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蜀·新成渝·文化谈③|凌承纬:见证四川重庆现代美术发展历史 跨越70年相辅相成
编者按:
巴山夜雨时,花重锦官城。重庆和成都这对长江上游的双子星,曾孕育出彼此相通又各自璀璨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从远古到现在,相遇相知相守,进而融合为“巴蜀文化”一脉相承。千百年来,成渝两地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互相交融、互相渗透,文化血脉生生不息。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巴山蜀水又将开启怎样的华彩画卷?即日起,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将推出《古巴蜀·新成渝·文化谈》系列访谈报道,邀请重庆知名专家和文化名人,追溯川渝两地的文化根源,瞻望新机遇下的文化共赢。
凌承纬。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记者 谢鹏飞 摄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6月8日6时讯(记者 董进 李华侨)“成渝两地美术历来就是一家。”著名美术史论家、四川美术学院中国抗战美术研究中心主任、重庆现当代美术研究所所长、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凌承纬对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特别四川、重庆美术历史的发展有很深的研究。他说,1997年成渝两地虽然在行政区域上划分开了,但两地在美术上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开!
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70年来,川渝美术发展史上出现过3次高峰:上世纪50年代的版画、60年代的雕塑、80年代的油画,四川、重庆美术在中国画坛上异军突起,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
2015年前,凌承纬出版的部分美术学著作。受访者供图
第一波高峰:上世纪50年代
代表形式:版画
代表作:《蒲公英》
第一次在国际重要展览获奖的中国版画来自四川
充满稚气的小女孩在田间席地而坐,对着手里的蒲公英轻轻地吹,几片花伞随风飘向远方……1959年,四川版画家吴凡的作品《蒲公英》在第七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国际艺展上获得银奖。随后,又在德国莱比锡市举行的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获金奖。这是中国版画首次在国际重要艺术展览中获最高奖。中国现代版画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2019年9月,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时代印痕·四川版画七十年》大型画册。“书名是‘四川版画’,当然也包括了重庆版画。”川渝两地多位艺术家、专家参与这部画册编撰,凌承纬担任画册编撰学术委员会主任。他说,书中收入的400多件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川渝两地具有影响和代表性的版画精品。这本学术性、艺术性很高的文献充分体现了川渝美术的不能分割性。
凌承纬说,70年来,四川版画坚持现实主义艺术精神诉求,可以追溯到中国抗战时期的抗战木刻运动。当时,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国木刻研究会总会都在重庆,成都设分会。以抗日救亡为主旨,贴近中国社会现实,呐喊出人民大众心声的中国新兴版画,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和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绵延数年不衰的抗日救亡艺术运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少言、牛文、林军、吕琳等一批来自晋绥解放区的版画家来到重庆,担任当时的西南美术工作者协会,即后来的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重庆分行和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的负责人。他们团结抗战时期活跃在大后方的版画家,从推动四川现代版画发展,创作出一批优秀版画作品着手,引领四川、重庆现代美术的前行。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成都的美术院校、系调到重庆,与重庆艺术院校合并,建立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就是后来的四川美术学院。凌承纬介绍,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以重庆为中心,四川版画艺术发生了质的飞跃。李焕民、宋广训、吴凡、徐匡、吴强年、江碧波,以及其加达瓦、阿鸽等一批从艺术院校毕业,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美术青年先后加入,使得四川版画家群体不但规模壮大,而且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升。此间,四川版画群体在全国还率先实施集体创作的方式,创造出了以《红岩》为代表的一系列组画形式的版画作品,影响全国。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四川的黑白木刻、黑龙江的套色木刻、江苏的水印木刻形成中国现代版画“三足鼎立”的局面。进入80年代,四川版画更以连续在第五届、第六届全国美展上摘金夺银的成就,把中国黑白木刻艺术推向历史的高峰。
上个世纪80年代,李少言(左)、牛文(中)与凌承纬在重庆化龙桥四川省美协驻地合影。受访者供图
第二波高峰:上世纪60年代
代表形式:雕塑
代表作:《收租院》
人民日报刊发文章 标题就叫“向四川雕塑学习”
被逼债的村姑、逃荒的老农和儿童、颐指气使的地主和管家……114个真人大小的人物组成的大型组雕《收租院》,展现了旧社会地主庄园收租时的情景。
继版画之后,上世纪60年代,四川雕塑异军突起,当时四川雕塑家的代表人物集中在四川美术学院,一批中年教师,包括郭琪祥、叶毓山、伍明万、龙德辉、王官乙、赵树同等。最有影响的作品就是《收租院》。
1965年,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王官乙与赵树同等带着5名学生来到成都大邑县,与当地的美工、县文化馆干部、民间艺人等组成创作队伍,集体创作了雕塑《收租院》。
凌承纬说,《收租院》借鉴西方超级写实主义艺术的手法,用造型艺术的形式作叙事性的表述,颇具表现力和感染力。不仅如此,作为标志性作品,《收租院》的意义还在于开创了中国现代雕塑群雕创造的先河。
1965年,《收租院》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与观众见面,首都媒体争相报道,一下子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成为当年中国美术界最重要的事情。《人民日报》曾以大篇幅刊载文章《向四川雕塑学习》。
凌承纬说,雕塑《收租院》无疑是重庆和四川艺术家的共同创造。
罗中立油画《父亲》。受访者供图
第三波高峰:上世纪80年代
代表形式:油画
代表作:《父亲》
重庆油画被推向中国现代油画艺术的顶峰
包着白头帕的老农,黝黑的脸庞上刀刻般的皱纹、粗糙的大手端着一碗茶水,注视着前方的眼神……这是罗中立画笔下的《父亲》。作品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不久的画坛上,这个纯朴农民的形象一下子感动了整个中国。与此同时,高小华、何多岑、程丛林等一批四川美院青年油画家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创作在全国性大展上先后获奖。四川油画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作为罗中立好友的美术史论家凌承纬,见证了油画《父亲》创作的全过程。
凌承纬说,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征稿消息发布后,罗中立曾一度陷入迷茫,不知道画什么。这时,他的老师的一句话提醒了他: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于是,罗中立回到了他曾生活了多年的川北大巴山。其实早在1965年,在四川美术学院附中读书的罗中立就曾来到这里,与山民邓开选老人一家和这里的乡亲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再次回到大山里,罗中立找到了他艺术创作的根脉和源泉。
1983年,罗中立在写给凌承纬的一封信中写到:当初我是只身一人,一个背包,几本书,来到这里,如今是老婆、孩子、家庭和很多亲戚,还有整个大巴山。像一个淘金者,我在这里找到了金子,找到了我的爱,找到了我艺术生命的源泉和归宿!”罗中立对大巴山和大巴山人深沉执着的情感和认知,成就了他的整个人生和画笔下的创造。
“作为重庆人的罗中立创作了油画《父亲》《春蚕》《故乡》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其源泉却是来自四川北部的大巴山中。如果说,是大巴山和大巴山人成就了《父亲》的话,我们就会认识到川渝两地许多优秀艺术家的创作正是立足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巴蜀大地。”凌承纬说,不仅是作品,包括罗中立、高小华、程丛林、何多苓、周春芽、庞茂琨以及他们的老师马一平等在内的一批优秀艺术家,都很难说其是属于重庆还是成都的。多年以来,他们活跃于成渝两地,成为推动两地文化艺术交流和油画艺术发展的领军人物,他们的作品和人生经历都有着明显的双城色彩。
凌承纬(左)与罗中立合影。受访者供图
即将到来的高峰:成渝双城经济圈孕育着又一个文化艺术的高光时刻
在凌承纬看来,川渝地区现代美术发展史上出现三次创作成就斐然的高峰。回首,每一个高峰出现都具有时代性的以下特点。其一,有一个数目不等的优秀艺术家为核心的团队,他们年龄相近,有相似的人生经历;其二,有一批紧贴时代前进的脚步,密切联系现实生活,反映人民大众意愿的作品;其三,历史进程中社会各方面的形势有利于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凌承纬说,纵观四川、重庆现代美术史发展,如果按照10年出现一个高峰的规律来看的话,继油画之后,成渝地区的中国画创作也应该迎来一个高峰,然而似乎没有,这让他有些遗憾。“兴许是时代变迁的特殊性使然吧!”他说,但令人高兴的是看到这些年来成渝两地中国画创作非常活跃,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艺术家和作品。只不过不像版画、雕塑、油画那样优秀作品集中涌现在全国重要美展上,很快在业内外产生影响。他相信,随着“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推动文化艺术发展的大好时机,会迎来巴蜀热土上中国画艺术的繁荣。
凌承纬表示,成渝两地的中国画风格不同是因为两地历史传承、文化氛围,地理条件,以及两地生活习性的差异等原因。总的说来,重庆的中国画更讲究气势、力度和构成,而成都的中国画则更讲究情致、书卷气和笔墨。两种不同风格艺术的对话和碰撞,或许能发生更好的效果。碰撞的前提则是两地的美术家保持更紧密的交往和联系。
成渝两地原本是一家,重庆直辖后,虽然在行政划上分开了,但在文化上一直保持着血脉相连的关系。近年来,两地通过举办展览等方式,加深合作与交流。
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新的时代机遇已经来到。凌承纬认为,借着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打造,重庆应该在推动美术事业上发力,相关部门应更加重视美术事业的建设,加大鼓励创作和艺术设施的投入。
“重庆在抗战时期积淀并传承下来的美术历史资源,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古今中外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一部内容非常丰富、形态非常特殊的艺术史,但就发生在我们重庆。”,凌承纬呼吁,在重庆建立一个抗战美术博物馆。通过建设美术馆、博物馆,举办展览,出版文献等方式,弘扬抗战精神,传承抗战文化,在前辈大师书写的历史恢弘上,创造出更多具有中国气概、民族精神、时代气息和巴蜀气韵的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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