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区”里寻庙堂

△前往庙堂乡原址的路上。 记者 李文科 摄

山，数不清的山。

抵达三峡库区腹心巫山县后，车子就在不停翻山，一座连一座，延绵不绝。难怪巫山自称“九山半水半分田”。

问路去庙堂，好几个老乡劝记者：“不要进去，全是悬崖路很危险。”两坪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则摆摆手：“那是无人区，有野兽！”

庙堂在中国古文里寓指“朝廷”。但这里的庙堂，曾是“重庆最穷的乡”。它距巫山县城165公里，山陡沟狭、土地瘠薄，野兽长年和农民争田地。

谢过老乡提醒，记者一行走上了去往庙堂的悬崖路。

△通往庙堂乡原址的路。记者 李文科 摄

△通往庙堂乡原址途中航拍。记者 李文科 摄

一条蜿蜒的山路缠绕在悬崖绝壁间。1999年，庙堂乡以几条人命的代价，在悬崖上“抠”出这条2米多宽的路，起初这条路完全没护栏，车子坠崖后，这里的人不会问“死了多少人”，都只问“车上有多少人”。

“慢点！慢点！”几个记者一再提醒司机。左侧是陡峭的石壁，右边是深不见底的峡谷，有段路完全没护栏，朝下望一望，吓得人“肝儿颤”。

颠簸约2个小时后，一个醒目的路牌出现：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啥？消失的庙堂乡，就藏身五里坡深处？

走进昔日的庙堂，满目苍翠欲滴，原始森林深处传来一阵阵风吹树叶的沙沙声。这里已鲜有人迹，树皮上依稀可见动物的爪齿痕，抬头有警示牌：黑熊出没区。

这样的深山老林咋生活？记者寻访到一批曾经的庙堂人。

    丈夫含泪锯断妻子左腿

△吴祖香的半截左腿永远留在了庙堂。记者 李文科 摄

一个悲怆的故事，震撼人心。

1991年，原庙堂乡新园村村民吴祖香的左脚被毒蛇咬伤，丈夫杨元忠含着泪，哆哆嗦嗦地锯断了妻子的半截烂腿。

“没得麻药，我男人就用一尺来长的钢锯条给我锯的。”61岁的吴祖香坐在院子里，用手比划着钢锯条的长度。“没得路，没得法把我抬出山啊！我人发高烧昏过去哒，赤脚医生说不锯腿就没得命咯。”

1999年之前，庙堂乡路不通车，看病难不止吴祖香。

“妇女难产眼看人就不行了，送不出去，你说好着急！”刘广明曾是庙堂的赤脚医生，他回忆起过去直言心寒。

“我小时候没吃过白米饭，更没看过电视。”

1986年出生的杨真说出这番话，让几个年龄相仿的记者大为吃惊。他解释，庙堂乡的旱地只能种出洋芋、苞谷、红薯“三大坨”，山高路远，从外面背一袋米回来太难了。

“野猪、黑熊、毒蛇，这些都经常见。”

原庙堂乡天桥村的李维文回忆，他父母曾尝试种天麻、养蜂蜜，结果天麻被野猪拱完了，三桶蜂蜜让黑熊吃个精光。

即使悬崖路通车后，乡亲们的生活依旧苦。

74岁的李守林曾做过数年的乡村邮递员，他每天揣着十几个洋芋上路，背篓里装着报纸，步行往返于外界和庙堂之间。“当我看到外头的人都吃白米饭、看电视、骑摩托车，心里羡慕啊！但悬崖路太危险，好东西都运不到庙堂的嘛。”

深山老林留不住教师，全乡就一个小学，孩子们读中学要走五六十公里山路去临近乡镇。

35岁的杨晓燕哭着回忆，曾经去上小学，单程就要爬2个小时的山，天不亮就起床。后来读初中，从家到学校50多公里山路要走整整10个小时。“我都走哭过，太苦了。”

    整乡搬迁“第一个吃螃蟹”

“庙堂本身就不适宜人居住。”

原巫山县扶贫办主任朱钦万一言道破。

庙堂82平方公里，岩石占八成，石头缝里的旱地不到两成，还大多都是斜坡地。乡里曾摸底各家祖上的情况，判断庙堂有人居住的历史不超百年。最初到庙堂的人，有躲避战乱的，也有来逃荒的。

朱钦万曾陪同多位上级官员到庙堂调研，有人到庙堂后当场就哭了，有人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嘴里念叨着：“大人住草棚、吃洋芋，刚出生的娃娃睡在箩筐里，下面垫着杂草，看着太心酸了。”

老百姓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

巫山县决定，对庙堂实施整乡生态扶贫搬迁，当时这在中国尚无先例。

巫山县来回扒拉算盘珠子，算出三笔账——

第一笔是发展成本帐，庙堂经济水平要想达到巫山县平均水平，需投入资金1.5亿元，仅通乡公路一项就需6000万元，而实施整乡搬迁，政府只需投入2000多万元。

第二笔是社会民生帐，庙堂乡农民除了种粮、养猪，再无其他赚钱路，不搬咋能彻底拔穷根？

第三笔是生态效益帐，庙堂身处自然保护区五里坡，农户世代“刀耕火种”和砍割森林烧柴，长此以往势必威胁生态。

△2008年11月，庙堂乡村民搬迁现场。通讯员 卢先庆 摄

2008年，627户、2308个庙堂人搬出大山。他们怀着对“老人看病容易，娃娃上学容易”的渴望，怀着对电灯、电视、摩托车的期盼，怀着对故土的不舍，更怀着对未来的迷茫和不确定，个个心头五味杂陈。

搬迁后，有人选择到集中安置点，有人选择插花式安置。巫山县还煞费苦心地为他们“拼盘”出人均0.5亩的“菜园地”。

2009年，庙堂乡撤销行政建制。

    庙堂人后悔搬晚了

搬迁十多年后，庙堂人过得可好？

找到锯断腿的吴祖香时，夕阳照进大昌镇一个农家小院里。她和儿媳正在看孙子、孙女写作业。“我一个字都认不到，但就喜欢看我孙儿写。”她爽朗的笑声回荡在院子里。

“肯定是搬出来好，那没得二话说！”吴祖香一边使唤孙子给记者倒茶，一边笑呵呵聊家常：“我儿在庙堂根本讨不到媳妇，他搬出来才结婚，你看我两个孙儿好乖。”

△儿媳指导孩子写作业，吴祖香在一旁乐呵呵看。记者 李文科 摄

△吴祖香和孙子孙女合影。记者 李文科 摄

儿子外出打工后，她逢人就夸赞儿媳贤惠能干，一边种田，一边照顾她和两个孩子。吴祖香唯一懊恼的，就是自己不能走路，没办法帮儿媳分担家务。她拍着断腿嘟囔：“要是早点从庙堂搬出来噻，我的腿也不会丢。”

——庙堂人，后悔自己搬出来晚了。

那个小时候没吃过白米饭的杨真，如今和家人合伙，在巫山县城开了一家牦牛主题火锅店，牦牛肉从青海航运到巫山，1000斤肉有时三四天就卖光了。“以前过年都吃不上米，现在顿顿都有肉。”

——庙堂人，再也不愁一碗白米饭。

在两坪乡仙桥村集中安置点，15户庙堂人家围在一个大院子里其乐融融，逢年过节还会举办篝火晚会。刘广明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应聘到深圳上班；陈贵田见到记者就“炫耀”自家女儿考上了重庆交通大学；李岗芝的女儿正在备战高考……“我们15户人家供出了好几个大学生，搬迁真是搬好了后辈人！”

——庙堂人，再也不愁娃娃上学难。

△74岁的李守林笑谈幸福新生活。记者 李文科 摄

74岁的李守林和老伴搬到平河乡燕子村后，从庙堂带来的煤油灯再也没派上用场。家里电灯、电视、冰箱、洗衣机一应俱全。“我吃穿用啥都不缺，看病还有国家医保给报销，这跟庙堂简直是天上地下啊！”

——庙堂人，再也不羡慕大山外的好日子。

68岁的廖远明在大昌镇修建起一幢宽阔气派的三层楼房，几个门面对外出租，三个儿子有两个在外打工，一个留在家做乡村医生。乡镇干部每次见他都竖起拇指夸：“你们一家人能干，搬迁户比原住户的日子都红火。”

△李斌（左一）在自己的汽修厂。记者 李文科 摄

30岁的李斌从小在庙堂压根没见过汽车，如今却成为一家汽修厂的老板。36岁的李维文，靠着父辈在庙堂种植中药材的手艺，在平河乡等地种植了几百亩中药材，成为巫山县排得上号的药材商……

——庙堂人，再也不愁致富无门。

“搬出来好不好？”记者挨家挨户问。得到的回答大致相同：以前没有眼光，早晓得日子能这样过，何必还在庙堂苦熬那么多年。

巫山县宣传部部长黄勇在跟随记者采访途中不禁多次感叹：曾经的庙堂人拼命想过好日子，却愁于找不到路。搬出大山后，他们凭借着勤奋踏实的奋斗，终于圆梦了！

    一切还给大自然

△庙堂原址，奇峰突兀、云遮雾绕。巫山县委宣传部供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庙堂人搬走后，5个村的82平方公里土地全部还给大自然。

曾经“刀耕火种”留下的裸露岩石、贫瘠土地，历经多年修复，现已绿树成荫。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森林面积达到20万亩，比之前整整增加一倍。

黑熊、野猪再也不用跟农民争地盘。许多“隐居”于此的珍稀动物也一个个现身。保护区里的远红外摄像头，拍摄到斑羚、林麝、金丝猴、白冠长尾雉等珍稀野生动物。

△五里坡的金丝猴。巫山县委宣传部供图

2021年7月，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神农架边界微调的方式，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这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无人区”，第一次站在世界舞台上。

听说记者去过庙堂原址，几个搬出来的人问：“你见到庙堂那株油杉树了吗？”

这株油杉树，树龄上千年，高28.6米，四五个人才能合抱。庙堂曾有许多传说，有人说这株古树上的叶子能治病，有人说古树有灵气能庇佑乡民。逢年过节，零星有村民回到庙堂，专程来看望这株寄托乡愁的古树。

庙堂乡消失后，庙堂人富了，大自然绿了，中国扶贫史上第一次整乡生态扶贫搬迁宣告成功了……

这株古树见证了一切。

△庙堂乡的油杉树。记者 李文科 摄