能够尽到我的职责，发挥我的专业特长，那我退休以后，再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历，我肯定也不会后悔。我如果没来的话，肯定会后悔。”

张鹏：与病毒近距离“过招”

张鹏是重庆市九龙坡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科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主动请缨，作为重庆市疾控系统第一批应急检测队员支援湖北荆门，主要负责实验室核酸检测、对疑似病例标本进行检测。

截至3月27日，累计检测新冠标本16549份，每日检测时间达14小时。核酸检测就是和病毒近距离“过招”，需慎之又慎，时刻面临感染风险，操作稍有不慎，极易导致样本飞溅，造成人体感染和环境污染。而这样危险的操作，张鹏一天最多的时候，可能要重复上千次。他将“重庆经验”带去了荆门，张鹏和队友的加入，极大地提高了标本检测效率，为疫情关键时期新冠肺炎的确诊打开了快速通道。

何亚明：为疫情扫雷的消杀老将

何亚明是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控制所现场应急处置科科长。在重庆市赴孝感对口支援队的812名队员中，何亚明是唯一消杀专家，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消杀老将。

到达孝感后，何亚明第一时间便开展现场调研与消毒技术指导，30多天走遍了孝感所有重点场所，提出的科学消毒、精准消毒的理念在孝感全市推广，逆风前行的他也成为了抗疫前线从不缺席的消杀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